圣书译介与白话文体的先声

一向具有“历史癖”的胡适，在其《白话文学史》中试图为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探寻一个可靠而深远的历史渊源。可陪，他的《白话文学史》只写了半部，做到了宋代就从此搁笔，关于明清一代的论述，后人已无缘领略。但从他1922年3月为《申报》50周年纪念刊写作的长文《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观之，胡适对1870年代以来的中国文学变迁有个大致描述——严复、林纾的翻译，梁启超的“新文体”，章士钊欧化色彩的政论文以及北方的评话小说和南方的讽刺小说。

现代白话文体与现代文化形态

语言不仅仅代表语言本身,还是文化的存在,因此语言的更新不仅是语言本身的转换,也是文化观念和心理的转换。从“五四”白话文运动肇始,文言文的存在状态和古典文化形态变得模糊而暧昧,白话文所开创的现代文化显示了其特有的现代性特征。本文以“五四”语言革命为个案来探讨现代白话文体与现代文化形态的关系,考察作为独立语言系统的现代白话如何促成现代文化与古典文化的分野以及精神文化的现代化。

现代白话文体与“人”的现代性追求

"五四"新文学运动既是文体形式革命与思想革命相连的艺术革命,也是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和美学原则的革命,白话文写作者与接受者的审美意识的现代转化构成了"五四"白话文体追求现代性的重要视点。伴随着现代语言系统的建立,新文学的秩序也逐渐建立起来了。用白话文更加适合于表现现代生活,同时也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整个民族的思维、言说方式。因此,"五四"白话文运动成为中国文化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起点。

近代白话文体的商业化与消费性

从清末开始,白话书报不断增多、传播渐广,这与近代社会的商业化和消费性密不可分。随着机器印刷工业的迅猛发展,物美价廉的白话报刊、白话小说以及白话教科书在社会上流行开来,形成了一股文化经济潮流。

现代白话文体的身份认同

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 ,胡适的白话文学理论使得现代白话文体获得合法化身份成为可能。考察现代白话文体成为现代“文学之正宗”的途径 ,并以此探讨在“五四”历史语境下 。

关于现代白话文体的知识考据

在现代白话语言系统的生成过程中,传统白话与文言作为现代白话的构成因子,经历了回旋式上升,最终向现代白话转化。白话文体的现代性特征并不在于胡适等人争论不休的“白”,而是在于“化”。

胡适白话文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现代白话所代表的现代观念是传统中国迈向现代社会的重要指标,胡适在不同思想脉络缠绕的"五四"时期,以白话文理论构建了现代文学的理论话语,其理论恰好契合了"五四"时代对历史现代性的要求,不仅使得中国文学突破传统的窠臼,进入到现代语境中,并且参与了精神文化的现代化,促成了中国现代文化形态与古代文化形态的分野。因此,胡适的白话文理论在中国文化的现代转型中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

向毛泽东学写作

毛泽东是文章大家,可谓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他能熟练驾驭文言、白话文体,还能吟咏唱和、写诗填词,嬉笑怒骂皆成文章。他的诗词文章,是利器,是百万雄师,令同志、朋友赞叹,也让反对势力折服。共产党人的老朋友柳亚子称赞他:“才华信美多娇,看干古词人共折腰”“有雄文四卷,为民立极”。

创作实践对理论的提升——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

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来考察现代白话文理论与实践之间互补相生的关系。尽管胡适的语言观徘徊于语言工具论与现代语言论之间,其白话文理论水准并未达到现代语言论的高度,但语言工具论的种种局限性之所以对现代文学的发展并没有构成大的威胁,是因为创作实践走到理论前头。新文学所创造的白话新文体弥补了胡适理论的不足,这在相当程度上有助于理论话语的成熟与完善,从而将胡适的理论话语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中。

曹雪芹与《红楼梦》文体

《红楼梦》文体包括散文与韵文两部分,散文(即小说)是主导文体,韵文是辅助文体。曹雪芹选择白话小说这一俗文体,与宋代以来的俗文体作家遭遇及心态有共通性,但也有其特殊性,后者的作用更重要。由于叛逆性不彻底,曹雪芹既想“按头制帽”,又想“揣大家高唱”,导致自相矛盾,这点在诗上表现尤为突出。曹雪芹在《红楼梦》中运用白话的成就和运用韵文的矛盾,预示了白话文体的兴起和文体走向纯净化的趋势。

现代日语文体浅说

"文体"一词在日语中包括两个含义:一为文章的体裁,二为文章的格调.文章体裁大致分为"和文体"(纯日本式的文体)、"汉文体"(汉诗等古汉语式文体)以及口语体.或者简单地分为:"文语体"(文言文体)、"口语体"(白话文体).其中包括假名、汉字书写、铅字形态、标点符号等.文章的格调,专指作者独具的笔法.现代日语文体是以"口语体"(白话文体)构成的.本文仅从假名、汉字和词语的变迁、现代日语文体的基本形态两个问题入手,简略地介绍一下现代日语文体.

救国的味道:中国早期白话报的文脉

在晚清一系列戏剧性的变化中,有一个常常被人们所忽略的“细节”——即白话报的出现及其说国民的话、为国民说话的文化趣味。在大众化成为中国媒体发展主潮的今天,这依然是一个值得我们回味的细节。 早在19世纪30年代,外国传教士就在中国推行大众化办报风格,如当时美国传教士裨治文在广州创办的《中国丛报》,大量报道世俗新闻,采用通俗的白话文体写作。由于时代的错位,这一举动并未在中国邸报的“死水”里泛起“微澜”。

五四散文传统的当代传承

五四散文因为创世纪的自我的表现、情感抒发的权重与白话文体的创造,构建了全新的文体审美诗性。用鲁迅的话说,“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①。其原生、原创的资质,如“自我表现”的理念、人格隐逸的风致、娓娓絮语的叙事方式、主情御笔的语言追求等,被笔者视为五四散文的“原创诗质”。新时期文学提倡回归五四传统之后,久被遗忘的“原创诗质”被重新激活并在当代文学中得以传承。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与文化策略──20世纪中国文艺社会学进程研究

文学革命的社会目标是思想启蒙，文化策略是白话文体。“启蒙”具有强烈的政治性、社会功利性。“白话”既是一种文学方法，也是一种文学理念，具有鲜明的意识形态性。“科学”和“民主”，在“启蒙”和“白话”中得到了有力体现。文学革命是近代“小说界革命”的逻辑发展，服务子以“救亡图存”相号召的中国社会、文化的现代性进程。文艺社会学在２０世纪中国文艺理论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和主流形态，由此而得以确立。

典故的式微

传统意义上的典故运用在"五四"运动后遭遇严重挑战,之后便江河日下,再不见振起。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典故赖以存身的文言文体的崩溃,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白话文体的崛起与强力推行下的日渐成熟终于将典故逐出,白话文体的明白、清晰、准确、直接的内涵要求并不需要典故的密语寒暄似的委婉含蓄。再一个眼见的事实就是教育教学内容的重塑。古人因功名之动力重视传统经典的学习,就是蒙学教材亦是通过典故去了解事实的真象,包括著名之《三字经》、《千字文》、《蒙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等。于是典故作为特殊之语言构体嵌入心灵深处,运用也就自如,所谓得心应手、熟能生巧、融汇贯通也。而现行适应白话文体需求的教育教学内容因与传统经典割裂而致典故储备修养严重不足,所以就失去了典故运用的能力。

21世纪公文处理法规民主化的设想

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过去对民主宣传得不够,实行得不够,制度上有许多不完善,因此,继续努力发扬民主,是我们全党今后一个长时期的坚定不移的目标。”建国以来,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走过了一段艰难曲折的历程。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吸取十年浩劫的教训,提出应该发扬民主,加强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宪法》,在序言中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

胡适与民初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

胡适以多元化的话语体系促进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转型。他拒斥了承载着封建伦理的文言文体,建构了以白话语体为表征的文学符码。胡适的现代白话新诗割断了同古典诗歌的本质性关联。在戏剧领域,胡适革新了传统戏剧中的劣质文化因素,确立了戏剧直面现实生活的创作原则。胡适以其严密的理论建构诠释了传统文学现代化的转型路径。

品悟经典润心灵,读思结合情趣生——《猴王出世》说课

一、深研教材谈分析 人教版五年级下册第21课《猴王出世》是根据四大古典名著之一《西游记》第一回改编而成的。这篇课文主要讲了石猴出世和被群猴拜为猴王的故事。虽然是半白话文体，在语言习惯上与我们现在有很大不同，但课文蕴涵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和语文知识，文本背后隐藏着很多作者运用语言的技能技巧。不过，从语文教学这个角度来说，它最突出的特点是课文的人物形象鲜明，可思，可悟；语言精炼，韵律优美，可读，可品。

论佛经在我国的翻译与影响

一 佛经翻译的历史回顾佛教创立于公元前六世纪的古印度.到公元前三世纪,孔雀王朝阿育王弘扬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自此之后,西域地区的一些国家先后信奉佛教.《魏书·释老志》说,西汉武帝“及开西域,遣张骞使大夏.还,传其旁有身毒国,一名天竺,始闻有浮图之教,”张骞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无前122年)回国,佛教的传入最早应在他回国以后.

为了“民众”——新文化运动中的民粹思潮

新文化运动时期,民粹思潮兴起。具有民粹倾向的启蒙思想家倡导白话文体,主张平民文学,将创作的视角转向普通劳动者,对他们的辛苦劳作和艰难境遇给予关怀。中共早期知识群体在“劳工神圣”的理念下,对下层民众充满强烈的道德同情,号召在城市里读书的青年学生深入农村基层和工矿企业,加入劳工社团,和工农群众相结合。民粹思潮的兴起契合了20世纪中国社会革命与解放的宏大主题,但也出现了过于激进和浪漫、极端崇尚民众、无情否定知识分子等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