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文学抒情传统的当代出发——《我们夫妇之间》文学思想史意义新论

《我们夫妇之间》作为曾引发全国性关注,也遭到猛烈批判的小说,既承接着现代文学史上左翼文学、革命文学里“革命+恋爱”题材小说的遗风流韵,也开启了左翼文学从现代迈进当代的新抒情传统。《我们夫妇之间》叙述的无非是革命队伍里一对夫妇的情感风波、思想风波,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史,这种题材的小说众多。

发明传统与白话文学史的建构：以胡适与顾颉刚为中心

疑古思潮随着中国历代的民族危机而逐渐扩大,及至清末民初生死存亡之秋,终于汇聚成汹涌的激流。疑古思潮在“五四”时期的冲击无所不在,其力量亘古未见。胡适、顾颉刚以至于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相信,“‘传统’导致”是民族衰落的最主要原因之一,亦是阻碍国家进步的一大负累,故而由反传统进而疑古。此中,白话文与文言文的冲突以及关于“国故整理”的论争,揭示了胡适与顾颉刚的“发明传统”,而白话文的提出、白话文学史的建构、国故整理的思想,以及此中所蕴含的民族主义,均值得进一步的思省。

王梵志诗的文学史意义

不同于中国古典诗歌的抒情传统和叙事传统,王梵志诗的创作实践呈现出一种“前人没有注意的传统”。这种传统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取材选题、语言系统、描写技法、意象编联、体式韵律。从诗歌内部来看,它“零距离”地描摹、刻画唐代民间下层社会中的人与事,纤毫毕现地展现下层百姓的精神世界,还原了下层社会的语言系统。从文学史和学术史来看,它破坏了唐诗的普遍性和规约性,拓宽了诗歌史的书写空间,为唐代诗歌文献的整理研究打开了多重视野,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学术影响,对当下俗文学研究、佛教文学研究及文学史的重构与书写具有重要的启发和指导意义。

论现代文学“以文见史”写作传统的表征及其意义

“以文见史”是现代文学写作的一种初始状态,也是跨越百年自成格局的文学传统。较能体现此传统延续性、稳定性的元素是话语体系,在比喻性话语中交错出现隐喻、反讽、替换、转喻等话语范式,在非比喻性话语中则主要有显喻、直陈的话语形式。百年中国文学中的现实话语与历史话语相互激发,既借历史语义进行现实言说,又用现实言说来激活历史语义;历史、现实、未来始终处于同一个话语结构之中。对上述传统的认知可以促成文学史研究由创作方法、作家作品、思潮流派史向更根本性的“写作史”的转换。

文言话语霸权遮蔽下的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反思

一切历史都是话语权斗争和掌控的历史,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演变便清楚地体现着文言话语霸权对于白话话语的压抑。正是在这种影响下,诸如"白话诗派"、白话小说等中国古代白话文学呈现出畸形的发展样态。而从话语斗争的层面重新考察中国古代白话文学的发展,不仅能够解释清楚文学史上的众多谜团,更能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作出相应的反思,完善自身对于中国文化的认识。

论中国文学史抒情和叙事两大传统

中国文学史存在一条抒情传统,从古至今已得到较充分的阐论,且为海内外大多数研究者所认同。但中国文学史也存在着一条与之相对应的源远流长、内涵丰富的叙事传统,而且这两条传统乃是共生互补、相扶相益的关系,这一点似乎尚未引起足够重视,论证得也不充分。这对全面深入理解中国文学史的面貌、特征和本质,无疑非常不利。因此亟需建立文学史研究的叙事视角,并以此为贯穿线重审全部中国文学史。一种研究视角的建立必有其客观实在的条件,决非随心所欲所能奏功;而一个有价值的视角一旦建立,却能够反哺研究工作,使之打开新局面。试以叙事视角和叙事贯穿线观察中国文学史,就不但会收到扩大文学史资料库和研究范围之效,而且会对古老的中国文学本身获得许多新认识,从而使整个中国文学史研究前进一步。当然,对于文学史贯穿线,应该从多种视角去思考和作出概括,多种视角可以并存共荣,叙事视角也只是其中一个而已。

新文学的先声:中晚清诗“白话文言”与叙事传统

清代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开启了近代诗学的进程。这一新变,向前可追溯到袁枚,而在黄遵宪、梁启超等新派诗那里达到高潮,并影响到"五四"白话诗。从袁枚到黄遵宪,诗语新变由自觉而深化,既因他们具有反传统的新思想,也因叙事之助力。叙事传统立足现实和民间,在语言系统、思想和美学趣味上,天然接近新派诗。中晚清诗歌叙事勃兴,又使作诗不必依赖典籍,自有丰满、充实之内容,且新时代、新事物,也无典籍可凭依,遂使"我手写我口"成为可能和必须,这极大地促进了诗歌"白话文言"之新变。"五四"是"白话文言"演变的一个现实结果,但并不意味着就是新文学的终点。新文学、现代汉语新诗,仍是正在进行中的艺术探索。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替代言说”——传统形式的断流与缺位

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有一种独特的现象,即中国传统文学形式的主要文体诗词曲赋与章回体小说被排除在文学史视域之外,而主流文体则是从西方传统而来的小说散文与新诗。这种传统文学形式的"断流"就其本质而言即后现代批评中的"替代言说"现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新文学"与"旧文学"决裂后,传统文学的格律诗与章回体小说被认为是"旧形式"的延续而"不在场"。虽然部分文艺理论家与毛泽东等人都曾经提倡继承民族文学传统,但仍然未能使传统形式的创作真正进入"新文学史"的视域。正是这种传统形式的断裂使现代文学史成为持续接受西方新思潮与文体的宏大叙事,直至今日传统形式创作仍未能进入格局。新世纪文学史的书写不应再排斥传统文学形式如诗词曲赋戏剧和章回小说等,转型为全视域、体现源流通变关系的文学史。

新世纪的中国文学研究如何体现中国文化传统——从《中国历史文学史》说开去

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在当下既存在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边缘化、逐渐失去话语权力等危机。如何认识中国古典文学学科?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内涵及意义是什么?如何重建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学科的生存状态究竟如何?如何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文化传统?这些都是目前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界富于前瞻性眼光与忧患意识的学者们所经常讨论、思考的问题。本期邀约石昌渝、葛晓音、李炳海、毛庆、赵敏俐等先生就这些问题展开讨论,以期推动中国古典文学学科建设。

生长的经典与文学版图的重构——学科史意义上的胡适《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以进化论为基础,抓住语言工具的变革,将中国文学史的中心转移向"白话文学",由此在"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的思想启蒙意义上,将"民间"理想化为新的文学经典。然而,隐藏在"民间"话语背后复杂的现代性纠葛在中国文学的言文之分、雅俗之分、源泉之辨中,反而愈加呈现出胶着的面貌。突破现代文学、民间文学、通俗文学以及大众文化的学科界限,《白话文学史》在全媒体时代启迪我们的是:如何以更开放的眼光与胸襟寻找经典新的生长点?

“合目的的叙述”与“有意味的形式”——论胡适《白话文学史》之“双线文学观念”

胡适以"双线文学观念"建构起来的中国文学史,为文学史书写如何处理"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提供了一种范本、一种以意为之的"写法"。其中国文学史内蕴着与现实社会结构变革相对应的文本结构——贵族文学(文言文学)与平民文学(白话文学)对立的等级结构。他对文言文学的贬抑,对白话文学的揄扬,对"白话的王国"的发掘,归根到底是为建设"国语的文学"进而建立真正意义上的"民国"服务的,因而可以把他的文学史书写看作一种从属于民主国家建构的社会实践。

20世纪50—70年代香港新文学史书写的内地传统

当前学界更多从差异性的角度关注香港的新文学史撰写,忽略了其对内地新文学史撰写传统的借鉴。内地文学以情感为主,通过情感基调、文字艺术对作家作品进行评价的品评方式和传统史学"以人为中心"的撰史理念对香港新文学史的撰写形成较大影响。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为李辉英、曹聚仁等撰史者提供了理念、体例等层面借鉴的范本。作为教科书的文学史书写在规塑意识形态、激发民族认同、体现国家意志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香港的新文学史书写亦有相似性。尽管香港的新文学史书写在治史理念等方面与内地有所不同,但诸多共性的呈现展现出其受内地撰史传统影响较深。

对新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第八届茅盾文学奖的文学史意义

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广受大众关注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前七届。在8月20日到21日刚刚宣布结果的24小时里,媒体、微博热议的盛况使人恍然想起20世纪80年代中国文学最为鼎盛时的景象。这再次表明中国社会内部深藏的"文学情结"与"文学热情"。评奖结果大抵令人欣慰——持续关注与阅读当代文学作品的读者会了解,五部作品基本代表了四年来中国文学的水准。在笔者看来,相对而言,它也是茅盾文学奖评奖以来最令人满意的一次。

胡适与文学史学科──评《白话文学史》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在中西文化碰撞下，体认着科学的文学观念的学术著作，对我国文学史学科的初创，具有相对的示范意义。《白话文学史》的突出贡献，是以文体形式为线索，以历史发展的眼光审视中国文学，梳理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基本走势，影响了此后一系列文学史著作的编著；《白话文学史》的五大缺点，是学术研究与现实目的的冲突。这些，都应做出历史的公允评价。

中国传统白话小说之争与“五四”文学革命——以钱玄同、胡适为例

贺麟讲,“从旧的里面去发现新的,这就叫作推陈出新。必定要旧中之新,有历史有渊源的新,才是真正的新。”①“五四”知识分子关于中国传统白话小说的论争,便是在传统中发现新精神的尝试。本文以钱玄同、胡适为例进入此话题,呈现“五四”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复杂关联。

如何突破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明清传奇史·后记》

《明清传奇史》是一部断代的文体史，它展示传奇戏曲在明清两代由萌生到衰变的全过程，是传奇戏曲的一部完整的生命史．要超越前人的研究成果，必须突破本世纪以来文学史写作的三大传统：一是进化史观的绝对指导，二是作家作品的时间组合，三是价值判断的任意介入．

满纸荒唐言 岂废江河流——胡适《白话文学史》批判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是 2 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一部具有相当声誉的文学理论著作 ,对现当代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十分巨大的影响。然而 ,这本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还是在论证方法上 ,都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和逻辑错误。文中通过对该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内容体系和写作特点等问题的论述 ,剖析了胡适的“文学进化论”、“文学革命论”等观点的理论错误 ,进而提出了打破白话垄断、复兴文言创作的文学主张。

中国现代作家与传统文化——从鲁迅的一个文学史论断说起

本文以鲁迅的一个文学史论断为出发点,通过新文学作家对传统文化所持态度、新文学作家文学观念的变化以及新文学作家的创作实践等三个问题的阐述,指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外来文化的影响是新文学作家自觉追求的,而传统文化的影响则是自然形成的。而且,随着文学革命的不断深入和新文学作家的渐趋成熟,传统文化中的进步因素对作家的创作和新文学的发展,日益起到了不可忽略的、巨大的影响和推动作用。

“二希”文学传统在外国文学史教材中的模糊性书写

我国的外国文学史教材版本繁多,内容编写上各有所长,但长期以来有一个内容在编写中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即对欧美文学中"二希"文学传统的"一希"——古代希伯来文学的忽略,造成的影响是无法使教材使用者很好地建立起"二希"文学传统这一概念,而"二希"概念不清,就会影响对中世纪及其以后欧美文学的理解程度。针对这一现象,在古代罗马文学之后加入古代希伯来文学,或在早期基督教文学这一部分中植入古代希伯来文学的内容,不失为解决这一问题的较好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