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后期兵部的白银财政及与京师各部的财政关系

明代兵部也有财政职能,有独立收支。明初兵部便有皂隶、马差、驿传等财源,但在实物劳力财政体制下,各役按需设置,无法用货币统一度量,收入规模难以知晓。明中叶后,随着赋役折银走向定率、定额等,兵部逐渐有了大量白银收入。兵部的收入主要集中于武库司和车驾司,类项有皂隶银、马价银、柴炭银、筏夫银、驿传站银等。明后期,两京兵部白银收入规模约有902.74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约有888万两,南京兵部约有14.7442万两。解往两京兵部银库的白银共约157.1242万—188.3842万两,其中北京兵部贮藏约142.38万—173.64万两,南京兵部贮藏约14.7442万两。明后期,南京兵部建立总库对各司白银收入进行统一管理。但直至崇祯末,北京兵部仍未建立统一银库,四司各有收入,分别管理,较为混乱。兵部所藏白银主要用于军费、公费开支,但在开支时,兵部与户部、工部间存在着财权不清、财政挪用、互相推诿等问题。

明代上供物料制度运作与财政白银化的逻辑:以景德镇官窑烧造改革为例

明初景德镇官窑瓷器的烧造是朱元璋在儒家“均平”思想指导下设立的以国家对百姓人身控制为基础的物资征调体制的一部分。然而这套制度反而扩大了不均,并且在现实中运转不畅。为此官员们积极展开改革。在改革中,市场介入下的财政白银化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提升了资源的征调效率,同时将差役量化为货币价值,使“均平”可在更大范围内进行调整。然而,财政白银化只是资源征调制度改革的手段之一,而非目的:首先,市场在被引入资源征调的过程中始终处于指令需求之下;其次,市场交换的发达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始终是在“均平”的观念下展开的。景德镇官窑改革过程反映了传统中国的社会变化是一种建立在长期博弈、妥协与磨合基础上的路径依赖。

明代嘉万间盐课银收支与盐法体制变迁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盐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运司的盐课银收支为对象,分析明代盐法在嘉万间从开中法向纲盐法变革中缓慢而深刻的变迁过程。嘉靖、万历间,户部的盐课收入既有正盐银,也有余盐银,这说明"正盐纳粮输边,余盐纳银解部"的说法值得商榷。嘉万间,盐课银是户部银库最大宗收入,但并非明初以来制度规定的收入形态。其出现和拓展,表明盐法体制有着重大调整。这表现在:盐商中的边商向运司领取价银;州县代盐场缴纳灶课银;本来没有制度性盐利收入的皇帝,加入盐课银的分割行列。从国家白银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内商因为向户部银库缴纳了大量余盐银,比边商对财政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在开中法没落的情况下,户部将日益重视其和内商的关系,从而为万历末户部强制内商占窝的纲盐法改革埋下伏笔。

明末清初江南的棉布交易机制与银钱使用--以松江府为中心

明代中后期松江地区的土布业因秦晋北边的商人边官大量采购而兴盛,支撑如此巨额需求的乃是国家财政。清代则不然,康熙时期蓬勃发展的商业资本——棉布字号以商业运营的方式重新整合江南市场,它们吸纳国家需求,联系各个原料产地,同时掌握全国性贸易,棉布的发售中心也逐渐转移到苏州。在这一过程中,棉布大宗贸易始终以银结算,小民缴纳赋税也始终需要足色银,而民间通用的交易货币却发生了从铜钱到称量银的变化,看似国家财政与市场行为将更富联动性。然而,康熙年间将纳税用银与交易用银明令区分,实际上是国家色彩进一步从棉布交易中淡化、市场更加自由的体现。

明代中后期的宗禄折银与地方财政运作——以河南为中心的考察

明代宗禄在制度层面始终以实物为计算标准,而实际上,河南的宗禄自弘治年间已逐渐折银运作,低廉的米银比价减轻了地方的财政负担,禄米折银也使宗禄的财政来源突破了本色税粮的桎梏。河南各王府的供给状况存在明显差异,宗禄负担及其缺额主要集中于旧封王府。河南将宗禄纳入省级财政预算之中,通过地方财政收入的分配向宗禄倾斜,甚至分割中央坐派的起运钱粮及其附加费用,力图满足宗禄的日常开支。但是,由于万历中期以后财政支付能力逐渐降低,宗禄引起的财政困境呈现出逐渐恶化的趋势。另外,以粮石为基准的会计数额只能表面呈现宗禄不断线性增长的趋势,与分封地方以白银为基准的实际财政负担并不一致,河南宗禄年度开支在嘉靖末期达到峰值。

清初田赋科则中本色米复归的新解释——兼论明清赋役全书性质的转变

随着白银财政的展开,明末东南地区田赋征收中出现了以白银为标准的新科则,但清初又变回实物与白银并列的科则形式。这是否意味着白银在田赋征收中重要性的退却?通过剖析田赋管理运作中户部坐派、州县会计、编派、征收、解运、入仓交纳等6个环节,可以发现无论明末还是清初,都有部分田赋项目的坐派形态,也就是入仓形态规定是本色,但实际上州县官府都采取向百姓征银,交付里长或差役买本色送仓上纳的做法,田赋运作方式并未因王朝鼎革而改变。但由于记载田赋科则的文献——赋役全书的性质发生改变,即从明末地方官府的自我财政管理工具变成清初户部实现财政集权的手段,其记载重点从州县实征转向入仓入库,新科则从用于实征的税率变为册籍上的派征率,故有前述形式变化。这提示我们要正确理解明清财政文献中的名词和数字含义,要仔细辨析这些文献的生产机制及其在制度运作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