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书志》考辨三则

《百川书志》的部类分目参考了《宋史艺文志》等公私目录著述。其分目录书之标准主要是以所录书籍稗益圣教之强弱为主导,辅以"神怪"成分的多寡,本于所录书籍之性质及渊源而"各以类从"等多方面融合而成。高儒之"小说观"并非导向"小说"之本位意识,而是退让于《书志》所遵循之著录标准,与其"史观"紧密相联而淆乱不清。

探析高儒《百川书志》之创新

中国古代的目录学和版本学的发展,伴随着古代历史的不断更迭,见证着中国上千年的兴盛与繁荣、败落与涅槃。而明代的目录学和版本学在历史进程中的发展独树一帜,明代的藏书兴盛,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私人藏书家和目录学家,高儒便是其中之一,研究高儒和其代表作《百川书志》对我们探究明代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明代私家书目《百川书志》浅论

《百川书志》是明代著名的私家书目,对后世有较大影响。根据现有史料,揭示其丰富的编撰思想,论述其体例类目的创新之处,对其不够科学严谨之处进行详细中肯地分析,肯定其在中国古典目录书分类探索方面的价值和开拓精神。

试论《百川书志》在我国目录学史上的价值

本文是作者研究我国古典目录学新成果之一。内容是针对明高儒《百川书志》中的撰述、版本、聚书、著录、提要和分类等方面,加以系统、详明的阐述,接着说明其中的得失,并于最后给以恰如其份的地位和较高评价。

明代私家书目《百川书志》考析

文章根据现存史料,对明代私家书目代表作之一《百川书志》及其作者进行了全面的考析,肯定了该书目在中国古典目录学史上的地位:①开古典书目收录通俗小说、戏曲之作的先河;②在私家书目中率先对《隋书·经籍志》以来占统治地位的四部分类法进行较大幅度增改,反映了学术分类发展的客观要求.

《百川书志》成书与流传中的几个问题

就目前对《百川书志》的研究现状而言,多是对《百川书志》的内容体例、编撰思想、创新之处和其在目录学史上的地位进行叙述。有关其成书背景、书成之后流传面狭窄的因由因高儒家世史料的短缺或是寥寥几句或避而不谈。于此,借助较为详细的高儒家世史料来分析《百川书志》中的几个疑问。

浅论明代藏书家高儒和《百川书志》

明朝是我国目录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随着这一时期图书的大量刊刻,著录这些图书的官私书目也不断涌现。高儒所著的《百川书志》就是其中著名的私家书目,对后世影响重大。

略论《百川书志》编辑工作中的得失

《百川书志》的编辑出版是党重视我国古籍的流传和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今改为上海古籍出版社)贯彻执行党的出版事业方针政策的体现。该社对此志的编辑出版出了很大的气力,贏得社会上的好评。它的功绩,首先在于明确指出由于这志“著录了当时士大夫阶级以为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说。

高儒《百川书志》收书及其目录分类思想初探

明代是私人藏书蓬勃发展的时期,由于收书之易大大超过前代。因此很多藏书家都编订有自己的藏书目录,这些藏书目录,对于我们今天的学术研究是有一定价值的,而高儒《百川书志》就是其中一部。

高儒《百川书志》史部论略

《百川书志》为明代高儒所作的一部私人藏书目录,身为武将的他有着自己独特的目录学思想,其史部较以往目录学著作在分类和著录内容上也有很大差异。本文主要从《百川书志》的史部入手,通过论述其史部著录特点,以探求其在目录学乃至文献学史上的价值。

高儒生平家世与《百川书志》

《百川书志》是明代重要的私家书目,开书目著录小说、戏曲先河。此书作者高儒生平资料甚缺,而依据出土的高氏家族墓志,并参《武职选簿》,正可厘清高儒生平、家世,司礼太监高凤为高儒叔祖,锦衣卫指挥使高得林为高儒伯父,高氏一族在正德、嘉靖间地位显赫,因而得以收藏大量书籍,高儒在此基础上方能编成这部重要书目。

明高氏藏書之家與《百川書志》及房山十字寺

明代高儒所撰《百川書志》著録了涿州高氏三代藏書。高氏家族藏書始於大太監高鳳,經高榮至高儒兩代乃得大成。高榮和高儒在嘉靖十四年或略前捐資房山十字寺,以大功德主身份在寺內元碑上鐫名。高榮題名與元碑正文非同時所刻,不能據此認定十字寺元碑係明嘉靖時人重撰或僞造。

谫论周静轩

周静轩是中国小说史上的重要作家。关于他的研究,马隅卿、郑振铎、刘业修、柳存仁、马幼垣诸先生偶有涉及,惜均语焉不详。认真研究周静轩的生活时代及其小说创作,对于明文言小说及嘉万时期的历史小说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价值。因而将近日钩辑所得,撰成小文,俾有益于治小说史者,兼就教于同好。

论《玄怪录》的版本源流问题

《玄怪录》是唐代有名的政治家牛僧孺创作的一部志怪小说集,它是唐代较早产生的小说专集之一,有较高的文化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加之其作者几度为相,是“牛李党争”中牛党领袖,权震天下,因而文以人传,对唐代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前辈学者如鲁迅、冯沅君等都对它评价甚高。总之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尤其是唐代小说者不可不予重视的一部书。

略谈明代的官私书目

略谈明代的官私书目崔文印我国的雕版印刷，自唐、五代，复经宋元两朝的发展，到明代，已趋于鼎盛，古今图书被大量刊刻印行，而著录这些图书的书目，也必然随着各类图书的陡增，而呈现着繁荣景象。明代的书目正是如此，据统计，流传至今的明代公私书目，共有三十多种，这...

锐意穷搜 精心编纂(下)——略谈《小说旧闻钞》的编辑特色

(二) 精心编纂裨益读者《小说旧闻钞》收录的材料,原来是为讲授《中国小说史略》所集史料之一部分。如果只是为了备课查寻,案头翻检,形式完全可以不拘。单页摘录也可,卡片提要也行。现在为了裨助后学,“略酬同流”,决定要排印出版,那么,就不能不精心设计,讲究结构,使它编排有序、斐然成章。面对这十多万字的庞大材料,到底怎样着手呢?看来鲁迅着重注意了以下几个方两。制定体例合理编排清代以前的文人笔记,涉及各种小说史料时,很少注意分类。比如俞樾的《茶香室丛钞》

施耐庵热与《水浒传》作者

关于《水浒传》的成书时代,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元末明初;至于作者,则施耐庵说颇占优势。解放以来,作为大学文科教材影响较大的两部《中国文学史》(游国恩等编著、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著)都把《水浒传》作为明初文学来论述,并都把著作权归之于施耐庵一人。众所周知,由于缺乏确凿的材料,从明代中叶以来就众说纷纭的《水浒传》作者及其时代问题,至今并未得到解决。更由于《水浒传》的卓越成就与巨大影响,遂使这一问题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的一大悬案。关于作者,虽然一开始就是施耐庵与罗贯中两说并行。

《史记》对《三国志通俗演义》成书影响刍议

关于《三国志通俗演义》(以下简称《通俗演义》)的成书,古人说是“据正史,采小说,证文辞,通好尚”(高儒:《百川书志》)“考诸国史”“留心损益”(庸愚子:《三国志通俗演义序》)而成,鲁迅先生、郑振铎先生对此也都有过精辟的论述。近年来,又有许多专家学者分别就正史、话本、元杂剧诸方面对其成书的影响发表了很好的意见。如果把眼光再放宽一些,不难发现《史记》对《通俗演义》的成书也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