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论析“百花文学”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

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开启“苏联化”进程。苏联的内部改革及“解冻”思潮也波及中国思想界,1956年至1957年短暂出现的“百花文学”在思想与文学创作上都深受“解冻文学”影响。“百花文学”作家群体在回应时代要求的同时,选择性地接受与阐释苏联经验,从而对社会主义建设路径与知识分子主体重构等问题做出颇为独特的回答。那么,以苏联“解冻文学”为参照系,重新阅读“百花文学”相关小说文本,能够进一步探析“百花文学”在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历史语境中对“解冻文学”的接受与变异,及其介乎主流与非主流之间位置的缘由。

前苏联“解冻文学”对中国“百花文学”的影响

前苏联的“解冻文学”和中国的“百花文学”都属于“社会批判文学”。“解冻文学”在社会批判中阐发“人的尊严”,这一社会批判理论直接影响着“百花文学”的形成和发展。“百花文学”仿效“解冻文学”的创作路数、文艺评论思想和组织形式。由于不同的国内形势 ,“解冻文学”得以发展 ,而“百花文学”却被迫中断。

“百花文学”中情爱小说的政治想象图式及其艺术质素

20世纪50年代中期所出现的"百花情爱文学",从总体的创作主题上回应着建国初年知识分子精神改造的时代主潮,艺术表现上也符合于两大社会阵营、两大阶级力量对知识分子实施争夺的政治美学,从人物的精神发展的路向方面也暗合着迷途——救赎——重塑的革命文化逻辑。但通过文本细读,不难发现在看似整一的政治训诫模式下,这类小说呈现出结构形态的不对称、主题实现的不确定、环境渲染的阴郁化以及叙事语态的独特性等有别于同期小说的某种新质来。这种新的艺术质素组构的动力来源于这些创作者的年轻生命。他们对时代主题有着明显的年龄化、个人化、情爱化的理解,在对政治观念进行阐释时也更多地带有阶段性生活的情绪。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百花情爱小说"的种种艺术特征,不过是这些作家青春期症候的艺术展现而已。只不过恰逢了50年代中期文学规范的开禁,这些作品又涉猎了前期作家不敢逾越的情爱生活,故而才有了文学史的意义。

论20世纪50年代的爱情观——以“百花文学”的爱情叙事为中心

对"百花文学"的研究不能仅仅是文本解读,要回到50年代的历史场域,探寻"百花文学"爱情叙事中存在的矛盾与尴尬。"百花文学"表现的爱情观是50年代新中国爱情观念建构的一个重要部分。50年代的中国需要一种新的爱情观念,"百花文学"对社会主义爱情欲拒还迎的态度,注定了它尴尬的历史命运。在当今建构和谐文化的共识下,需要对历史进行必要的反思,进入作品和时代内部清理它们的复杂关系,拨开重重迷雾,廓清50年代的政治化的爱情观,重新认识"百花时代"的文学,也能对当今文坛提供一定的警示。

新世纪以来“百花文学”研究述评

"百花文学"在新世纪当代文学的研究中,是个既旧又新的研究领域。新世纪以来,此领域的研究,参与者颇众,成果颇丰。但"百花文学"中两类小说研究并不平衡,研究者对爱情小说的关注远超"干预生活"小说,"干预生活"小说研究成果的贫乏不能不说是一大欠缺。

“解冻文学”影响下的“百花文学”

本文对兴起时间和因果联系方面有对应关系的第一阶段的"解冻文学"和"百花文学"进行比较研究。"解冻文学"与"百花文学"在背景方面具有相似性,在文学思潮和艺术手法上有影响与被影响的关系,在具体文学作品的构思上有某些同构性和差异性。通过对这些同与异的考察,可以揭示"解冻文学"走向进一步繁荣而"百花文学"过早中断的原因。

“百花文学”的叙事学分析

本文对"百花文学"进行叙事学分析,意在呈现"百花文学"在情节设置、人物塑造方面的叙事特点,及其作为短篇小说的抒情特征。本文认为"百花文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偏离了十七年主流的叙事成规,但也在叙事层面体现出暴露社会阴暗面与歌颂美好光明的社会主义社会、表达个人情感与体现阶级情谊之间的叙述平衡,其在叙事层面所做的尝试和努力为我们进一步了解十七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提供了有益的视角。

试论“百花文学”情爱话语的双重修辞

在短暂的"百花"时期,由于创作环境的相对宽松,一批爱情题材小说得以出现。这些作品既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要为主流话语完成规训与惩罚的任务,又反映出作家们在有限的空间中无限的探索,并因此赋予作品生动的人性光彩和艺术价值。因此,"百花文学"的情爱话语,一方面有着与时代特征相谐的颂歌基调,另一方面又尽力在小说中取得中心地位,呈现出双重修辞的特征。

“百花文学”的突破与无奈

1956年到1957年,中国文坛上出现了“百花文学”,对当时“风格一律”的一体化文学创作规范进行了挑战,取得了重大的突破。但由于政治环境的不稳定,“百花文学”无论是在创作主题的拓展方面还是艺术形式的表现方面都存在着局限。

“百花文学”浅论

“百花文学”在一个特殊的时代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贡献了“新质”。这一独特的文学存在,不仅上承20世纪50年代以前中国文学的良好范式,而且开启了“新时期”文学的先河,具有积极影响。文章通过文本分析,从新英雄传奇、问题小说、家庭文学和讽刺文学四个维度考量“百花文学”的文学价值。

“百花文学”中婚爱题材小说的模式化写作

双百方针提出后,出现了一系列反映知识分子婚爱生活的小说,文艺评论者们一致给予高度的赞扬和肯定。近半个世纪之后,细读特定历史时期的作品,其中故事内容的雷同、爱情主题的“道德化”,都让我们感到有重新阐释的必要。

青春的力量与成长的烦恼——论“百花文学”中的成长叙事

"百花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的舞台上只作了短暂的表演,却为我们提供了窥视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内心世界的窗口。从成长叙事的角度解读"百花文学"中的代表作品,可以归纳出"青春的力量"和"成长的烦恼"两大主题,从而能够在文学史有关"百花文学"干预生活和写人情人性的定义之外去探求作家们的创作心理,去追寻那个特殊年代属于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记忆。

“百花文学”思潮中的“苏联”质素——以《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为中心

20世纪50年代"百花文学"思潮的出现深受"双百方针"和苏联"解冻文学"思潮的的影响。鉴于中苏当时的特殊政治联盟关系,文艺政策的执行与调整也多倾向于苏联,因而"百花文学"作品自然耦合了苏联"解冻文学"的写作模式,尤在当时"干预生活"的相关作品中表现明显。但因不同的国内形势,苏联的"解冻文学"繁荣发展,而国内的"百花文学"却在政治的强力下被迫中断。尽管"百花文学"思潮是短暂的,但毕竟显示了20世纪50年代中国文学生态的新变,与新时期文学也有着某种内在的关联。

“百花文学”: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疏离

崛起于上世纪50年代文坛的"百花文学",虽然前后仅有一年多的时间便宣告终结,但却成为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一个重要而独特的现象和存在。这股文学创作潮流,蕴含着对于当代中国现实政治的干预和批判、对于新社会人际关系的揭示、对于爱情的呼唤与追寻、对于人的生存困境的反思,这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消解与疏离。

“百花文学”中离婚叙事的政治化

"百花文学"出现了一些描写离婚叙事的"突破题材禁区"的作品:孙谦的《奇异的离婚故事》、丰村的《一个离婚案件》、秦兆阳的《归来》、邓友梅的《在悬崖上》、布文的《离婚》,但由于"百花文学"是处于"十七年文学"特殊时期,是"国家体制文学""共和国文学",是呈现"一体化"趋势的,因此这些作品必然会受到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通过文本分析并从婚姻的缔造与维持、知识分子与共产党员的对立关系、未离成的离婚叙事来探讨离婚叙事中的政治化以及将"儿女情、家务事"通过政治因素的干预,提升为"宏大叙事"的文本。

中国作家协会与“百花文学系列会议”

百花时期的文学政策与精神传达是通过一系列文学会议来完成的,包括在党的八大影响下召开的以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扩大)会议、第一届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大会、全国文学期刊编辑工作会议为主的系列局部性文学会议。这三次会议通过对不同受众群体的统合及有针对性的会议精神传达展现了1956一1957年间百花文学发生、发展、高潮的探索过程,系统呈现了中国作家协会这一组织机构通过文学会议的形式在“繁荣文学创作”的指导精神下转变文艺动向所做的努力。

“百花文学”中的情爱书写与文学史记忆

情爱书写是“百花文学”创作中一个重要类型,因勇于突破禁区,表达对私人情感充分尊重的探索性而为人瞩目。这些作品自问世之初便争议不断,且在很长时间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在新时期以“重放的鲜花”的方式重归公众视野,以其在一体化文学语境中的“探索”“突破”呈现的独特性,以及经过曲折的接受过程所蕴含的丰富的文化信息,进入了文学史的记忆之中。

个人独唱与“百花时代”的诗歌生态——以流沙河《草木篇》为中心

从艺术特质来看,《草木篇》实际上很难堪称杰作,却因其用意“寄言立身”的“个人独唱”与“百花时代(1956—1957年)”的诗歌生态发生了剧烈冲突,终至于罹难和沉没。这一文学事件的发生,隐含着当时文艺与政治密切关联的时代症候。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作为诗坛“革新”的尝试,《星星》诗刊创刊,并在推出《草木篇》等具有“革新”意味的系列作品后历经“改组”与“检查”。

1956—1957年文学语境中李凖的创作与思考

1956—1957年在当代文学史中被称为“百花文学”时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特殊时期,对当时还是青年作家的李凖而言,也是他创作的转折时期。李凖出于对早期创作思想性不够、没有创造出新人物的缺点,这一时间段在创作和思考中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这一时间段他的创作虽然数量较多,但诸多探索也没有解决他早期创作中的难题。最后他将解决问题的关键放在重新理解“深入生活”这一命题上。通过观察李凖这一时期的创作与思考,既能够作为理解李凖1950—1970年代创作难题的关键,也是从“文学日常”的角度重新看待1956—1957年“文学事件”的新切入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