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灵魂附体的言说:也论翻译之“夺胎换骨”

翻译应让原作在译入语中"投胎转世"。而欲得原作之胎,必须复活原作者的精神,让其灵魂附体于译文。在原作之骨的再造中,应坚持语言好客性原则,能直译则直译,若必须意译,则应尽量异化,并将源语表达形式适当引入目标语。译者应关注其"代人立言者"的角色,而不是与作者争地位。把翻译占有原作者精神灵魂的过程,变为译者与原作者灵魂同体合一的过程,使翻译成为灵魂附体的言说。

音乐·言说·音乐的言说

如果说语言可以是解释另一种符号系统的唯一系统,在用语言来解释音乐时,相对于语言的言说所具有的符号性与概念性,音乐具有抽象性与身体性特征,那么从音乐到音乐的言说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从音乐的语言——声音,与言说所使用的媒介——语言入手,从理论上考察音乐在被语言言说的过程中,抽象性与身体性如何融入或者转换到符号性与概念性之中,为媒介间性视野下来考察文学与音乐的关系厘清问题的一些层面。

语言的言说与人的言说——浅析海德格尔语言哲学与诗学

海德格尔的语言哲学是从此在的生存论意义上来理解语言。现身、领会、语言是构成此在的三要素,它们在生存论意义上相互勾连,诗的语言不同于日常语言,它是人类生存状态之展开,是对真理的暗示,这种暗示是通过审美性来实现的,突显了文学以审美的语言来本真地言说存在。

激情与祈祷——作为生命价值存在的诗的言说

本文从中西方经典文学作品的宏观比较视野探讨作为生命价值存在的诗的言说,意在追问原初意义的诗的本体论依据。认为:超越文化差异的原初的诗意精神是诗人的激情与诗人的祈祷。作为人的原初存在的生命欲望,在诗的世界中既呈现为浸透了诗人精神信念的诗的激情,也呈现为充盈着诗人生命激情的诗的祈祷。激情与祈祷是诗的最本然也是最高级的诗性品质,构成作为生命价值存在的诗的言说的基本内容。诗人在激情中生命敞开存在最幽深的领域,在祈祷中人能够倾听到最高远处"道"的言说,由此,诗人开拓人类精神存在的深广空间。

中华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华文文学研究——《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的文化解读

华文文学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和窗口,新时期以来备受国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但是华文文学中所蕴含的丰富中华文化内涵还有待研究者深入挖掘。袁勇麟教授的新作《华文文学的言说疆域》一书,正是基于学者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直面华文文学学科建设的危机意识,将目光放到更为深切、更为关键之处,思索当代华文文学史料学建设中存在的种种问题,将华文文学这扇面向世界的中华文化传播之窗朝前更推进一步。

当代马克思价值理论研究中的一种遭遇和遮蔽--基于海德格尔式的言说困境分析和理论比较

长期以来,对马克思价值理论的研究遭遇了一个类似海德格尔在存在主义哲学研究中的“海德格尔式的言说困境”。海德格尔通过“存在者”与“存在”的区别,把他的新哲学归结为是对“存在”的研究,而非传统的“存在者”。但是,他关于“存在”的研究,总是回到“存在者”的言说中来论述“存在”,这种回到“存在者”来论述“存在”的关联,产生了跳不出传统言说的束缚,并形成了言说方式上的困境,这里称之为“海德格尔式的言说困境”。当前,学界的价值学科研究总是延续自近代以来休谟的“事实”与“价值”对立的理论范式,力图通过价值定义的元理论创制来解释价值问题。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也是这种范式的移植,从而马克思价值理论被套上了传统语境的解释,其研究往往发生偏离唯物史观的现象并造成误读、误解。这是类似“海德格尔式的言说困境”,应当警惕和予以纠正。

苦难的言说与悲悯的情怀——余华小说创作论

余华小说创作的过程,也是其对人性和世界的感受,从冷酷到悲哀到充满人间温情的过程,并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解读着人性。余华用冷酷的语言述说着人们的苦难,用饱含深情的目光注视着苦难中的人们,用深邃的笔触直探苦难生存状态下的灵魂深处。从而发现了人性的至善至美,发现了爱的宽广,并呼唤着美好人性的回归。

真理的自我言说

真理是西方哲学的中心论题。福柯为我们指出了古希腊先哲们言说真理的模式,即直言。但是,这种模式面临着一定的困境,特别是怀疑主义对它的诘难。真理意味着没有遮蔽,它必然是自我同一的,那么,言说真理的合理模式应是真理的自我言说。米歇尔·亨利指出,生命就是真理。他试图为现代人提供一种真理的自我言说模式。与此同时,亨利的尝试引起了学界的讨论,讨论聚焦于法国现象学运动发展到现在是否发生了"神学转向"。为了更好地回应这一争论,笔者认为,有必要澄清亨利的尝试和这一争论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论证逻辑,进而探讨亨利展示生命/真理自我言说模式的逻辑。

“文学是什么”与“什么是文学”

"文学是什么"是在确立"某种东西是文学"的观念之后对文学所作的系统解说,但文学观念的确立受到时代与地域的严重制约;而"什么是文学"则意在追问:在任何以语言为工具的言说方式之中,什么样的言说方式可以称之为文学——它要求对文学作一纯粹先天的判断。文学是一种语言现象,同样具有交流与传达的基本功能。根据交流与传达的基本要素,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天普遍法则:(1)说不可说,必然是譬喻形容,而以警拔脱俗为上。(2)说不易说,必然是铺陈描述,而以尽而不汙为上。(3)说不能说,必然是隐晦含蓄,而以微而能显为上。(4)说不屑说,必然是绚文巧饰,而以夸而中节为上。文学不是非功利的,根据文学的言说动机,可以建立关于文学的先验范畴体系。而文学范畴内部的概念中介性是文学逻辑演变的内在根据。文学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言说,所谓"魏晋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缺乏学理根据。

手势的现象学:从胡塞尔、德里达到亨利

手势的地位、意义和作用在现象学运动中经历了奇特的变迁历程。在胡塞尔那里手势因其含义的模糊性而被排斥在表述之外 ,沦为第二性的、可有可无甚至是有害的东西 ;德里达的解构理论让包括手势在内的所有不在场的指号“补充”、“冒充”并“顶替”到在场的表述之中 ,从而形成表述与指号的延异运动。手势语言在这里摆脱了第二性的地位 ,它与表述难分难解地交织在一起 ;在M .亨利这里 ,身体语言 (当然包括手势 )一跃而成为第一性之物 ,成为胡塞尔的“表述”、海德格尔的“道说”以及德里达的“延异”

《歌德谈话录》:诗艺的伟大与复杂

恩格斯曾说,歌德是"烂透了"的时代里的"最伟大的德意志人",是文艺领域里"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歌德在文艺创作上的成就是辉煌的,同时他的文艺思想也是深刻的,《歌德谈话录》就集中地反映了歌德晚年最成熟的文艺思想和实践经验,是歌德对创作实践和对各门艺术的深刻体会的总结,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典范。重读《歌德谈话录》,在重温其伟大的诗艺言说中,体会其间天然的复杂与细微的矛盾,发掘对今天仍然有益的文艺思想。

薄命红颜——拜伦的女性观试析

拜伦笔下的女性人物大多妙龄横死,她们的早夭是作者受基督教父权性别观念的影响,将女性视为服务男性的工具、男性的所有物和有罪的言说体,并不自觉地投射在他的创作中的结果.

论废名小说情感表现的诗性内涵

诗的言说和思的言说是废名小说的抒情策略。诗的言说是将复杂的情感外射到物象,使之客观化为诗的意象,在小说中显明呈现;而思的言说则是将情感从物中抽回并幽闭于人物内心深处,在人物的沉思中隐约呈现。这两种策略突破了传统的抒情方式,使抒情由传达而转为体悟,召唤读者从人物的情感世界进入他们的精神存在,去感悟那无边的寂静的诗意。

哲理本体与艺术思维的会通——论冯友兰的人生哲学和文艺理论

在用西方哲学那种逻辑清晰的思维方式阐明中国先哲的人生观的同时,冯友兰对中国哲学的直觉智慧也 予以高度重视。他用糅合道家、玄学和禅宗的"负底方法",讲述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人生境界和文艺理论,形成抽 象哲理逻辑与心灵体验的艺术思维交融互补的思想。所涉及的原创问题有:哲学真际与艺术本然,人生觉解及其 境界,负底方法与诗的言说。

论书法程式

本文着重从程式的结构分析入手，指出程式本身所包含的元程式和二度程式。书法的元程式注重的是书法线条语言的一般性规则，而二度程式则关注的是线条语言的私人性。二者的消长关系蕴含着个性强弱的诗意命题。作者旨在指明程式本身可能具有阻碍书家生命情思表达的负面作用，但它却是书法的物性所在。

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

哈贝马斯用"理想的言说情境"取代"自然状态"或"无知之幕",以它作为论证现代基本权利的出发点;用"交往合理性"代替传统的"实践理性",以确定相互主体的参与者建构基本权利的能力;以话语原则取代道德原则,并以它作为建构权利的基本原则。从话语原则与法律形式的相互渗透中可以获得基本权利的逻辑起点。哈贝马斯的基本权利重构理论为现代祛魅化、价值多元化的社会重新依合法性的法律进行社会整合提供了一个新的基本框架。

从生存图景的书写到对灵魂的关注——论官场新写实小说的人文内涵

与陆天明的《苍天在上》、张平的《抉择》等主流色彩浓厚的反腐小说不同,新时期描写官场的小说多转向新写实,这类小说更注重描写原生态的官场。作家用可堪玩味的态度把"场中人"的无奈一一呈现。小说从对官场的关注上升到对整个社会、整个时代的关注,深刻揭示了在金钱、权力等欲望中生存的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和信仰危机。其中,作家们对古典精神沦落的叹惋,对整个社会人生的关注,对人性的探索构成了小说的独到之处。

在语言困境中挣扎的诗人——浅论闻一多的语言体验

在现代文学史上,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一场关于语言的争论(语言工具论和本体论之争以及语言世界化和民族化之争),闻一多是在这个语言困境中挣扎的现代诗人。他虽然没有像西方海德格尔等人一样明确提出语言本体论的观点,但无论其学术著作还是文学创作都展现了他对于语言形式本身复杂的体验。闻一多对于语言的丰富体验是对语言工具论的坚定反驳,但在当时提倡世界语的背景下不可避免地遭遇痛苦、陷入孤寂的境地。

人生意义的诗意彰显─—古诗十九首人生主题的生存本体论解读

危机而“贫乏”的时代使个体的生存本质从遮蔽中诗意地彰显出来。古诗十九首的作者们在身体、精神双重的“寄居外乡”的现实生存处境中诗意地言说出人的本质的生存境遇：无根、短暂、无常的“寄居”─—而在“死”的彻照下，这“寄居”更是豁然朗现。彰显出的生存的本质痛苦渴求诗化，他们在一种“我一你”关系中诗化着。言说对象─—“思妇”及其自身从而诗化人生。消解生命的本真痛苦只会消解掉生命本真的诗意。古诗十九首作为本真之诗在诗意言说中彰显生命本真的存在情状并抵达人的生存的深层结构，人生的本真意义只能于此诗意言说中生成而为我们把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