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皇室财政的建构述论

从武王灭商到秦王扫六合,近千年的社会发展促成了制度的变革,新的政治经济制度应运而生,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秦朝“皇室财政”的独立。国家财政与皇室财政的分离,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必然结果,是皇权至上的现实反映。秦朝的皇室财政在收入、支出和管理方面建立了一系列制度以维持皇室财政的运作,通过对秦朝皇室财政的研究,可以从根本上解释秦朝以及后世皇室财政问题产生的原因。

关税盈余分配与乾隆皇室财政的确立

清初,关税盈余主要是纳入税差官员私人腰包。从康熙五十三年(1714)起,清廷停差淮安关等九个税关的监督,交予地方官监管,并要求将盈余银两解交内库。雍正继位后,将浒墅等九关也交由地方官兼管,同样要求盈余银两尽收尽解,缴纳内库。大约在雍正三年(1725)年初,清廷令各关的盈余银两改为解交户部,再由户部转解内库。在实际运作时,户部并未将此项银两解交内库,而是留存在户部银库,随时准备内务府支领使用。从乾隆即位至乾隆二十六年(1761),内务府一共16次奏请向户部支取银两(称为“户部收贮应交内库银两”),总额为470万两,这些都是留存在户部的关税盈余。乾隆二十七年以后,内务府不再奏请支取“户部收贮应交内库银两”。最迟在乾隆二十九年,全国主要税关的盈余银两解交户部制度化了。户部内务府间关税盈余分配的确定,意味着乾隆皇室财政的确立。

中国古代皇室财政制度的沿革:轨迹、规律与启示——基于权力异化与公权私有的视角

中国封建时代一直存在皇室财政和政府财政两大平行的财政收支系统。皇室财政是封建君主专制的产物,也是以皇权追求财权的重要手段,历代皇室财政的变迁突出体现了皇权这一最大化私权的无约束扩张。我国当前的"小金库"现象与皇室私财有着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但同样源于一个体制顽疾,即国家机构中"私权"的存在与扩张,这种私权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并未受到制度的有效规制。从源头上治理"小金库"问题,需要建立制度化的财权关系,深化财税收支体制改革,完善全方位监督体系,以规范公权力的行为边界进而遏制部门私权的形成。

从明代内库与皇室财政看明代国运兴衰

财政是政府的“理财之政”,它对一国的经济发展和收入分配有着重要影响。皇室财政和国家公共财政两大平行的财政收支体系一直存在于中国封建时代。皇室财政是在封建君主专制的背景下产生的,它对国家财政收支产生了重要影响,与国运兴衰密切相关。明代在中国财政发展史上占据重要地位,一脉继承前朝财政特点又独具特色,同时,明代的历史呈现出错综复杂的多面特征,而明代内库作为传统财政的存储、调度机构,其内部的“公私变化”反映了明代财政的运作情况。本文通过分析明代内库的基本情况,如内库的收支与人员构成,基于不同时期探讨了内库中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的地位变化,透过内库演变的视角,理解传统财政的公私走向,也透过该视角,研究皇室财政与一国国运兴衰的关系以及对国运兴衰的影响。

皇室与国家财政分开视角下的咸同财政危机

既有的太平天国财政史研究多从中央与地方权力博弈的角度分析中央集权的传统财政体系的瓦解和传统财政向近代的转型。较少被关注的是19世纪中叶财政危机中,作为国家财政有机组成部分的皇室财政状况,尤其是皇室财政与政府财政以及中央与地方财政这两对关系之间的互动在咸同财政危机中的作用。本文揭示:太平天国战争不仅空前深化了清政府财政危机,打破了中央与地方之间财政的平衡,而且还破坏了内务府与户部间的财政平衡。一方面,厘金等新税的征收不仅在战时对历来内府收入两大宗的两淮盐税和粤海关税造成侵蚀,而且这种影响延续到了战后,成为内府收入入不敷出、频频向户部索款之主因。另一方面,前此二百余年内库、外库分开的家法一旦被打破,皇室消费行为渐渐走向无度。简言之,失衡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加剧了内务府财政危机同时,日渐崩坏的内务府与户部之间的财政关系,通过加重户部的财政负担、削弱中央的财政管理能力,反过来恶化了本已问题重重的中央与地方关系。

皇室财政与清朝开国:清代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分开的过程

早在秦汉时期,便出现了帝室财政与国家财政的分开。一直以来,财政分开与专制皇权的发展相呼应,既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的产物,也是专制皇权发展程度的表征。以满族征服为特征的清朝开国,从财政上来看,则是一个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对税收的控制,公库与汗库不断分离的过程。起先,军事首领的个人财富为后金早期军事胜利提供了重要的财政保障。随着疆域的扩张和官僚体系的发展,处理军国开支的公库的形成,公库与君主私库的分开逐渐形成。1644年清廷入关成为全国性政权;1653年上三旗由天子自将局面形成,又经过了康熙初年内务府的制度化,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正式分开。与同时期的西欧相较,清朝帝室与国家财政的分开非但没有限制皇权,反倒是中央集权制度的产物。作为游猎政权起家的清廷,在中央财政这一根本制度上仍延续了前代中央集权王朝的政治传统,这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清初满族政权"汉化"的程度。

晚清税关与内务府财政关系管窥

晚清时期,关榷格局发生显著变动,税关与内务府之间的财政关联愈益紧密。内务府主要通过常年经费、续增经费、广储司公用银、折变银、内府工程经费等专项经费以及一些临时派款来分润各关税款。但应解数与实解数之间存在一定的差额。从平均水平看,从常、洋两税项下每年实解内府经费各达90余万两。从绝对数看,内府经费则呈递年增长之势。清季内廷经费的扩张,不仅导致皇室财政侵占国家财政,而且使各税关间的负担不均,由此激发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财政纠葛。内务府、户部、各税关三者之间的财政关系难以理顺,清末财政秩序愈益紊乱。在王权至上的观念之下,对皇室财政的任何限制都是徒劳的。

明代洪武时期的内库制度

本文以实证的方法对明代洪武时期内库财政制度进行研究,指出:洪武初期,内承运、外承运及甲字等库位于内府,且都由内官进行管理;洪武中期以后,以内承运库为核心、主供御用的各子库仍由宦官负责,外承运及甲字等其他内府各库则改由文官管理;内库收入来源中既包含供给御用的专项收入,也有来自户部、礼部、工部、刑部、都察院及兵部等其他中央公共部门的收入;内库除负责皇室开支外,也有赏赐、官俸、赈济、军饷等国家公共财政开支。终洪武一朝,内库一直集皇室财政与国家公共财政职责为一体。

清代的小差税关与皇室特供

清代的杀虎口、张家口、左翼、右翼和山海关等小差税关的关税盈余不经户部稽核,须直接解送内务府,成为固定的皇室特供。本文在大致梳理清代小差税关诸项皇室特供的基础上,对其径解皇室关税盈余总和的波动情形及相应历史归因进行了剖析,一方面基本呈现出各小差税关对于皇室财政贡献的历史演进,另一方面则特别强调了北部边疆商品流通与皇室财政之特殊关联。

清代江南织造公费的源流与府部财权划分

清初江南三织造先后以“官营局织”的形式恢复运营,朝廷虽然对其承接缎匹织染等事所需钱粮做出明确的制度安排,但织局公务长时间缺乏合法经费。康熙年间,包衣织造兼理盐务,织造办差通常便宜动支两淮余银,以致盐规膨胀,亏空往复。雍乾年间,织造公费实现从关税、盐课余银内合法划拨,支销由内务府稽核,有余径解内库,成为皇室财政收支的组成部分。这一财源分流的过程,部分体现了皇室财政与国家财政在关税、盐课领域实现财用分割的过程。对江南织造公费源流的考察,有助于推进对清代财政制度的理解。

清前期内务府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

造办处为内务府核心机构之一,雍正、乾隆年间发展成为总领宫府匠造的首要内廷衙门。造办处器用办造所费不赀,产生之初便有独立于内务府的经费来源。康熙至乾隆朝,随造办处全国性办造网络的形成,此前盐课、关税的种种非正式挹注最终以专项经费的面貌出现,完成专款奏销与定额起解的制度化过程。造办处经费体系的建立与皇室财政收支体系的变动互为表里,进而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盐课、关税的收缴和出纳,展现出皇室财政、国家财政及地方公费之间的消长和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