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皇明祖训》到《明会典》——简论明代藩王的继承制度

明太祖以《皇明祖训》的形式确立了明代藩王继承制度。随着藩王绝嗣问题的出现,后世统治者通过扩展藩王继承权来解决。不过,继承权的扩展也导致冒封、滥封现象的膨胀。为了应对藩王继承在制度上的缺失,至嘉隆万时期,以《明会典》的颁布,标志着明代全面完善了藩王继承制度。

明朝后世皇帝对《皇明祖训》的背叛

本文通过列举《皇明祖训》的内容,研究明朝后世皇帝对《皇明祖训》一些训诫的背叛,主要是禁立丞相、禁止宦官干政、强调节俭、严祭祀、禁止后宫干政五个方面。分析其中的原因,认为有些违反训诫的行为是不对的,有些是对客观形势的变通做法,算是合理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封建时代特殊群体的法律《皇明祖训》与《宗藩条例》——明朝宗藩法律的探究与思考

明朝建立之初,民生凋敝,十室九空,面临着严峻的社会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大明令》和《大明律》相继出台,并且为了惩治贪官污吏而专门制定了《大诰》。同时,朱元璋出于维护皇权的需要,和皇室专权的要求,《皇明祖训》这一作为皇家宗室的特殊法律应运而生。明朝中期,宗室人数膨胀,为了应对繁杂的宗室问题,明朝也在《问刑条例》中增加了针对宗室的内容,又制定了《宗藩条例》。笔者将对这些特权属性的法律规范在中国法制史上的地位和作用,以及它们对当代立法的提示作用进行分析研讨。

明代祖训与宗室犯罪的量罚问题

祖训是明太祖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代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利器,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遵依祖训教条,而只是一种旗号,假借祖训名义的量罚,对于惩凶除恶、打击犯罪有害无益,宗藩问题的特殊性始终没有改变。

“不征之国”与明初国际秩序的构建

明太祖在《皇明祖训》中列出十五个"不征之国",成为后人解读明初地缘政治的重要出发点。"不征"的理念出现于洪武初年,完善于洪武末年,成为明朝的基本外交政策。然而,在实际的对外交往中,明朝的外交活动并非如字面意思而言的和平,不仅有威胁、恐吓,还有直接对"不征之国"用兵的情况。分析明朝对外交往的言行可知,"不征"是明朝对内设定的最优外交目标,并非外交活动中的指导思想。明朝的目的在于以武力为后盾,力争以不动兵戈的方式实现威服众邦,构建以明帝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格局。

明代的宗藩

有明一代二百七十余年,封王建藩之制与明王朝相始终。本文试就明太祖实施这一制度的原因与宗藩对明代政治、经济的影响,进行论述。一洪武二年,朱元璋“定诸王封建之制”。次年封皇子朱樉等九人为亲王烦?“明太祖定天下之三年,惩宋元孤立,失古封建意,于是择名城大都,豫封诸子,待其壮而藩服”。历史表明:实行封王建藩之制与否,并非宋元覆亡的主要原因。在中国历代封建王朝中,元朝统治者是极为重视封王建藩的。清朝统治者中就曾有人指出:“

明代诸王与明代社会政治

明代诸王分封制度,与封建社会的发展趋势相背离,带有倒退的性质。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对明代的政治、军事、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和破坏。尤其是宗室诸王内部的叛乱、相互之间的倾轧,以及由此制造社会事端、为害乡里等,都较前代为烈。

论1406年明朝与安南战争的原因

中越边界相接,自古交往频繁,明代亦然。然而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却发生明朝讨伐安南的战争,接着是安南20年的明属期。关于此战原因,我国学者过去碍于中越关系,很少探讨;越南学者则认为此战是明朝建立以来对安南采取侵略政策的结果,这是值得商榷的。明朝建立以来对安南到底采取什么政策?明太祖对安南主要采取招抚租平政策,他在洪武二年(公元1369年)颁示的“皇明祖训”中把安南列入15不征国之列。

明成祖削藩策略简论

有必要仔细探讨一下明成祖的削藩策略,不只是因为他从一介藩王跃居为一国之尊,更是由于他的削藩是在承继了建文帝的削藩基础上完成的,后者以失败告终,而他却基本上完成了既定的目标,使明初藩王的巨大势力,特别是军事方面的不再具备同中央政权对抗的力量,保证了封建国家统治的顺利进行.本文对于明成祖的削藩策略作一简单的勾勒,自然是侧重于军事方面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之下,其他的一切都是由军事这一特殊的政治工具衍生而来的.

“靖难之役”中建文帝失利探因

本文从朱元璋的主观失误及客观后果,朱允炆治国策略的失误和用人不当,朱棣的深谋远虑及其长期的战争准备等三个方面,探讨了建文帝失利的原因。

试论永乐的承统和改革

历史上对于篡夺而立的帝王,即使有固国之功劳,安邦之贡献,也是要大加贬斥的,当然永乐帝成祖也逃脱不了这一命运。成祖外藩承统,登上帝位,虽不名正言顺,但实际上他却继承了其父朱元璋的未竟事业,励精图治,锐志改革,为明帝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本文就永乐的承统和改革谈点看法,以求教于大方。

朱元璋的布衣情结

朱元璋做了皇帝以后,始终不忘自己的布衣出身,当代人喜欢把他这种布衣情结描绘成草根文化与帝王文化两者复杂的结合。到了他子孙为帝时,属于草根情结这一部分便自然消退了。我们可以先考察一下,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是如何表述自己这一布衣情结的。朱元璋在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即位的诏书中,强调自己＂朕本淮右布衣＂。

剥皮法试考

肉刑是封建社会的残酷刑法,人犯法受剥皮刑,则是明代的发明。这种刑法在官为君没、法自君出、无官不贪、以言权代法的封建时代,作为御制钦定的严刑重典,目前,还很少讨论。本文将对此作初步的探讨,不足之处,尚请指正。所谓剥皮,即“剥皮者,从头至尾,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展翘,率逾曰始绝,有即毙者,行刑之人坐死。”①明代的剥皮法开始于明太祖朱元璋。《明史》《海瑞传》

论祖训对明代宗室犯罪判罚的影响

明代祖训是朱元璋训导后世子孙的皇室家训,是明初预防宗藩犯罪的法宝,也是当时朝廷惩治宗室犯罪的基本依据,并被奉为处理皇族内部事务的圣条。经过明初的政局变动和后来宗藩政策的变化,至明中期,祖训的神圣性虽不曾改变,但罪宗的量罚并不完全遵依祖训教条。不过,由于受祖训规条的影响,以祖训为规诫、假借维护祖训的罪宗量罚,使得犯罪宗室的议处始终超越大明刑律而得以"从薄罚治",宗室的特权地位也得到永久维护。

扎实推进明代宫廷史和女性史研究的力作——评《明代宫廷女性史》

作为传统政治历史的一部分,宫廷史研究一直受到广泛关注,女性史(性别史)研究也有着良好的基础,分别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然而将二者结合的宫廷女性史研究并不多见,且主要集中在后妃群体。总体而论,明代宫廷女性的研究还较为薄弱,长期停滞不前,有许多空白需要填补,系统的研究更是缺乏。这显然与当下影视剧的热播极不相称。在此背景下,彭勇和潘岳所著《明代宫廷女性史》

明宣宗《五伦书》中对明太祖之评价

明初诸帝,对士子思想之钳制,是非常严厉的。明太祖时的文字狱、明成祖通过文字对大臣的控制,可谓极度残酷。明太祖之《皇明祖训》、明成祖之《圣学心法》,虽说为治国而发的制作, 然《皇明祖训》和《圣学心法》二书,对仁、宣两朝之治术,影响大矣。仁宗登位,虽力图缓和明祖及成祖之强权政治,然因其登位仅阅月而逝,故其理想,交托宣宗予以实行。宣宗短短十年之政绩,无论对内对外,都有显著的成果。他放弃安南、重整吏治,推行有指道性之文化政策,确使明朝得以进一步巩固。但他对士子思想的控制,表面看来,可说比明祖、成祖来得更宽放,而事实上,只要详加分析,可察觉到他来得更高明,更圆滑,并没有丝毫的放松。

明初皇室姻亲关系与蓝玉案

本文从前人较少注意的明初皇室与功臣联姻和政争的关系,探析了蓝玉案成因。蓝玉系太子妃舅父,与太子关系密切。他以显赫战功受太祖器重,对早就觊觎皇位的燕王构成威胁。太子在世时,燕王尚不敢轻举妄动;太子死后,他利用太祖的猜忌心理怂恿太祖大杀功臣。为皇权计,太祖制造了蓝玉案,又相继处死了傅、冯等功臣。蓝玉等人成了皇室的牺牲品。

明代开国皇帝的社会整合——作为权威功能的正统观念

对明初有关正统和异端的国家法令文告的论述,必须从正统和异端的定义开始。在中华帝国晚期,我们所谓的正统和异端的含义是什么呢?它们仅存在于社会关系、信仰和学说之中,是一种信仰和学说中的标记,而与现实是相分离的。研究中华帝国晚期的正统和异端,至少应该涵盖两个方面:其一,当时的文化实践,即当时人认为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的过程。而我则主要关注第二个方面,即标志正统和异端何以区分的过程。这涉及到一定文化因素。

朱元璋实行海禁政策原因新论

宋元时期,政府实行积极开放的海洋政策,使中国的海外贸易空前繁荣。明朝建国,却一反常态厉行海禁,使中国逐渐处于与世隔绝和落后挨打的境地。朱元璋实行的海禁政策是古代中国海洋政策的转折点,它的实施使中国的对外贸易由开放走向限制。关于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往的研究更侧重于政治和经济层面,鲜有心理探究。其实,朱元璋曲折的人生经历。

浅论明代宗人府职能变化反映的宗藩问题

随着汉族政权的重新确立,儒家推崇的周礼中宗法社会的秩序也随之确立,为了维护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明太祖依据历代传统设置了特殊的机构总领宗室事宜,是为宗人府。宗人府在《明代·职官志》中,于百官之首,但不治百官之事,是皇族为凸显其地位而设立的特殊职能部门。明太祖朱元璋建国后,鉴于"周有宗正汉置官,以序九族",在洪武三年设置大宗正院,为正一品衙门。"洪武二十二年改院为府",并完善机构人员设置。《皇明祖训》规定,宗人府主要管理"睦宗亲族之事",具体管理皇九族之属籍、玉牒的纂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