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补论

光绪十三年(1887),受命纂辑《皇朝经世文续编》的汪洵致函盛宣怀,提出“体例”“搜罗”二语,为统摄“续编”之辑的两大关键词,前者牵涉此编与前编、同时代著作的纠葛关系,尤其“洋务”位置的安排,后者则指向全编材料来源及具体搜集情形。据中国香港中文大学、上海图书馆等处所藏函札档案,可证“盛编”当事人对于“洋务”门类考虑确存若干“歧视之迹”,但同时也尝试通过变换目类、修改体例,以更符合时人价值观的“得体”方式向读者传递“洋务”观念。“盛编”的纂辑过程,除缪荃孙起了作用,盛宣怀本人居间指挥,直接提供“洋务钞稿”,汪洵、袁遂、汤纪尚、陈名珍等人也为“搜书”做出不同程度贡献。“盛编”纂辑前后,周边亦有多人致力于新学,从事类似工作,其著述性质大致不出以“采西学”为宗旨的西学资料“汇编”范围,甚而带有某种“西学百科全书”风味,除为趋新士人关心而外,又受到当时从事涉外事务的清朝官僚瞩目。此种以“洋务”/“西学”主题类书为纽带引发的朝野互动隐而不彰,实或代表了一种“时流”,值得进一步观察。

“王朝”还是“皇朝”

现代人已经习惯将历史上的夏、商、周直至明、清各朝称为“王朝”,但如果追溯文献的话,实际上“王朝”一词最早可能出现于汉代,由此也就表明将夏商周视为“王朝”实际上是后人的构建。不仅如此,古人表述秦汉之后的历朝时使用的应当是大致出现于三国魏晋时期的“皇朝”一词,典型的例证就是古代官修著作中有些以“皇朝”“皇明”“皇清”为标题,但没有以“王朝”为标题的。究其原因,在古代的语境中,“皇朝”与“王朝”存在本质差异。就地理范围而言,“皇朝”指的是“皇帝”统治的“天下”,包含的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而“王朝”则只是“王”的统治范围,低于“皇帝”一等。

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稿本考略

通过对复旦大学图书馆藏稿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校记》与《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中兴小纪》等相关史料的比对,论述该本的创作背景、作者生平、文献学价值及不足之处,认为该本对《皇朝中兴纪事本末》的全面整理、校勘有借鉴及警示作用。

耶律俨《皇朝实录》与《辽史》

元修《辽史》多取材于耶律俨《皇朝实录》。《辽史.营卫志》实出自耶律俨《实录》,《百官志》中也包含大量《实录》佚文;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纪》应也是依据《实录》写成。耶律俨《皇朝实录》的资料主要来源于此前分别成书于圣宗统和九年(991)、兴宗重熙十四年(1045)、道宗大安元年(1085)的《实录》,这些内容应为研究辽史的第一手资料,值得我们特别重视。但从耶律俨《实录》来看,《实录》内容失之过略应是辽修《实录》的通病。有关辽代史料的匮乏,恐怕不能完全归咎于辽亡后史料的散失。

清代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纂辑探考

盛氏《皇朝经世文续编》的主要纂辑者并不是盛康、盛宣怀父子 ,而是缪荃孙 ;负责删定、增补与校勘者则是汪洵。“盛编”的纂辑、刻成时间也不同于一般所说 ,盛氏父子在序言中将基本成书时间说成经始时间 ,这样就掩盖了缪氏纂辑之功。从内容看 ,“盛编”纂辑时曾参考过其他几种《续编》。与略早刊行的葛士浚《皇朝经世文续编》相比 ,“盛编”编辑思想稍稍落后 ,不如“葛编”更能反映时势变化 ,但它校勘严谨过于“葛编”,保存了许多史料 。

《皇朝骈文类苑》的编选特色与清代的骈文新风

清人姚燮所编的《皇朝骈文类苑》(下简称《类苑》)14卷,是清代一部规模空前的清人骈文总集,全书分为15大类,共收105位作家495篇作品。《类苑》是对清人骈文创作的一次总结和集成,也可看作是清代江南骈文家的集合,所选骈文家以江浙两省作家为主,特别以江苏常州、浙江杭州两府的入选人数最多,所选多为清代骈文的名篇佳作。《类苑》的成书受到吴鼒《八家四六文钞》、曾燠《国朝骈体正宗》、李兆洛《骈体文钞》较大的影响,在选文上不拘骈散,所选之作多有沟通骈散、以古文为骈文者。另外,《类苑》所选之骈文亦有说理论学之作,这是清代骈文的新气象。《类苑》是清代第一部以"骈文"命名的著作,对推广"骈文"之观念,对清代骈文家的经典化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皇朝经世文编》与魏源经世思想的成熟

魏源是晚清经世学风的倡导者,他以编选《皇朝经世文编》的学术实践开创了晚清经世致用的学术风气,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不仅使魏源掌握了倡导改革的理论上和史料上的依据,同时也反映出他所具备的改革家和思想家的基本素质,标志着其经世思想走向成熟。

《皇朝骈文类苑》编纂旨趣与文学史价值刍论

由姚燮选目、张寿荣主持汇辑刊刻的《皇朝骈文类苑》,体现出了选辑者弥补此前清代骈文总集之不足、为当代骈文创作树立轨范和主张融合骈散的编纂旨趣。在文学史价值上,该集文体选择颇为全面、类分颇为简洁,并且规模庞大、视野宏阔,堪称清代骈文文献编纂史上不可多得的一部要籍。

开放性的《皇朝文鉴》及其背后的学术之争——兼与《古文关键》编选的比较

吕祖谦所编选的《皇朝文鉴》在选文方式上是开放的,故而其选文呈现出多层次性与包容性的特点。《皇朝文鉴》的编选在同时代的理学家中产生了学术之争,反映了吕氏婺学思想的兼容性。与《古文关键》相比,《皇朝文鉴》在编选的性质、目的、宗旨上都与前者有差异性。不过,在《皇朝文鉴》编选文章的取舍方式上仍然有商榷的余地。

《皇朝大事记》书名及版本考论

南宋史籍《皇朝大事记》本质上是一部科举参考用书。该书虽不能确定具体的成书时间,然书名繁多,且有五个版本系统,即:《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24卷本、《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27卷本、《皇朝大事记》13卷本、《皇朝中兴大事记》8卷本及《宋大事记讲义》23卷本,各版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皇朝大事记》在宋元明三朝流传不广,却在清代备受藏书家青睐。

南北朝皇朝递嬗与社会主要矛盾

皇朝递嬗是社会诸矛盾总爆发的结果,最能凸显的社会主要矛盾究竟是什么?在中国古代皇朝递嬗的三种方式中,被“吏民”起义直接推翻者乃因皇权与“吏民”矛盾所致容易看清,而“禅让”和被强邻并吞这两种方式表面上看似乎是统治者之间矛盾所致,但实质上仍然是由皇权与“吏民”之间矛盾所决定的。南北朝时期,后两种方式尤为集中,无论北周并吞北齐还是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其根本原因皆然。北齐由强而弱、北周由弱而强并终于灭齐,源于两者对待“吏民”的态度和政策差异:北齐中后期统治者过度征敛“吏民”,激化了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削弱动摇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而北周则注意调整、缓和皇权与“吏民”的矛盾,从而强化了其统治基础和力量。南朝宋、齐、梁、陈的“禅让”,均根源于皇朝中后期统治者对“吏民”的过度压迫剥削,从而打破了皇权与“吏民”矛盾统一体的平衡和稳定,旧皇朝内部新起的权势者则采取措施缓和与“吏民”矛盾而赢得“民心”并夺权上位。皇朝递嬗所凸显的南北朝社会的主要矛盾乃是皇权与“吏民”之间的矛盾。

《皇朝经世文编》与嘉道时期经世思潮的勃兴

《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是经世派推行政治改革的重要一环,旨在为改革提供理论依据。它能够借着漕粮海运的东风引发连锁反应,证明改革成为时代诉求、第一代经世派已初步成型。他们试图以实政为载体,重新确定儒学的经世内核,向乾嘉以来埋头考据、不问世事的学风发起总冲击。魏源既不选入烦琐考证文章,也不选入空谈心性文章,而将是否符合经世之义作为最高评判标准,隐含着破除门户之争、实现儒学统一,进而挽救清朝统治危机的深层用意。《皇朝经世文编》虽然整体上属于旧学范畴,但已显露出较为明显的防外患意识,尤其是产生了向西方学习的思想萌芽。西学被逐步纳入经世范畴,而经世的内涵,则因西学的引入最终发生质的改变。

中央皇朝与江南社会:“苏州织造”述论

苏州织造的明清演变过程,折射出皇朝政府与江南社会的特殊关系,需要从中央与地方的互动视角加以认识。从经济关系观察,为江南商品经济所催生的明代"领织制"和清代"买丝招匠"制,表明苏州织造中逐渐滋生出新质的雇佣劳动因素。在政治关系方面,苏州织造担负着极其特殊的政治使命,成为皇朝掌控江南官场动向和世风民情的枢纽。就文化关系而言,苏州织造通过昆曲在皇家与江南之间牵系起一条无形纽带,以此一方面应承专制政府的差事,另一方面以雅正之音整肃地方文化。对苏州织造的考察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近世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生活的性质。

贺长龄、魏源与《皇朝经世文编》

《皇朝经世文编》是晚清经世派兴起之宣言书,它的成书,学术界普遍认为主要是魏源的贡献,甚至避而不谈另一核心人物贺长龄。但从《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思想基础、《皇朝经世文编》编撰所需的物质条件、贺长龄本人的看法及后人的有关论述等方面来看,在《皇朝经世文编》的成书上,贺长龄做出了比魏源更大的贡献。

《皇朝经世文编》“刑政”门中的法律文献

清道光年间,魏源、贺长龄师华亭陈子龙《皇明经世文编》、吴江陆燿《切问斋文钞》之意,参考《大清会典》“以官统事,以事隶官,提纲挈领,治具毕张”的编纂方法,纂成《皇朝经世文编》百二十卷,分为学术、治体、吏治、户政、礼政、兵政、刑政、工政8门类,“凡文字足备经济,有关治世者,无不搜采”。《皇朝经世文编》刊布后,风行海内。

《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与《皇朝藩部要略》之关系考述

《皇朝藩部要略》是《蒙古回部王公表传》中各部“总传”部分的稿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的纂修过程是先纂汉文本,紧跟着译成满文本,最后再译为蒙文本,分别进呈,其在多次增加内容并限期完成后,终于于乾隆五十三年汉文本《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进呈完毕,完成了五年之期,而其底册,即《皇朝藩部要略》也就在此时成书。

再论《皇朝中兴纪事本末》与《中兴小历》的几个问题

七十六卷清抄本《皇朝中兴纪事本末》是新近发现的南宋高宗一朝史料,它与另一部记载高宗朝史料,即今存四十卷本《中兴小历》同为熊克所作。两者存在密切关系,但不是南宋时只有同书异名。前者应当是熊克本人依据后者于孝宗末年至光宗时期增补删改而成,二书在南宋同时各自流传并为时人所引。两者各自成书,各自流传,因此今人的整理,不能简单地将二书融合,而应当各自整理,同时相互比勘。

从汉赋的历史层面看知识分子与皇朝政治的关系

赋虽是汉皇朝蔚为大国的文学形式 ,但是 ,赋从产生之日起 ,就始终与大汉帝国政治的兴衰及知识分子紧密相连。

秦皇朝覆亡新论——兼谈文化交流的一些理论问题

秦皇朝的迅速覆亡,是因为秦统治者将秦国西戎范围内形成的文化价值观念生搬硬套地移植到中原,拒绝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改造,从而遭到中原文化的全面阻抗。秦皇朝的覆亡说明了文化交流中的一个普遍规律:一种边缘文化要想成为主流文化,必须具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必须勇敢地融入主流文化之中,二是必须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

试析专制皇朝朋党现象的特点

中国古代专制皇朝的朋党现象非常普遍,该现象不仅自皇朝的权力中枢一直延续到官僚体制的末梢,同时还与整部皇朝历史相始终。朋党成员大都思想狭隘,宗派意识浓厚,整体观念淡薄,因此往往对国家利益造成相当大的危害。所以官员们结朋聚党在历史上一直为主流意识所不容,故而尽管统治集团内部常常派别林立,但大家都对此讳莫如深,竭力避免触犯朝廷禁忌,招致不测之祸,因此朋党又都带有一定的隐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