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太祖的皇权专制与“皇权下县”——以地方官员《到任须知》为中心

元末战乱致使人才凋零,明太祖朱元璋在洪武初年数次科举取士,但所取人才多是后生少年,能将所学付诸实践者甚寡,并且元朝旧习官员多以吏为师,威福下移,严重降低国家基层控制力。针对这种情况,为了加强地方主官权力,加固皇权对国家的整体控制力,朱元璋为基层地方官员制定了三十一项《到任须知》,包括祀神、狱讼、耆宿、教化、驭吏、钱粮以及社会控制等七个方面,帮助地方官员治理基层社会,加深国家对基层的控制力度,确保皇帝的意志能够在帝国每个角落畅通无阻。这不仅是朱元璋治国理念的微观表达,更蕴含了一代布衣帝王强化中央集权、使皇权可以直达乡里的政治智慧。

晚清州县委员与官僚行政——以巴县为例

有清一代,地方督抚大员因特定事务临时差遣的办事人员称为委员,“事竣则裁”。咸同以后,州县各类型公局机构大量兴起,委员出现了“任期化”的趋势。通过对清代《巴县档案》《南部档案》等州县档案资料的梳理,详细考察州县委员的职位、薪水及委员的承充、卸任过程,并对州县行政事务中委员的职责、委员与州县官的关系进行了讨论。清政府通过差遣委员,为候补官员提供了就职的“岗位”,有助于州县新增行政事务的运行,更加强了国家对地方社会的控制,“皇权下县”。

略析资源视角下清代司法“下县”的载体与路径——基于《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增订本)研读的理论激发

在《法律、资源与时空建构:1644-1945年的中国》一书10年再版之际,重读书中的核心概念——“资源”及其相关论述,为我们审视清代司法“下县”问题提供了新的理论激发。清代地方政府在行政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作为皇权代表之一的司法权,通过州县官员权责的履行、佐杂官员对制度的变形以获取半官方性质的司法权,以及“公局”等新形式之下士绅所发挥的作用,州县官、佐杂官以及士绅充当了司法“下县”的介质。在司法“下县”的过程中,随着权力的让渡也引发了不少的弊端,但最终实现了有清一代司法向基层治理的延伸,即“司法下了县”。

“下县的皇权”:中国古代乡里制度及其实质

田制、户籍、乡里制度,构成王朝国家控制乡村的三个支柱。“乡里制度”乃是由“乡”“里”“邻”构成的乡村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立足于统治需要建立的、县级政权以下的、直接或间接地控制乡村民户与地域、以最大程度地获取人力与物力资源、建立并维护乡村社会秩序的控制制度,是王朝国家诸种统治制度的组成部分。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主要有户口原则与田亩、居地原则两种;乡里编排的基本原则由户口原则向居地、田亩原则的转变,乃是古代乡里制度演变的根本性变化。乡里制度既是王朝国家实现其社会控制的主要制度性安排,也是王朝国家政治控制权力在县级政权以下的延伸。汉唐时期的“乡官”与宋元明清时期的“职役”,都是王朝国家权力体系的组成部分。中国古代的乡里制度及其实行与运作,就是王朝国家权力("皇权”)向县级政权之下的乡村社会的延伸,是“下县的皇权”。

论宋代的镇志

宋代的镇志,除今存绍定《澉水志》外,可考者还有《乌青记》《乌青拾遗》和《青龙志》,《青龙杂志》为游览笔记,并非镇志。以绍定《澉水志》为中心,可总结出宋代镇志编纂的三个特点:官民合作;模仿州郡县方志体例;掺杂了较多作者的主观意图。宋代镇志的出现,除了江南地区市镇经济发达、文化昌盛、社会安定、文化素质高的地方士人较多这些显而易见的原因外,还可以从皇权下县、市镇认同及市镇大姓家族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宋代的镇志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