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法庭对绅权的转化和替代

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土改"中出现了人民法庭,为了有效压服地主乡绅,人民法庭采用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技术,比如发动群众、通过"违法"来创造新法、公开审判、残酷斗争。人民法庭的人员和技术在1952年的司法改革中被法院系统吸纳。集中反映传统中国疆域辽阔、农耕生产不发达、交通不便、血缘关系浓厚、政府能力有限等现象的绅权,通过人民法庭这座桥梁,以转化后的形式存在于当今中国的司法制度中。

从社会心态看中国历史的长期停滞

社会的最小细胞为家庭。独裁作风是家长的一大特性。中国家长虽不讲求民主,没有民主的习惯,却很带有民本精神。中国社会中甘愿为儿孙做牛马的家长并非少数。不过惟其对儿孙期望过于殷切,民本精神到了底,故给儿孙的“家教”或“庭训”也不免失之过严。

经典文献

严格说来,费孝通先生这一本新译为中文的著作应取名为《中国乡绅与城乡问题》。费先生研究中国乡绅问题也并不仅仅是出于知识社会学的兴趣,而是力图以中国乡绅为出发点来探讨中国的城乡问题。

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

清代社会结构中绅士阶层的地位与角色王先明社会是一个永远运动着的复杂的人与人的结合体。它以某种不可推拒的力量，使每个人都在这一特定的结合体中定位，获得属于个人其实最终也属于社会的尊卑有等、贵贱有别、贫富有差的社会位置。清代仍然是一个以等级或等第为阶梯的...

把握城市基层社会的治理逻辑

基层:一个跨世纪的治理话题民盟先贤、著名社会人类学家费孝通先生从20世纪40年代即开始研究中国的基层社会问题,写下了《乡土中国》《乡土重建》《皇权与绅权》等一系列论著,他注意到了基层组织在整个社会中的基础性作用。历史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眼下,基层问题依然是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事关人民群众生活。

“隐”的社会价值——以大理杨黼为例

本文以大理隐士杨黼为例,探讨了"隐"的概念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社会结构的意义。作者认为,杨黼之隐,是一种与权力无关的社会价值,也是一种反观社会的社会价值。这种价值可以使我们深入理解有关皇权与绅权的争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