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汉初皇权的正当性与稳定性分析

儒生辕固生与道家黄生在景帝跟前争论汤武革命,这是在面对高帝代秦是否具有正当性的问题,而景帝却看到了对权力稳定性的威胁。汉初先后发生过两次继位之争,一次是刘邦想更换太子,被叔孙通用晋献公的历史教训给拦住;一次是窦太后想景帝立其弟梁王为太子,被袁盎、窦婴等人运用公羊的“君子大居正”之义成功阻止。这两次事件都因威胁到权力的稳定性而起,而在应对过程中却体现了政道的自觉意识,故在政道与治道之间无法割裂看待。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与中宗朝的皇权重构

金城公主和亲吐蕃是唐代历史上筹备时间最长、送行仪礼规格最高、对当时政局影响最大的公主和亲,是中宗力图提升自己政治权威、重构皇权的重要活动之一。中宗虽然是当时政治权力之争中的失败者,但由他主导的金城公主和亲,在玄宗开元年间的唐蕃关系中仍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汉魏六朝尚方职能及其与皇权关系

汉晋时期,尚方隶属少府,主要为皇帝和宫廷制器。南北朝时期,尚方机构及其职能发生变化,但南朝与北朝又有差异。南朝左尚方负责王朝军械制作,右尚方仍为宫廷制器。左尚方制军械,改变了尚方的“私奉养”性质。北朝自魏孝文帝以来,尚方改隶太府,被纳入朝廷财政体系,制器不再仅供皇帝和宫廷使用。南北朝尚方及其职能变化,虽不尽一致,但尚方“私奉养”色彩皆渐淡化。不过,汉晋六朝尚方一直具有为皇帝和宫廷制器的职责。尚方制器被称作“御器物”“禁器物”,成为皇帝与臣民身份差异的外在体现,堪称皇权的物质象征。历朝通常禁止臣民私求或仿造尚方器物,但魏晋以降,因皇权衰落,管控力度减弱。

清前中期皇权对外戚的限制——以皇后家族为例

有清一代,外戚干政的情况出现较少且影响范围有限。本来,清代后族外戚有着天然的参与高层政务的条件:一是多出身满洲八旗贵族,身份显赫;二是由于满洲少数民族的特性,颇多实干之臣。尽管如此,清代后族外戚既没有依仗祖辈功劳藐视皇权,也没有凭借后族身份较多干涉政务,基本做到了尽职尽责。而这一现象的背后则反映出,清代皇帝对后族外戚世家的防范意识较强,以及从清前期到清中期皇权的不断集中。因而许多后族外戚虽然得到封爵官职,并荫及后世,但始终处在皇帝的严密监控下,成为皇权的附庸。

从普遍到特殊的近代日本皇权叙事

近代日本皇权叙事建构了近代日本人对天皇权能及其运作方式的认知,是日本政府决策的心理基础。考察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说服机制的运作,可知其形成之始即存在顺应西方“文明标准”与模仿中华圣王政治的双重文化性说服模式。两种模式分别使用西方与中国的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伦理来论证近代天皇制政权的正当性,从而构成一个整体性叙事。但在一战后新历史语境下,两种模式均不能说服民众继续支持日本的侵略战争,于是近代日本皇权叙事转为“八纮一宇”模式,即以“日本固有”特殊性伦理将侵略战争粉饰为“圣战”。而日本政府从“对美英协调主义”到“亚洲门罗主义”的政策转换亦基于上述从普遍转向特殊的皇权认知。

皇帝名位制度中的道德语言与封建皇权的辩证关系

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并不是绝对的,至少要受到道德语言的约束。传统儒家很早就积极利用道德语言来约束君王的权力,并将这种约束之意融进了皇帝名位制度的创设和发展过程中。但随着封建皇权的不断集中,封建皇帝逃离儒家道德语言约束的倾向性日益明显,具体表现为皇帝的尊号、称谓、谥号等名位制度在实践中不断异化,道德语言在一定程度上逐渐沦为加强和粉饰封建皇权的工具。然而,语言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公共性和主体间性,道德语言不仅形塑了所有社会成员无法摆脱的社会语言环境,而且对这种语言的使用本身就内含规范功能,因此,封建皇权越是依赖道德语言修饰自身,就越是在客观上深陷道德语言的规范之网。从实际效果来看,道德语言的规范功能具有正反双重效应,这体现了这种规范的复杂性和有限性。

西汉皇帝的日常:汉宣帝朝会新制发微

当今学界对汉宣帝创立的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时间、制度渊源与生成原因认识不明。地节二年霍光病逝,汉宣帝亲政,推行诸项新制,其中每五日一临朝,听取公卿百官各叙其职的朝会制度理应得到更多关注。五日一朝制度的设立应在地节三年四月戊申以后,由萧望之推动,其政治逻辑应源于宣帝对日常礼制的采纳,与数术相关。君臣悬隔的外在生态与宣帝综核名实的内在理念是推动改革的重要原因。宣帝改革朝仪,重视考核百官与允许临时进言,以正式与非正式的制度修正了君臣沟通的信息渠道,重组了政治架构,完成了皇权的伸张,汉朝由此中兴。

西汉大赋发展与皇权变迁

文景时期赋的创作者主要集中在诸侯身边,显示了诸侯王本身的强大实力。武帝收回诸侯的权力之后将赋家招揽到了自己身边,要求他们用大赋彰显皇帝的权威,并以赋家作为安抚各地的代言人,以此达到通过文化渗透集中皇权的目的。宣帝时期大赋已成皇帝专用的颂赞式文章。成帝则因后宫乱序、频繁扰民而逐渐失去皇室在民间的威望,皇权开始衰落,故而此时大赋以讽谏为主题。西汉末王氏篡权,大赋也失去了政治功用,转而成为个人创作。可见西汉大赋的发展与当时皇权的变迁息息相关。

皇权叙事与秩序构建:康熙御窑瓷中的龙纹研究

随着明清时期皇权的高度集中,龙纹作为皇权的象征,在御窑瓷器上的运用日益规范化。本文以康熙御窑瓷中的龙纹为研究对象,通过图像分析、文献研究,来探究影响康熙御窑瓷龙纹样式确立的因素,揭示康熙御窑龙纹与鸱吻、清帝王相之间的内在关联。

皇权政治视域下的唐代边疆封授政策

唐代的边疆不能用现代国家疆域划分的方法来理解,应放在封建王朝的大背景下,明确以皇权为核心的统治体系的支配作用,以便于还原古史真相,避免从经济、民族国家关系等方面的误读,形成对古代时期中华民族共同体渊源的正确认识。唐代边疆有地理与军事上的边疆、政治上的边疆和文化上的边疆三个维度的意涵,边疆封授包括边疆册封与授官两个方面,是边疆思想作用于政治体制的典型体现。从“天子”与“皇帝”的内涵与适用范围的讨论可以看出,皇权对天下的支配是边疆封授得以施行的关键政治背景。唐代边疆封授有着划分等级、区分内外等内在规律,但无论边疆如何变化、封授如何灵活,维护皇权是根本使命,皇权政治是古史体系中中华民族一体化进程得以顺利运转的基轴。

空间、知识、皇权:《真空地带》中的伦理阐释

日本战后派作家野间宏以军营特殊空间为主题创作了描述军营生活的小说《真空地带》,描写了日本士兵在军营空间中的权力、欲望、野心、献媚和争斗的丑态,揭露了军营空间内天皇制权力结构将日本人转化为“日本兵”的黑暗过程。士兵在军营空间与监狱空间内被操控、被驯服为功利主义的战争机器;其中的知识分子士兵认识到与外界隔绝、形如真空的军营空间中的欺骗性和人工性,对军营空间背后天皇制军队的侵略性质深感质疑。作品表达了对作为日本人应如何面对日本皇权这一问题的理性思考。

论南宋相权的“僭越”——皇权的附庸品

宋代皇权与相权的论争,经历了半个世纪,不算是完全落下帷幕,而是潜蜇等待新的视角、观点、方法。本文侧重点是探究南宋相权的本质。首先,可以明确的是北宋与南宋的相权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本文所论述的五个南宋权相秦桧、赵汝愚、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其性格与行为以及乞得皇权青眼的手段不能混为一谈。同时,即便是现代学术百家争鸣的背景下,笔者亦不敢妄提新的论断,只是以张邦炜先生的观点继续延伸。总的来讲,相权顶破天也不过是皇权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代行者。

北宋皇陵选址考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是中国封建典章制度和礼仪制度的具体表现之一。同样的,中国古代陵寝制度也是封建皇权意志在地下的延伸,他们亦试图在地下统治人民,过奢华生活,故而消耗大量的资源,建设规模巨大的陵墓,及相应的如地宫、石刻等一系列的相关附属设施。宋代皇陵,由于受到政治与战争的影响,分别修建在今河南省巩义市和浙江省绍兴市,是我国现存规模宏大、体系完整的帝后陵寝之一。宋代皇陵在石像雕刻、建筑形状等方面为后人留下了深厚的历史文化遗产。

“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试析——北宋政治架构探微

宋代政治架构 ,一言蔽之 ,即“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这是理解与认识宋代官僚政治体系的关键。皇权、相权、台谏之权 ,构成宋代中央政府中的三角 ,三者互相限制 ,又互相倚恃 ,形成“共治”架构。宋初完善法制 ,提倡依法办事 ,奠定了“共治”架构的稳定基础。而中唐以来社会思想的发展 ,为“共治”局面的出现创造了条件。有宋一代 ,最能体现“共治”架构的 ,是宋仁宗朝 ,故有“庆历之治”的美誉。剖析宋仁朝政治 ,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共治”架构。

“大宗不可绝”与两汉皇权继承

两汉时期是中国传统皇权政治奠基和发展的时期,在此期间,"大宗不可绝"成为皇权继承中必须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围绕着"大宗不可绝"和"为人后者为之子"两条原则,两汉时期在经学领域和现实政治领域发生了一系列争论和斗争,并最终影响了汉代的政治发展和政治文化形成。研究这一问题对于深入理解传统社会的皇权政治有重要价值。

从明代淫祠之禁看儒臣、皇权与民间社会

按照明代的宗教管理体制,并非所有不在国家祀典的民间信仰一概被视为淫祠。但地方官在实际的行政中往往过激,将祀典以外的神明和祭祀一概视为淫祠。明代的官方制度和禁毁淫祠活动非日常化的运动特征,都为民间信仰的存在留有空间。同时,明代国家祀典是一个开放发展的体系,不时将有影响的民间信仰纳入,扩大了该信仰在民间的影响。由于明代的国家既非依据民众的合意也非依据儒学的原理而成立,因此,代表国家意志的儒臣既要禁毁民间的淫祠,也要限制皇权的淫祀,但效力有限。

“天高皇帝近”:一个重要的中国思想史命题——雷戈《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评介

雷戈所著《秦汉之际的政治思想与皇权主义》一书,认为从秦朝到汉初的思想史发展阶段是中国思想史上皇权主义意识形态的生成和确立时期,并将其概括为"后战国时代";采用独特的"历史-思想"研究法,从政治制度、官场规则和官吏的政治生活中,挖掘特定时期的政治思想共识,为政治思想史研究开辟了新的路径,并扩大了思想史的资料范围;认为秦汉时期生成的皇权主义秩序,把"天高皇帝远"的制度现实变为"天高皇帝近"的观念实存,实现了对人们思想的可控性,从此,思想成为皇权可以控制和规范的领域,达到了有效的思想专制。这是秦汉以降中国思想史发展的基本特征。该书在研究方法的创新和思想深度的开掘上,都做出了独到的贡献。

“皇权”与“不死”——汉赋早期两大文本主题与“梁园文学”之兴起

司马相如离开长安赴梁孝王“梁园文学”集团学习辞赋,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梁孝王具有继承皇位的可能性,另一个是“梁园文学”具有上层贵族喜爱的“神仙不死”思想。这是“皇权”与“不死”对汉初辞赋写作影响的结果。后来“梁园文学”等地方辞赋与汉武帝的宫廷辞赋相结合,产生了文学史上真正意义的“汉赋”。“皇权”与“不死”就成为司马相如以及其他赋家早期书写汉赋的两大主题。“梁园文学”在汉赋生成过程中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经济史论证

秦至清皇权专制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是皇权对国土上的一切物产具有不容置疑的绝对支配权力。在二千年的帝制时代,"溥天之下,莫非王土"不是观念性的虚言,而是一种确定不移的事实,天下一切都被打上了皇权的印记。经济制度与经济法令一出于皇帝之口,无论是经济制度的制定,还是具体经济政策的发布,都可以看到皇权的随意性、皇帝意志的绝对性,在其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帝王随意滥施赏赐,可以看作是经济领域皇权专制的重要论据。皇权对土地、盐铁等特殊经济资源的刻意控制,出于制造臣民对之生存依赖的险恶目的,是《管子》"利出一孔"经济专制思想的典型表现。中国帝制时代只存在一般状况的财产私有制,臣民对私有财产的财产权,主要表现为占有权和使用权,是有条件的所有权,不是完全所有权或无条件的支配权。皇权支配天下财富的独断性,赐予的随意性,所有权的专属性,都体现着专制权力的秉性。

中国封建皇帝封禅略论

在祭教合一的封建时代 ,皇帝举行隆盛的封禅典礼 ,既是构成皇权存在合理性、合法性的普遍逻辑性法则和终极依据 ,又是皇位正统和大一统所必须的文化表征。在儒学思想演绎和阐释下的封禅仪式过程和象征意义 ,不仅是一种政治秩序和制度模式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