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后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技巧与发行策略

重庆《新华日报》作为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发行的党报,其出版发行长期遭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阻挠。皖南事变后,该报以灵活巧妙、寓情于事等编辑技巧,运用以退为进和另辟蹊径的发行策略,成功躲避了国民党的层层审查,向广大读者揭露了皖南事变的真相,为挫败第二次反共高潮作出重要贡献。探析皖南事变后重庆《新华日报》的编辑技巧与出版发行策略对理解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巩固舆论宣传阵地,以及党史与党报的密切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关于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反击反共逆流策略的转变

1941年1月,国民党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几天之内,围歼皖南英勇抗日的新四军共9000余人,这是抗战以来中共遭致的最大损失。延安,中国敌后抗战的指挥中心,一时沉浸在悲痛与激愤之中。毛泽东曾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现在蒋介石大开杀戒,自毁长城,制造如此天下奇冤,中国共产党该如何反击呢?这是事变后中共中央日夜商议,而又难以决策的问题。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上层对中共的态度--以《王世杰日记》为中心的再考察

1941年初至1943年秋,是抗战时期国共关系最为风险浪急的一个时期,发生了皖南事变这一严重的军事冲突,国民党上层间围绕皖南事变善后、对中共宣传方略、对中共应以武力解决还是政治解决等问题,经过了若干反反复复的争议,由于国际国内各种因素的牵制,及王世杰、张治中、贺耀祖等的斡旋,最终采取了较为折衷偏缓的处理办法,国共关系继续维持在合作抗日的大格局之下。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与居里会谈述析

1941年1月6日，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这一事件不仅影响到国共关系，而且还引起了美、英、苏等国政府和舆论的高度关注。其中，美国的反应尤为积极，该国政府高层透过此次事变对中国国内形势进行重新评估，直接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决策和实施。

皖南事变后的皖南游击战争

1941年1月,国民党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一度漫天抗日烽火的皖南,顿时沉浸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然而,中共皖南党组织和皖南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在黑暗重重的皖南山区开展艰苦的游击战争,直到大军渡江全国解放。

刘少奇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

刘少奇在皖南事变发生后，处变不惊，及时向中共中央建议调整战略方针，以战略家的眼光，率先提出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并实现了华中党军领导和指挥的高度统一，创造性地解决了抗日游击战争中战略指挥关系问题。刘少奇对华中抗战尤其是新四军在盐城重建军部后的发展壮大。

试论皖南事变后新四军对国民党军的统一战线工作

皖南事变发生后,新四军丧失了在全国抗战中的合法政治地位,华中国共两军关系从此破裂。但新四军仍坚持不懈地开展对国民党军的统战工作(又称“友军工作”)。本文侧重探讨了新四军“友军工作”的特殊环境、工作方针的确定、实施情形,并论述了这一工作的特点。关于皖南事变后的新四军“友军工作”的研究,历来为人们忽略,本文通过对这一特殊问题的探讨,揭示了新四军在抗战中,顾全大局,对国民党军所一贯坚持的团结合作精神。

皖南事变后的叶挺与李济深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长叶挺率众浴血奋战,勇猛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死伤惨重,未能突围。遵照党中央指示,叶挺前去与国民党军谈判,遭非法扣留,先后被囚禁于上饶、桂林、重庆、恩施等地,时间长达五年零二个月。叶挺被囚禁期间,幸得李济深将军全力保护,其间他与顽固派展开针锋相对地斗争,痛斥蒋介石反共阴谋,不失革命军人英雄本色。而叶、李两人情同手足、生死共患的情结更让世人感动。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述评谢冰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国共两党关系史上，皖南事变是最为严重的一起事件，它将国共两党推到了大规模内战的边缘。但是，国共合作关系并未因此而被摧毁，大规模的内战毕竟也未爆发。对此，本文拟从皖南事变后这一特定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过程中求出解...

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态度的微妙变化——兼及“柔荑”考证和解读

长期以来,学术界多认为柳亚子与黄慕兰关系密切,甚至为忘年之交。笔者经考证和解读柳亚子提及"柔荑"的两封信件,认为"柔荑"即黄慕兰。黄曾在1942年底因杨惠敏案牵连而被捕,在黄被捕后柳亚子先后致信毛啸岑和柳非杞,希望他们帮忙打听林庚白的遗稿和遗属的下落。文章进而揭示,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因黄慕兰阻止发表反击国民党反共逆流的宣言而对黄产生不满,并开始疏远她,但是,柳亚子并不愿明言和公开表达这种看法,故长期以来学术界几乎无人知道皖南事变后柳亚子对黄慕兰态度的微妙变化。

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对美国宣传工作述论

在皖南事变善后阶段,随着美国政府态度的逐渐明晰,中共认为加强对美国的宣传工作是给予国民党方面压力的重要方式。为了打破国民党对新闻的压制封锁,国际新闻社中国香港分社与跨国记者群体成为中共沟通内外的新闻中转站,及时向美国新闻界传递信息。中共对太平洋国际学会、中国人民之友社、保卫中国同盟与纽约华侨衣馆联合会等国际民间组织及美国华侨团体开展统战工作,增强中共的国际舆论影响力。一方面,事变后中共在重庆、中国香港与美国三地集中开展的对美宣传工作使中共坚持抗战、反对分裂的形象在美国政府和民众的视野中得以强化;另一方面,中共认识到在外交上,尤其在对英美外交上“大有活动余地”。

试论歌曲在皖南事变后被俘新四军将士中的作用

本文对歌曲在皖南事变后被俘新四军将士中的作用进行了回顾分析.

皖南事变后周恩来在扭转国共两党态势上的决定性作用

皖南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决策层在判断国共两党关系和国内主要矛盾时发生了分歧:毛泽东认为蒋的这一行动是国共抗日统一战线完全破裂的信号。要对蒋介石政府实行全面反击,不怕内战爆发,在政治上军事上全取攻势。周恩来则认为,把皖南事变的性质作此判断证据不足,从当时的局势看,民族矛盾依然是主要矛盾,维护抗日统一战线仍然是必要的。在周恩来的运作下,中共在政治上完全取得了主动,国民政府完全处于被动。皖南事变后,中共之所以在军事自由度、政治自主性上大大提升,在创建根据地方面取得迅猛发展,正是巧妙处理皖南事变的必然结果。如果说西安事变是中共求生存的转折点,那么皖南事变则是中共争发展的转折点。以之衡量,周恩来在扭转国共两党态势上的贡献是不言而喻的。

周恩来在皖南事变后

皖南事变发生之后,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坚定地在陪都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又一次反共浪潮展开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从而使红岩成为共产党在陪都的一个攻不破的堡垒。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

１９４１年，国民党方面制造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迅速出现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后在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各自对策，缓和了国共关系。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

皖南事变发生后,如何应对苏联关切、避免中苏关系受国共关系牵连是蒋介石面临的重要课题。作出强硬处置的决策前,面对苏方询问,蒋介石推诿搪塞。决定撤销新四军番号后,他反复向苏方作出解释,试图淡化事变的政治意义。事变告一段落后,他继续通过多种途径向苏联示好,希望缓和双方关系。皖南事变后蒋介石的对苏策略显明地体现了抗战时期中苏关系的特殊性以及中国内政与外交的关联互动。

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的正规化建设——以五师为例

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要求全体八路军、新四军实施正规化建设。抗战初期,中共在鄂豫边区为扩大抗日武装力量,接收了包含地方游击队、国民党溃散部队、新兵及反正伪军等各方人员参加新四军。但兵员迅速扩充后,部队各项建设难免出现了相对滞后的局面,存在政治教育不到位、本位主义、游击习气及军阀作风等问题。1941年2月新四军第五师正式建军,之后即从政治思想建设、党的组织建设、军事建设等方面入手,对部队实施正规化建设。经历正规化建设的五师,内能安定根据地,外能打击日伪军,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贡献。

论皖南事变后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国民党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把国共两党合作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在国内外错综复杂的险恶形势下，在同国民党的斗争中，共产党坚持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将这一原则的三个方面联系起来灵活运用，以有理的斗争进行反击和防御，以有利的斗争打击和制约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以有节的斗争使得国民党蒋介石继续留在抗日阵营内，从而维持了全民族抗战的局面。共产党有理有利有节高超的斗争艺术。

皖南事变后国共关系由对抗走向缓和的历史考察

1941年初,国民党方面惨绝人寰地制造了屠杀新四军的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迅速出现了政治对立、、军事对峙的全面对抗局面,后在各种因素的互相作用下,国共两党分别调整了对策,采取了缓和的态度,从而避免了国共间更大悲剧事件的发生,维护了两党合作抗日大局。作者认为,在两党关系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以德报怨”,充分发挥了抗日战争“中流砥柱”的作用;而国民党首先表示了缓和态度,消除了事态进一步扩大的诱因,也有利于两党关系的缓和。

皖南事变后中共的舆论导向及成效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在政治上进行大举反击，充分发挥舆论导向的作用，争取国际国内中间力量，使形势很快朝着有利于中共方面发展变化。其主要举措是：调动并利用抗日根据地的一切舆论工具和宣传形式，揭露事变真相，提出严重抗议；在国统区和敌占区用侧面的间接的各种方式动员舆论，获取同情和声援；及时引导舆论的走向，牢牢掌握斗争的主动权。由于中共舆论导向方针正确、策略得当、形式灵活，中共因而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同情和拥护，赢得了国际舆论的称赞和声援，争取和教育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中间力量，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