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经学家皮锡瑞的骈文成就

皮锡瑞不仅是清代著名的经学家,还是成就较高的骈文家。与大部分清代骈文名家并没有整理自己的骈文集不同,他生前两次编辑、刊刻了自己的骈文集;且几乎所有文章都用骈体来说经、论史、评文等,自由地说理、抒情与言志。这些骈文多对偶工整但不呆板,讲究隶事与声律但又不受束缚;内容充实,情感浓郁,具有强烈的以古鉴今,经世致用倾向。在晚清白话文学兴盛的背景下,皮锡瑞以骈文作为他说经、论史、议政的主要载体,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皮锡瑞《春秋》“借事明义”的根基与限度

《春秋》有事与义两端,汉代公羊家认为《春秋》讬王于鲁,可谓讬义于事,而郑玄提出春秋学的一个基本方法应当是“因事见义”。讬是假借义,因是根据义,二者一虚一实,形似而实异。皮锡瑞发扬汉代公羊学的假讬义,借助宋儒分离事与义的解释框架,同时综合常州公羊学和晚清公羊学,提出折衷性质的“借事明义”,一则整合公羊学内部的非常异义,二则取代渐生歧义的“王鲁说”。在皮锡瑞之后,“借事明义”几乎成为公羊学的入门法则,但我们也有必要反思“借事明义”的解释限度,重估晚清创造的春秋学传统。

皮锡瑞图书批判说辨析

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皮锡瑞对宋代图书之学多有批判。他认为,“河图”“洛书”出于汉人谶纬之说,有图无字,多有附会之嫌;“先天图”实际出于道家,乃采取易学理念进行修炼的产物,而宋代学者试图托名伏羲,赋予其儒家正统的意义,断不可取;图书之学只是《易》外别传,不应成为主流,研究易学必须重视文字考证和义理阐发。可见,皮锡瑞的图书批判说体现出其主义理切人事、坚持儒道之分、推崇孔子的易学特色,进一步推动了学界对图书之学的反思。

《經學歷史》編纂史事考

皮錫瑞的《經學歷史》通常被視爲代表其今文經學立場的經學史著作。近年學界從該書的内容、版本方面,討論《經學歷史》是經學史還是經學著作,手稿本和通行本的版本差異以及其中皮錫瑞經學觀的變化。以新近出版《顧廷龍日記》所載陳慶年與《經學歷史》的關係入手,梳理《經學歷史》的成書經過,考察陳、皮二人編纂《經學歷史》的本意,應能理清《經學歷史》的性質及版本異同等問題,呈現經史轉型之際學人處理經史關係的多元路徑。

《师伏堂日记》所见皮锡瑞之经学观

根据《师伏堂日记》可以窥探皮锡瑞经学观 ,归之为三 :通经致用的为学旨趣、“义理必兼考证”的治经方法和力戒门户的经学立场。皮氏以其治学主张与成就 ,使今文义例之学、典制之学和经世之学融为一体 ,堪称清代今文经学之集大成者。

皮锡瑞《经学家法讲义》稿本的内容及其价值

保存在《师伏堂经学杂记》中的一组经学文稿,是近代经学大师皮锡瑞晚年讲授"经学家法"课程时所编讲义原稿。这部《经学家法讲义》手稿对先秦至魏晋的经学变迁与得失作了简明扼要的疏理和评述,描绘出魏晋以前经学历史的基本轮廓,其中的新见卓识,更显示出这部隐秘至今的经学遗稿的学术价值。皮锡瑞还在稿中自道其"郑学"研究,有助于今人全面体认他融通今、古文经学的学术品性,确证他决非专治今文家言的经师。

皮锡瑞《经学历史》并非经学史著作

《经学历史》的"十个时代",一直被学术界视为皮锡瑞所分中国经学史的"十期",并因此将《经学历史》视作中国第一本经学史著作。然而细读《经学历史》,可见书中分十个时代所作的论述,并非是对经学史的分期与评述,而是着力宣扬"尊孔"、"崇经"的思想,体现出皮锡瑞"信古"、"宗汉"、"主郑"的经学取向。因此《经学历史》绝非经学史书,而是一本借史立论的经学论著。

皮锡瑞南学会讲学内容述论

南学会之创设与皮锡瑞之主讲,为湖南维新变法一大举措。本文综观皮锡瑞在南学会的12次讲学,将其内容要旨概括为三并略作评论:一是大力宣扬合群之义,破除学派门户之见,以兼采众长,经世救亡;二是强调开启绅民之智,反对仇外打教,主张“文明排外”,以坚忍之志,变法自强;三是从经史中阐发素王改制之义,引申维新变法之说,推进湖南的维新运动。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学术播迁及其影响——以王闿运和皮锡瑞为始末

戊戌前后湖南今文经学的地域间学术播迁以王闿运主讲四川成都尊经书院为开端。以其学生廖平为中心形成了今文经学蜀学派。康有为受廖平的直接影响,形成了其公羊学思想体系,并以此授徒,形成了今文经学粤学派。康有为的思想又通过梁启超和谭嗣同影响了湖南维新运动。同时,皮锡瑞上承王闿运今文经学,并通过梁启超接受了康有为和廖平的公羊学影响,又通过主讲江西南昌经训书院,促使江西学风的转变。这使他不仅成为湖南今文经学最后一位大师,而且成为清末以湖南为中心的今文经学的集大成者。这一学术播迁反映了咸同以来士绅势力发展的新动向,同时对湖南维新运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论皮锡瑞郑学研究

皮锡瑞重视研究郑玄经学,认为:郑玄经注经说多有传世,藉其可窥汉代经学笃实之风;郑学有经世价值,藉其可实践经国之业;郑玄经学融汇今古文,研治郑学可厘清汉代今古文之家法。皮氏研治郑学有乾嘉汉学遗风,他对郑玄的经注经说作了大量的辑佚工作,在解郑玄经注经说时多采用疏证体。不过皮氏对郑玄经注经说的考证不可一概而论,有流于主观臆断之处。皮氏治经虽有涵纳各派之精神,然却是以今文为重,这种经学立场主要体现在他对郑玄的《王制》、《周礼》学所作的考察中。

皮锡瑞《经学历史》的编纂特点

《经学历史》对于经学通史的编纂有许多开创性。该书不仅从时间的跨度和内容的广度继承和发展了传统经学史的编纂特点 ,且吸收了西方史学的章节体体例 ,将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发展史用一主题思想贯穿起来 ,从而成为第一部完整意义的经学史并对近代的经学史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作者门户之见的限制 ,使得书中在探寻经学发展的原因时 ,在对经学史上各流派。

皮锡瑞与晚清教育变革

皮锡瑞较早认识到国家富强的根本 ,不在选拔任用人才 ,而在大兴教育、培植人才 ,因此对八股取士制度十分不满 ,而对兴办新式教育生出浓厚兴趣。戌戊变法期间 ,他极力推动湘赣两省废除八股、改革书院 ;在清末新政中 ,他更积极参加湘中兴办新学 ,为湖南教育的近代化做出了重要贡献。

皮锡瑞之易学观

皮锡瑞相信伏羲画卦,同意司马迁等人以文王重卦的观点,认为卦、爻辞都是孔子所作,并以"十翼"中的一些篇目出自孔子。皮氏论《周易》的作者和成书时代彰显了他对"汉学"的尊崇,体现了他崇经尊孔观念。由于他有着今文经学的立场,所以其对易学各派的评论也多受先入为主的经学观念的影响。皮锡瑞对王弼义理易学表示推崇,然而他并不忽视象数之学。他从易学史的高度论述了清代易家之易学。在具体的治《易》方法上,皮氏有继承,也有创新。他推崇焦循以"假借说《易》",还主张以汉碑证《易》。

皮锡瑞《王制》研究评析

清儒尤其晚清今文学家重视《王制》研究,皮锡瑞承前人之绪,对《王制》的文字训诂与名物典制、《王制》郑注的是非得失、《王制》的成书时代及其性质、《王制》与《周礼》的异同优劣等问题作了反复探讨,最后撰成《王制笺》一书,将清代的《王制》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度。通过检视皮锡瑞的《王制》研究及其对待郑注的态度,可以相当清晰地看出他从专守古文到兼宗今古最后独尊今文的治经历程,这也是清代经学演进的一个缩影。

皮锡瑞“三礼”学的今文经学观

皮锡瑞赞同以《仪礼》十七篇为孔子所定之说;认为《周礼》当出自六国时人,非必出于周公,亦非刘歆伪作;《礼记》中如《王制》和《礼运》这样有着完整意义的篇目,当可分篇别出,《王制》为孔门弟子所作。在重视经学家法的观念下,皮氏对《周礼》、《王制》给予了很多关注,力图通过对《周礼》、《王制》的解析以明今古文之分。皮锡瑞治经重今文,并强调经学之微言大义,他对古礼多从礼之义的角度来认识。

皮锡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批评——稿本《师伏堂经说·公羊传》例说

皮锡瑞的未刊稿《师伏堂经说》,是他始治经学时的笔记,其中《公羊传》题下的93条札记,有61条针对《春秋公羊传注疏》的各种缺失而发。细检皮锡瑞对何注、徐疏的批评,可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纠补其文字训释之误,二是指陈其违离传义之弊,三是揭举其前后乖异之失。清代公羊学家重义例而轻文辞,对《春秋公羊传注疏》作训诂、考释的不多,皮锡瑞本着朴学精神,指陈其瑕疵,纠补其缺失,因此十分值得今人重视。

皮锡瑞的“《春秋》非史”说与近代学术史上的《春秋》性质研究

清代学者皮锡瑞认为,孔子的《春秋》不是历史学著作,而是一部蕴涵作者丰富政治思想的政治学著作。此说虽发自一位今文经学家,却正确阐明了《春秋》一书的性质,破除了千余年来众多学者一个根深蒂固的误解。在受非学术因素严重影响,《春秋》性质研究长期处于误区的近代学术史上,皮锡瑞的这一观点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今文经学、书院士人群体与地方政治——以江西经训书院(1892—1898)为中心

传统教育体制在甲午战后逐渐改革,江西书院同样经历了这一变革过程。在豫章、友教等宋学型书院添课改革没有进展的情形下,经训书院以训经育人的方式,在皮锡瑞的影响下,却在科举取士上取得了极大的成功。细察这种悖离的原因,今文经学在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恰恰也是以皮门弟子为首的书院士人群体在江西维新运动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乃至这些人在民初江西历史上同样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笔者认为,这一研究凸显了书院的社会史意义,这或许是近代书院研究的新维度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