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超对接”供应链中合作社规模与益贫性研究——基于成员异质性视角

农民合作社在推动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构建由超市、合作社和农户组成的三级“农超对接”供应链模型,分析成员异质性影响下合作社的最优利润、最优规模以及益贫性问题。研究表明:在“农超对接”模式下,成员异质性增强会减弱合作社对普通成员的益贫作用,在实现合作社最优利润的条件下,成员之间的强异质性会使得合作社最佳规模缩小。据此提出“农超对接”模式下保护普通成员利益以及合作社规模和人员配置方面的相关管理建议。

产业数字化、收入分配与中国益贫式发展

选取2014—2022年281个城市数据样本,借助双重固定效应、面板分位数模型,深入分析产业数字化、收入分配及两者协同对中国益贫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益贫式发展水平在研究期内呈逐年提升态势;产业数字化可明显促进中国益贫式发展水平提升;缩小城市内部区县间收入差距、城乡间收入差距能够强化产业数字化对中国益贫式发展的驱动作用;产业数字化与收入分配的协同作用能够显著促进中国益贫式发展。据此,提出激发产业数字化“新活力”,盘活收入分配“新动能”及打好财政支出“组合拳”的对策建议,为驱动中国益贫式发展提供新方向。

农村电商的益贫效应——以四川省为例

农村电商的兴起为解决农村发展中的收入差距和基础性难题提供了新的契机。以四川省为例,通过CRRS数据库获得有关数据,构建多元Logistics回归模型,引入核心解释变量农村电商经营和一系列控制变量,进行实证分析探讨农村电商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的益贫效应影响。结果表明,相对于进行电商经营的农户而言,未进行电商经营的农户更倾向于获得较低的收入水平,而电商经营对高收入水平农户不具有显著影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农产品电商化已成趋势,为当地经济带来繁荣、解决农户收入差距和农产品滞销问题提供新的思路。基于此,为支持农村电商发展,拓宽农户增收渠道提出相关对策建议。

精准扶贫政策之益贫式增长效应

本文构建精准扶贫政策影响益贫式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6—2019年宿迁市国家级扶贫改革试验区阳光扶贫监管系统数据,检验精准扶贫政策对村级益贫式增长与低收入农户增收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1)在精准扶贫政策干预下,村级实现“强益贫式增长”,其机制在于,改变低收入农户生计模式、强化“三保障”、提升收入稳定性,而增强收入稳定性的中介效应最强;(2)帮扶措施实施广度与精准度较低造成扶贫项目收益减贫成效不足;(3)救助补助类收益能明显提升教育与医疗保障水平,但住房保障益贫性有限;(4)精准扶贫政策能促进较低收入农户实现更快增收,也呈现较强的县域益贫性。这意味着,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增强脱贫地区和脱贫群众内生发展动力仍是难点,因此,应加大经济薄弱村产业帮扶力度,在提高贫困标准、强化分类施策的同时,提高帮扶精准度,探索建立综合性社会保障体制,提升精准扶贫政策的益贫式增长成效。

数字普惠金融能否实现益贫式增长?——基于中国流动劳动力的微观视角

解决相对贫困是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关键,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相对贫困的关系有助于充分释放数字普惠金融的共同富裕红利。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相对贫困流动劳动力群体,研究数字普惠金融对流动劳动力相对益贫式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实现流动劳动力的相对益贫式增长,其核心机制是带动非农劳动密集型就业,也呈现出制造业收入提高及服务业就业扩大的行业差异。在“宽带中国”与城乡融合试点城市中,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的分配改善效应更强,其对受教育程度高的农业与服务业中的年轻流动劳动力增收效应更明显。建议强化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建设,推进数字普惠金融与非农产业深度融合,建立非农劳动力就业促进机制,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城乡共同富裕效能。

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效应——基于农村流动劳动力视角

以城市最低工资标准界定低收入农村流动劳动力群体,利用2011-2018年CMDS与289个地级市的匹配数据,检验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的益贫式增长效应、机制与异质性。研究发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收入提升和分配改善两个机制实现农村流动劳动力的益贫式增长,这一结论在考虑模型内生性和替换解释变量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提高劳动者受教育程度能加速提升城市数字经济的益贫效应。流入地社会保障缺失制约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农村流动劳动力益贫效应的发挥。单纯提高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则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甚至逆转其益贫效应。因此,要在推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促进农村流动劳动力非农就业的同时,提升农村流动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与就业匹配能力,健全社会保障机制,充分释放数字经济发展的“城乡共富红利”。

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测度

为了深入探讨近年来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的益贫式增长,根据农村收入五等分分组数据分析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2014—2020年经济益贫式增长水平及变化趋势,首先利用FGT指数测算西部地区农村贫困广度、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再通过FGT指数分解计算PEGR减贫等值增长率,判断这段时期西部地区各省份农村经济增长的益贫情况。测度结果显示,2014—2018年各省份的贫困状况均未得到改善,2018年之后6个省份的贫困指数均开始有所下降,同时西部地区各省份的经济益贫性程度有差异,2015—2017年各省份的经济增长都是非益贫的,2018—2019年除了陕西省,其他5省(区)经济增长都处于益贫阶段,2019—2020年新疆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益贫性,而其他几个省份的贫困人口没有从经济增长中获得更多的收益。从党的十九大到党的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为继续促进西部地区农村经济益贫式增长,从缩小贫困人口收入差距、增强人力资本投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3方面提出了政策建议。

乡村旅游多维益贫性的实现机理

旅游可以促进区域减贫已成为共识,在我国精准扶贫和乡村振兴战略的支持下,乡村旅游因其造血式扶贫而备受重视,乡村旅游产业乘势迅猛发展,其产业扶持效应日益凸显。通过对大别山片区三个依靠乡村旅游减贫的代表县进行深度访谈调研,提出了乡村旅游益贫性的四个维度:经济维度、教育维度、参与机会维度和生活环境维度,通过分析这四个维度之间的关系,构建了乡村旅游多维益贫性实现的理论模型,分别提出了不同参与主体在提升乡村旅游益贫性方面的路径:政府应当监督引导产业链发展,旅游企业应当吸纳边缘劳动力,社区居民应当主动参与,旅游者应当增加正向消费,社会组织应当加大组织协调力度。

相对贫困视角下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研究

益贫性衡量了贫困群体在经济增长中的受益程度。经济增长主要通过提高居民整体收入(收入效应)和改善居民收入分配方式(分配效应)这两种途径来减少贫困,而贫困群体具有弱质性,未必能随着经济发展而同时发展。经济发展的益贫性越高,经济增长越有利于贫困群体,在既定的经济增长率下,贫困群体收入的改善程度就越高,经济发展模式就越包容。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运用图形法、假设检验法、指数法,在相对贫困视角下分析并检验了2010—2018年中国经济增长的益贫性。研究发现,中国整体上实现了益贫式增长,但在细分的各阶段上,其益贫的程度略有不同。2010—2012、2012—2014年实现的是传统涓滴式发展,虽然贫困率降低了,但贫困群体收入的增长要慢于非贫困群体,经济增长更有利于中、高收入群体收入增长。2014—2016年实现了高度益贫的发展,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长最快,益贫性最高,不仅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减少了贫困,分配效应也进一步减少了贫困。2016—2018年也实现了益贫式增长,但益贫程度有所放缓。减贫主要通过经济增长的收入效应来实现,其减贫贡献度超过80%。2014年后分配效应在农村地区的减贫作用变大,收入分配状况明显改善。2012—2018年整体上实现了一阶相对益贫和二阶相对益贫,贫困群体的收入增长率显著高于整体平均收入的增长率。

益贫式增长: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模式、困境与对策

实现共同富裕的难点和重点都在乡村,而乡村经济社会的发展离不开乡村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乡村教育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逻辑是赋能人力资本,并推动人力资本差序性转化为社会资本,以“文字下乡”“文字上移”和“技术下乡”等方式助推乡村社会改革,并调节性干预社会行动与社会分配,进而以益贫式增长的方式服务乡村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然而,囿于乡村教育体系结构的包容性不足、质量文化的适应性不高、治理机制的自主性不强等现实困境,乡村教育难以推动乡村社会走向益贫式增长道路,共同富裕的实现也任重而道远。因此,乡村教育走向高质量发展,要建构更加包容、更好适应和更为自主的乡村教育新体系,以教育变革推动乡村社会益贫式增长,最终实现乡村社会的共同富裕。

基于益贫性目标的湖州市医保政策改革实践与探索

医保在降低患者灾难性医疗支出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未根本性地改变低收入家庭医疗负担重的问题,依然存在着“因病致贫”或“因病返贫”的现象,因此如何改善医保“益贫性”问题是医保改革的重要课题。文章分析了湖州市现行医疗保障政策,研究发现:湖州市通过规范转诊制度、设计医保差异化支付体系,加大医保支付方式改革力度,推进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制度持续改进、无缝衔接,推进医疗费用报销补助“一件事”联办服务等医保益贫性改革举措,极大降低低收入患者家庭灾难性医疗支出,减少“因病致贫返贫”的家庭比例,切实提升贫困家庭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同时,也为其他具有相似市情的地级市医保政策改革提供参考。

农村土地流转的益贫效益研究

土地集资源、资产属性于一身,是农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重要的资产要素。农村土地流转增加了流入主体的生产性收入和流出主体的财产性收入,并且有利于充实集体经济,在精准扶贫和后贫困时代都体现出促进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的益贫效益。但是土地确权存在困境、土地流转市场不规范、土地流转中农民利益受损以及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等因素阻碍着农村土地流转益贫效益的发挥,应当有效推进土地确权、建立健全土地流转市场、切实保护农民土地流转收益、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引导农村土地有序流转,促进农村土地流转益贫效益的实现。

益贫式增长与社会机会分配

目前的益贫式增长测度方法局限于从收入或支出角度考察增长是否益贫,没有足够重视教育、医疗、保险等社会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本文用基于社会机会函数(SOF)构造机会指数(OI)和机会益贫指数(PIO)的方法测度中国教育和医疗服务机会分配的益贫性及其动态变化,采用CHNS住户调查数据(2000—2009年)进行了实证研究,以此作为考察增长益贫性以及制订和执行更具针对性的益贫策略的有力依据。

中国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的益贫性测度——基于社会机会函数的实证

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现象一直是被关注的热点,但相关研究方法局限于从收入、支出以及个人特征角度来考察,目前尚无从机会获得角度对中国医疗保健服务的益贫性进行测度的相关研究。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基于社会机会函数(SOF)构造机会指数(OI)和机会益贫指数(PIO)的方法测度中国卫生保健和医疗服务的益贫性及其动态变化。结果显示,2000-2009年中国卫生保健服务不具有益贫性,质量较高的保健机构其服务的益贫性更差;2000年中国总体医疗服务机会基本均等是两个不平衡因素耦合的结果:较贫困病人较多享用了低质量医疗服务,较富有病人较多享用了高质量医疗服务;2009年总体医疗服务的益贫性主要来自村诊所和乡医院等较低质量医疗机构服务的益贫性,县医院和市医院等较高质量的医疗服务益贫性仍然很差。

中国义务教育益贫性测度——基于社会机会函数的实证

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数据,基于社会机会函数(SOF)构造机会指数(OI)和机会益贫指数(PIO)的方法测度中国义务教育的益贫性及其动态变化。结果显示,1989-2009年中国7-12岁儿童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扩大12.19%,机会益贫指数(PIO)的值由98.77%升至98.83%,仍小于1,益贫性虽有所改善,但这期间小学教育不具有益贫性;1989-2009年中国13-16岁青少年的平均受教育机会提高17.86%,1989年中国初中教育不具有益贫性,经过20年的发展,2009年中国初中教育机会益贫指数(PIO)达到100.22%,大于1,表现出一定的益贫性,但益贫性仍有较大改善空间,最低收入组家庭子女享有义务教育的平均机会仍然是最低的。

发展中国家未来经济的新模式——益贫式增长

益贫式增长(pro-poor growth)模式成为当今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本文回顾了益贫式增长提出的国际背景,阐释了益贫式增长的内涵,最后讨论了实现益贫式增长的政策框架,主要包括倡导结构性改革以锐意减贫、构建宏观经济框架和国家减贫政策之间的"单向"一致性策略、宏观经济稳定前提下保证再分配和初次分配的益贫性指向、益贫式增长应内嵌于民主政治进程改善才能更好地实现。

秦巴山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空间分异

为探索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内在机理,进一步为精准扶贫政策落实指明方向,该文以秦巴山区典型贫困县(重庆市云阳县)的78个贫困村为例,分析了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并深入分析了主要影响因素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之间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随着村-城空间距离的加大逐渐降低的趋势,县域交界处成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盲区。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高值聚集和低值聚集的空间关联特征,高值区集中在城市周边区域,低值区则集中在距离城市较远的高山地带。道路交通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营销宣传、公共帮联、家庭特征和市场体系建设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信息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益贫性作用尚未完全凸显。因此,为巩固贫困人口的脱贫稳定性,在保持交通、营销、责任帮扶和现代农业市场体系建设的同时,应进一步加强信息网络建设力度,提高网络建设对消费扶贫的带动作用。

城乡家庭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比较研究——基于益贫指数的视角

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是指在增加儿童总体教育机会的同时,更要保障教育机会分配向弱势群体倾斜,即实现益贫式发展。针对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利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项目(CHIP)数据分别构建城镇家庭和农民工家庭学前教育的社会机会函数,进一步计算益贫指数发现,城镇家庭和民工家庭的学前教育机会分配均不具备益贫性。相对于城镇家庭而言,民工家庭组群中学前教育机会被富裕家庭所占有的可能性更大。促进城乡家庭学前教育机会公平的对策是:增加农村贫困家庭收入,提升其学前教育投资能力;构建利于儿童平等发展的家庭政策,培育父母学前教育投资意愿;优化学前教育资源供给,促进城乡协调发展;积极推进学前教育立法,保障师生合法权利。

内生动力、益贫市场与政策保障:打好脱贫攻坚战实现“真脱贫”的路径框架

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一个重要环节,各地陆续进行了有关贫困县的贫困退出评估,但这些评估主要是工作绩效的评估,距离"真脱贫"的质性评估还有一定距离。实现"真脱贫"的核心就是要改变贫困人口及其所处环境的贫困本质。具体而言,我国未来的扶贫工作应聚焦于三个方面的改变:微观层面贫困人口和贫困村内生动力的激活和配置,中观层面益贫式经济发展环境的营造及其减贫功能的充分发挥,宏观层面保障性的社会政策格局的建立。这一减贫理论路径框架不仅是对中国扶贫工作提出理论性的反思,也是对扶贫评估体系建设做出的展望。扶贫工作中要实现扶贫主流化的转变,贫困退出评估中要重视测量和判断贫困人口及其所处环境的贫困本质的变化,让扶贫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益贫性及其机制

合作社一直被人们视为一个由贫困群体通过自助和互助而实现益贫和脱贫的理想载体。可以确认,贫困农户通过农民专业合作社实现的合作,对于我国反贫困工作益处非浅。然而,应该明确指出的是,合作社并没有什么针对穷人和小农户的特殊制度安排,要实现其益贫功能还存在诸多现实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