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扶贫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与益贫机制研究

文章基于向量误差修正(VEC)模型,实证分析了我国1986—2017年中央扶贫资金投入的减贫效应。研究发现,从长期来看,中央扶贫支出不仅能直接减少农村贫困,还能通过促进经济增长间接减贫;但在短期内,中央扶贫支出的直接与间接减贫效果均不显著。此外,中央扶贫支出对农村贫困和经济增长均具有长期正向影响,且贡献度较大并在逐年递增。由此可见,将中央扶贫资金投入当作减少我国农村贫困的重要手段具有合理性。

产城融合视角下产业发展益贫机制研究——以非贫困地区济源市为例

产城融合是化解城镇化与产业升级双重矛盾的有效手段,架起产业发展和城镇化建设良性互动的桥梁。小康路上一个不能少的目标要求非贫困地区的贫困治理工作不容懈怠,在实现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如何构建可持续的治贫体系值得探究。本文以河南省济源市为例,分析其实现产城融合的现实逻辑,探讨其在产城融合视角下如何构建产业协同发展益贫机制,进而提出一系列有利于优化产业发展的建议,为未来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下的反贫困治理工作提供参考。

西南民族地区旅游扶贫成效与益贫机制构建

基于生态功能的约束与地域资源特色,西南民族地区将发展旅游业作为扶贫攻坚的重要措施,在区域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调整、贫困人口脱贫致富和思想观念转变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通过调研发现,还存在一些影响旅游扶贫效果的问题,主要有:将旅游扶贫等同于旅游开发、"旅游飞地"现象突出、社区与贫困人口的参与未被重视和贫困人口的受益主体地位未得到保障等。为充分发挥旅游扶贫的作用,需要在旅游扶贫开发中坚持地方政府的主导地位,构建完整的本地化旅游产业链,设计有益于贫困人口受益的参与机制、利益分配机制和精准帮扶机制。

生计响应视域下的产业扶贫益贫机制研究——以贵州省瓮安县为例

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强弱,决定产业扶贫成效的高低。笔者认为,农户的生计响应是制约产业扶贫益贫性的关键因素,其响应的维度和强度直接反映出产业扶贫益贫的维度和强度,进而影响到产业扶贫的总体成效。本文以可持续生计理论为基础,阐释“生计响应-多维益贫-持续脱贫”的产业减贫逻辑,尝试建构“4维度-3强度”生计响应测度要素与体系,并以贵州瓮安县为研究样本,分析其产业扶贫生计响应的结果特征和影响因素,提出产业扶贫必须注重农户的生计响应,创建和完善以资产、收入、能力和精神益贫等为要素的多维益贫机制,以期促进农户生计转型升级,实现可持续脱贫目标。

农民专业合作社益贫性研究——以雅安市石棉县为例

农民合作社的组织制度安排决定了农民合作社具有天然的益贫性,是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最理想载体。通过吸纳社员,积聚资金、土地等生产要素,组织“小农户”共同对抗“大市场”,通过与社员紧密的利益链接机制,发挥其益贫带动作用。贫困社员一方面通过合作社,改善了收入结构,提升了收入水平;另一方面,通过合作社学习先进的生产技术与生产理念提升了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巩固脱贫成效。文章通过分析农民合作社的益贫性与益贫机制,研究石棉县农民合作社发挥益贫带动作用的现实约束与实现路径。

大湘西乡村旅游精准扶贫研究

贫困问题是我国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桎梏,旅游业被誉为永不落幕的"朝阳产业",在扶贫攻坚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现如今,大湘西地区旅游扶贫虽初见成效,但仍面临诸多难题不容忽视。本文探究大湘西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权力益贫、能力益贫、机会益贫、收益益贫、评价益贫等五种益贫机制,从而促进大湘西地区乡村旅游精准扶贫工作的有效开展。

发展产业是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的根本之策

发展产业是增强贫困地区造血功能,巩固脱贫、防止返贫,确保农民持续增收致富的根本之策。培育发展扶贫产业,要遵循因地制宜原则,结合当地区域优势、自然条件和资源优势,健全政策、金融、技术、人才、销售等支撑保障体系。着力于加强产业化专项资金扶持力度,保证产业发展做起来、有规模、见效益;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带贫益贫长效机制;开展线上线下齐发力,拓展农产品销售渠道;加强教育技术培训,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农业产业大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