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政官员与地方治理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地方治理体系中,郡长是最重要的郡政官员之一。早期郡长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其中军事职能是其职位身份的显著特征。郡长通常领有一郡,随着其权势地位的发展,后来可统治数郡。10世纪末,由于丹麦人入侵,同时伴随着国王对郡长的态度变化,郡长数量减少,开始走向衰落。克努特时期,伯爵逐渐取代郡长占领了郡社会。直到盎格鲁-撒克逊晚期,随着伯爵退出郡政统治,郡守渐渐成为地方社会的实际管理者。此外,在这一时期郡政官员的发展中,国王的里夫、郡管事和郡执行吏也在不断磨合共生。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郡政官员对早期地方社会产生了重要影响,进而奠定了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治理模式。

移民、腹语与意识形态:《维兰德》中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的北美殖民控制策略

《维兰德》中,美国独立战争前夕费城内部三个不同种族的政治文化共同体(盎格鲁-撒克逊、德裔、爱尔兰)竞争北美殖民地的殖民控制权。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利用会腹语的“爱尔兰”人卡文破坏了德裔维兰德家庭成员间的信任,成功瓦解了维兰德家庭共同体。卡文拒绝接受爱尔兰革命导师勒德洛的同化,回归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以卡文为代表的英格兰移民成功粉碎了爱尔兰移民的北美殖民阴谋。布朗对美国建国前故事的回写旨在为解决18世纪90年代美国内部政治文化危机提供参考:族裔属性各异的移民共同体与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之间的矛盾冲突是该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控制移民与异质文化、维持盎格鲁-撒克逊共同体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是确保美国政治文化属性与国家稳定的必要措施。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教会税及其影响

起初,盎格鲁人、撒克逊人在宗教上都是异教徒,但在7世纪,所有的盎格鲁-撒克逊国王及其臣属都皈依了基督教。随着基督教文化的兴起,教堂捐等教会税开始见诸盎格鲁-撒克逊法典中。教会税是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财富的一个重要来源,尽管教会拥有政治权力,在民众中间拥有道德权威,但是,教会税也增加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沉重负担,使中世纪早期英格兰的乡村生活更加不稳定。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的郡区制与早期地方治理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主要实行以郡区制为主的地方管理体制。郡区制是包括郡、百户区和村的一种三级地方行政管理体系。郡的出现以百户区为基础,郡法庭是构成郡政府的最重要的司法和行政机构。百户区由数个村组成,是郡之下的行政单元,百户区内设有百户区法庭负责处理民事案件和情节轻微的刑事案件。村是地方基层组织的一部分,村民大会是村内共同的民众集会。村庄共同体是中世纪英格兰乡村基层组织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盎格鲁-撒克逊时期,以郡区制为表征的地方治理彰显了中世纪英格兰三级治理、特定区域治理以及多向化治理的地方治理模式,对于诺曼征服以后的地方社会治理影响深远。

德国历史学派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的批判及启发

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经济学德国历史学派曾经对"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方法论批判,矛头直指"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方法论的两大标志:方法论个人主义和演绎法传统。直至今天,这些批判仍具有深远意义。作为"盎格鲁-撒克逊"经济学当代传人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在方法论层面上仍没有任何实质进步,方法论的形而上学性是导致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现实解释力越来越弱的根本原因。德国历史学派重视的历史维度问题仍是经济学领域的方法论核心问题。德国历史学派经济思想对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具有启迪意义。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莱茵模式 东亚模式 三种模式交织下的全球未来

对于市场力量已经做大并挟持了政府和社会的盎格鲁-撒克逊模式来说,资本的自由放任属性不会轻易低头。而对于实行追求效率与公正的莱茵模式国家来说,并不都能及时甄别出假"公正"之名的惰性并拿出与"民意"

金融危机背景下对“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重新审视

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引发了对"盎格鲁-撒克逊"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这种模式在刺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其过于强调自由竞争、忽略公平等局限性也值得警示。金融危机的爆发与英美等国家一直奉行的"盎格鲁-撒克逊"金融模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国在宏观调控方式上要讲求市场和政府干预的结合,在改革步伐上应继续推行渐进式的改革,而不是盲目追求市场化。

阿尔弗烈德大王的麻雀评——《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时间观念》

盎格鲁-撒克逊人依基督教,并不是因为他们的日耳曼传统中缺乏信仰。基督教围绕创世、耶稣和末日审判所构建的宗教时间框架为古英语使用者带来了有关时间未来性的新问题。皈依了的蛊格鲁一撒克逊的文学作者们有意无意地都面临着如何把基督教的时间体系和传统的格鲁-撒克逊时间观念融合到一起的任务。在认知语言学的框架下,分析若干古英语中的时间词,可以看出,从皈依前的盎格鲁一撒克逊时代,到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英格兰,到阿尔弗烈德大王的文艺复兴运动,清晰地体现出了一条由环形时间观到线性时间观再到螺旋形的时间概念的文化意识形态。对这种时间意识形态形成的分析既有助于深入理解古英语文学中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关系问题,也为英格兰民族性中的忧郁特征提供了一条新的解读思路。

审视盎格鲁-撒克逊模式

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在金融监管上放松得过了头，但这一模式在实体经济中仍然适用。

7世纪大瘟疫与盎格鲁-撒克逊民族传统葬俗的复兴

古代民族的丧葬与疾病之间的联系是近来西方学界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664年,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爆发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瘟疫。这场大瘟疫期间,基于对死者亡魂归来的恐惧,各地不同程度地出现了民族传统多神教丧葬风俗的复兴现象。教会除对教民进行安抚之外,亦作了教规上的改进和调整,以扭转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信仰,继续基督教化进程。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城镇的起源及其动力因素分析

中世纪英国城市的起源、兴起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英国历史学家詹姆斯·泰特(James Tait)根据考古资料指出,英国最初的城镇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本文通过对翻译成现代英语的英国中古文献的研究发现,早在公元7世纪以后,就出现了诸如要塞(ceaster)、贸易小镇(wik、wic、wich)、堡(burh、borough)、市场(port)等多种形式的城镇,而这些城镇的起源是国王与贤人会议、教会、商人、入侵者之间博弈的结果,即国王造就了城镇。对英国中古文献中有关盎格鲁-撒克逊城镇起源的研究结果,印证了英国考古学及泰特的观点,从而为英国城市兴起的研究提供新的视角。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政教关系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是英国初步形成的时期,基督教的传入对英国产生了深远影响,国家和教会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互相合作,互相支持,达到了互利和双赢,使英吉利民族增强了凝聚力。这是英国在宗教改革中没有像某些大陆国家那样因宗教改革而发生分裂,甚至走向内战的原因之一。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郡守探析

郡守作为中世纪英格兰的地方官职,最早源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而后逐渐成为一种地方管理制度延续至今。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地方郡守是郡守发展的早期阶段,不同于诺曼征服以后的郡守。根据身份溯源,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郡守称为“盎格鲁-撒克逊系郡守”,诺曼征服以后的郡守称为“英格兰-诺曼系郡守”。英格兰早期地方郡守的产生与郡长密切相关。随着郡长的退出,郡守渐渐占据了地方事务的舞台,其职能涉及行政、司法、财政、军事以及公共服务等方面。这一时期郡守的政治关系还反映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地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总之,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郡守的发展彰显了英格兰早期地方自治的重要意义。

石黑一雄《被掩埋的巨人》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的回溯与重构

在奇幻小说的文体框架下,石黑一雄新作《被掩埋的巨人》一个核心主题是对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历史的回溯与重构。首先,作品通过与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战争史、宗教史的"互文性"指涉,显示了石黑一雄前置历史主题的意图以及对民族冲突复杂渊源的揭示。这种历史指涉是对英国文明源头的回溯,也是对"英国民族性"的再次探讨。其次,在当代的国际化语境下,石黑一雄对盎格鲁-撒克逊历史进行文学性重构,表达了对民族集体性战争记忆的矛盾态度。

论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格兰的遗嘱文本——以9—10世纪的5份遗嘱为例

在盎格鲁-撒克逊时期英格兰遗嘱文本结构中,立遗嘱者的个人意愿占据着重要地位,遗产的分配和见证人的署名亦很重要。在众多遗嘱文本中涉及财产的遗赠中,教会是重要的受赠者。审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遗嘱文本,其中传递着重要的学术价值信息,诸如土地、继承、地方行政和教会等领域。

金融危机与“盎格鲁——撒克逊模式”的衰落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终止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盎格鲁—撒克逊模式"不断扩张的步伐,打破了其试图一统天下的幻想,使整个资本主义经济陷入了衰退的泥潭中。"盎格鲁—撒克逊模式"自身的缺陷以及在该理念下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举措,是造成今天"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诱因。而危机本身标志着"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已经陷入难以自拔的困境。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基督教对王权的影响

盎格鲁-撒克逊时期,基督教成为影响日耳曼王权发展的重要因素。基督教加强了王权的神圣性,使王权统治合法化,并鼓励国王颁布法律,扩大法律管辖权。另外,基督教还是促进英格兰统一的重要因素。不过,基督教加强王权的同时,也潜在着对王权的制约因素,再强大的王权也处在上帝权威之下。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英国城市兴起原因初探

盎格鲁—撒克逊晚期,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经济的活跃,为城市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物资基础。丹麦战争中,王权为收复失地而采取的各项临时措施广泛的刺激了英国城市的发展,教会此时也以积极的力量出现在早期英国城市的发展舞台上。在这三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英国城市在盎格鲁—撒克逊晚期开始发展壮大,从而缓缓拉开了此后几个世纪自治城市发展历程的序幕。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时间观念研究

盎格鲁-撒克逊研究界更多地把《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The Anglo-Saxon Chronicle)视为史学著作,研究的重点也集中在《编年史》的史料价值。但时间是历史叙述中的重要因素,时间本身也是重要的研究议题。本文思考《编年史》中的时间体系,以及这种时间体系如何影响权力结构和民族身份认同。《编年史》以耶稣诞生和国王即位时间为两个参考点,以阿尔弗雷德国王(King Alfred)为中心来构建时间体系,突出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时间开始意识,淡化时间终结的世界末日意识。这种时间体系是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权力结构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寻求民族身份认同的一种方式。

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村庄遗迹

来自谢菲尔德大学的考古学家日前在林肯郡发现一座前所未知的盎格鲁—撒克逊村庄遗迹,遗迹内的一片耕地上发现了一支8世纪的银笔,随后考古学家使用探测器又发现了20套书写工具、300根缝衣针和一位女性使用过的备忘录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