盐利、官员考核与地方军饷——正统年间福建泉州盐课折米机制研究

明初,泉州盐课为本色盐,作为盐课缴纳盐场的食盐主要借助"开中法",由盐商运销,但因官盐运销成本高、利润低,盐商不愿报中,导致泉州盐课积压严重。福建相关官员为了避免盐课亏折阻滞仕途,于正统三年制定了让盐商在福建境内各盐场搭配支取盐引的政策。不过,新法不仅没有解决泉州食盐运销的实际问题,而且加重盐商运盐成本,难以真正缓解食盐积压现象。正统八年,在福建沿海卫所粮仓管理体制改变、卫所缺粮的情况下,新获得管理权的福建布政司官员奏准了浔美、氵丙州、浯州三场盐课折米,盐折米充当卫所官兵的月粮。该法一箭双雕,既为地方卫所军饷提供稳定来源,又消除了官员盐课考核之困扰。正统年间泉州盐课折米涉及盐商利益与官员仕途,是开中法实际运行状况、地方军政演变和官员考核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明代嘉万间盐课银收支与盐法体制变迁

财政是国家的命脉,盐利是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以运司的盐课银收支为对象,分析明代盐法在嘉万间从开中法向纲盐法变革中缓慢而深刻的变迁过程。嘉靖、万历间,户部的盐课收入既有正盐银,也有余盐银,这说明"正盐纳粮输边,余盐纳银解部"的说法值得商榷。嘉万间,盐课银是户部银库最大宗收入,但并非明初以来制度规定的收入形态。其出现和拓展,表明盐法体制有着重大调整。这表现在:盐商中的边商向运司领取价银;州县代盐场缴纳灶课银;本来没有制度性盐利收入的皇帝,加入盐课银的分割行列。从国家白银财政收入的角度看,内商因为向户部银库缴纳了大量余盐银,比边商对财政作用更大。这意味着,在开中法没落的情况下,户部将日益重视其和内商的关系,从而为万历末户部强制内商占窝的纲盐法改革埋下伏笔。

清代山东盐课正课考

盐课在清代的赋税收入中占有重要地位,盐课征收历来是学者们研究的一个焦点问题。清代山东的盐课,包括正课、杂课和其他商课三个方面。正课征收包括票课、灶课、加课三类,各项盐课款目的征收数额均有很详细的规定。

交易成本与课入量:清代盐课基本原理研究(1644—1850)

1644—1850年间,清廷盐课征收效率是普通商品税收的5.95倍,表明清王朝的盐课汲取,与田赋和商税、杂税不一样,有课入最大化倾向。但从明万历到清道光的盐课增长幅度来看,清廷的盐课征收仍然具有较强的克制性。这是因为,盐课征收受到盐商及灶户负担能力、官员能够承受的压力强度、普通老百姓的食盐保障水平、私盐流通数量等因素制约,清政府不得不平衡这些因素与盐课课入量的关系,从而实现征课交易成本与课入量的平衡。这一平衡关系,可以解释清代盐政运行中的各种制度和现象,构成清代盐课征收的基本原理,直到太平天国运动以后才被打破。

明清云南盐务管理与盐课考述

本文拟考查明清两朝对云南食盐产、运、销诸环节的管理,以及在云南征收盐课的情况,突出井盐生产的发展与云南社会发展的互动关系。

清代广东盐课收入在地方政务中的流向分析

清代,广东盐区是全国的大盐区之一,盐课收入是广东地方政务的重要财政来源之一,被广泛地应用于盐务官员薪费及日常开支、缉私、捕盗、军饷支出、河工建设、赈济、藉抵赌饷等用途。通过研究盐课收入在地方政务中的流向,可探知盐业经济对地方政务所产生的影响,同时也揭示出清代广东盐业与地方社会的关系。

明中叶户部与盐法变迁关系研究——以盐课折银为视角

盐利乃明代户部财政收入之大宗,但是,成化至正德间,权豪势要不仅"占中卖窝",而且全面插手支盐、买补、称掣等盐法各环节。对此,户部一方面采取了在司纳银以开卖正盐、称掣余盐并令本商交纳余盐银、派员与边方监督纳银或粮等措施,以应对破坏,同时,通过改变商灶关系,以及商灶交纳盐课的方式、形态和地点,不得已对盐法进行重大调整。

“一路两江”:宋代赣南社会的开发——以商税、盐课、户口数和进士数为观察视角

唐宋交替,经济重心南移,政治权力中心由长安移到开封。受此影响,赣江——大庾岭道渐显重要,成为联系南北的交通要道。北宋时期,伴随商贸往来的频繁和与周边地区联系的加强,赣南西部地区和北部地区发展势头良好。南宋时期,大量移民涌入赣南,超过了中部、西部和北部地区的环境人口容量,过剩人口沿着大庾岭线路和章、贡两江向四周迁徙,从而促进了东部和南部地区的开发,为明清时期赣南山区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以丁之名——再论明清云南黑、白、琅井盐课提举司的赋役征派

关于明、清云南盐课提举司赋役征派制度的研究,学界已有不少论著。但对于盐课征派的核心"丁"以及盐课提举司所征派的赋与役之内容与变化未能进行详尽的厘辨与考察。文章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以云南主盐区黑、白、琅三大盐课提举司为观察区域,进一步厘清有关"丁份"、盐课的征派、灶丁的"他役"等问题,并进而以"丁"为核心管窥明、清以来王朝赋役制度转变的一个侧面。

明代广东盐业生产和盐课折银

明代广东盐业生产与全国其他盐区相比,有不少特点,如盐课折银即在全国发展得最迅速。而且盐课折银又是盐业生产从官营到民营转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研究它,将有助于研究明代广东、乃至全国盐业生产的民营化。下面试加论述。 明代广东一省设有广东盐课提举司和海北盐课提举司(习惯上称广东提举司和海北提举司),前者驻广州府,后者治廉州府。广东提举司辖有归德、东莞、黄田、靖康、香山、海晏、矬峒、双恩、咸水、淡水、石桥、招收、隆井和小江14个盐场,分布于广州、肇庆、惠州和潮州四府,海北提举司辖博茂、茂晖、官寨丹兜、蚕村调楼、武郎、东海、白沙、白石、西盐白皮、博顿兰馨、陈村乐会、三村马袅、临川、大小英感恩和新安15个盐场。总共全省有29个盐场。盐场设有盐课司,盐课司有正、副大使一员、攒典一员,管理灶户产盐和征收盐课。大使源于元代的管勾,洪武二年改管勾为百夫长,后百夫长“坐生事掣革”,于洪武二十五年改设大使。 明初广东盐的制作方法只有用煎一种,到天顺年间,部分盐场已使用日晒法,最先使用日晒法的是潮州、惠州两府,并逐渐向西部推广。晒盐需要灶田(也叫盐田、卤地),煎盐除盐田外,还要草荡等。盐田的所有权在官府,由官府分给灶户(也叫盐户)使用,史载“向年盐丁俱给卤地”?

乾隆时期河东盐课归丁改革

清代,山西解池(河东盐池)是全国重要盐产地之一。 河东盐行销山西、陕西、河南三省。清初至乾隆末,三省行河东盐引及领引州县,总计为一百七十二个。 河东行盐额引、余引(即销无定地,每年于畅销之地酌量加销之引)数,自顺治元年(1644年)清政府“题准河东行正盐四十万六千七百三十三引,改引三千二百道”后。

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问题再探——盐商报中不前与灶户的盐课折征

笔者曾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5期发表拙文《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盐商守支与灶户的盐课负担》,对于开中制度下的商灶购销脱节对灶户状况的影响进行了初次的探讨。然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除了盐商的守支外,盐商的报中不前或谓趋避报中也是商灶购销关系脱节的表现形式,这对于灶户状况影响如何呢?与灶户的盐课折征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遂拟文再探,以拓视野。

《盐课碑》与清代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的盐政

马关县八寨镇的《盐课碑》是研究清代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盐政的重要史料,该碑记载了嘉庆初年开化府民众因不堪官府增加盐课而推举生员李占春等两次万里赴京控告、最后使开化府官盐价格从每百斤卖银3.64两降为3.03两的史实。从《盐课碑》和相关史料中可以看到,清代在云南省和文山地区推行的官府垄断和控制食盐生产、运销的政策,一方面使盐课成为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另一方面也为相关官员营私舞弊创造了条件,最终使云南省和文山地区的盐政成为一项官累民病、上下交困的弊政。

明代开中制下商灶购销关系脱节之探析——盐商守支与灶户的盐课负担

明代的整个盐政经济可以分为两个系统，即生产系统与销运系统。灶户煎盐，商人运销，盐货得以流通。盐货由生产领域转入销运领域是通过商灶之间的购销关系来实现的。这种购销关系维持着两大系统之间的相互依赖与作用，而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购销关系之间的任何一点离合变化，无论是对盐货的销运过程，还是对盐课的生产过程。

清代河东盐课摊归地丁试析

清代河东池盐,即今山西运城池盐。河东池盐行销山西南部、陕西中南部、河南西部地区一百一十九州县,是清代前期全国范围内比较大的行盐区之一。

摇摆在政区与非政区之间:清代云南直隶盐课提举司研究

历史时期政区演变过程中的驱动力及其机制,是历史政治地理研究的前沿问题。云南的直隶盐课提举司在清代经历了从盐务管理机构到政区管理机构,再恢复到盐务管理机构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盐业生产管理的需要是其向政区管理机构转变的主要驱动力,盐课在云南财政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则是促使省级政府认可这一转变的关键。当驱动力减弱时,盐课提举司又恢复到正常状态。

清代三藩之乱期间盐课岁入辨析

康熙十二年十二月,以“撤藩令”为导火线,吴三桂首先在云南扯起反旗,随之,耿精忠据福建叛,尚可喜之子尚之信据广东叛,长江以南半个中国,复为戎马之区。直至康熙二十年,三藩之乱才告平定。

制度内外:金代盐课收入的保障机制研究

金代政府的财政收入中,盐课占据重要地位,因而在保障盐课收入方面多有举措。钞引法与分界行盐制相配合,形成专门保障盐课的制度;以立法规范与行政授权打击民间私盐,形成专门制度外保障盐课的政策。盐官侵课是保障盐课的又一问题,在监察盐官方面存在不足。通过分析,金代保障盐课的顶层设计思路是随时救弊,这导致解决问题时诱发其他问题。这一实例对当今制度设计的重要启示在于,针对问题的制度设计应通盘、综合考量各种影响因素。

评陶澍的“盐课商办”

盐课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到道光年间,盐课所占的比重竟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当时,岁入白银约3740万两,其中盐课约750万两。盐课中,又以两淮盐场最多。陶澍说:"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准盐最重"。

陶澍“盐课商办”述评

陶澍“盐课商办”述评陶用舒盐课在清王朝财政收入中，占有极重要的地位。道光年间，盐课所占的比重竟达国家财政收入的五分之一左右。当时，岁入白银约３７４０余万两，其中盐课约７５０万两①。盐课中，又以两淮盐场为最多。陶澍说：“东南财赋，淮盐最大；天下盐务，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