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政治制度架构中的监临官和监临权探究——以《唐律疏议》为中心

监临权是中国古代重要的行政权限。“监临权”一词出现较早,经过长期发展至唐代才通过律法的形式正式加以规范。通过对“监临”的发展演变、唐代对监临的界定、监临权的分设和行政层级上的区划、唐律对监临渎职行为的确准、规范、强弱等差惩处等具体问题的深入研究,辩证地认识监临法制问题。唐代监临法制建设是在吸取前代制度精华的基础上,结合当时的社会与政治状况而逐渐形成的,在封建制度的背景下虽然有其弊端与历史局限性,但在我国行政法制建设的发展中仍然具有重要的历史借鉴意义。

论《唐律》中的监临官赃罪

《唐律》中的赃罪是指侵犯财产的犯罪,包括窃盗、强盗、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临及坐赃六种,其中受财枉法、不枉法、受所临及坐赃的犯罪主体均为官吏,被称为官吏赃罪。官吏赃罪是学术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已经发表的期刊论文有周东平的《论唐代惩治官吏赃罪的特点》(《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侯雯的《谈唐代对官吏赃罪的惩治》(《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4期)、彭炳金的《唐代官吏赃罪述论》(《史学月刊》2002年第10期),硕士学位论文有尹柏苏的《唐代官吏赃罪研究》(吉林大学2007年)和张杨的《唐代官吏赃罪研究》(西南财经大学2010年)。以上论文对唐代官吏赃罪的内容与特点作了详细研究,但是对于《唐律》中监临官赃罪还尚无专文论及,本文就《唐律》中的监临官赃罪及其特点作初步探讨。

论《唐律疏议》对监临官犯罪的规定及启示

《唐律疏议》把官吏分为"监临官"、"主守官"和"一般官吏"三类,三者职责不同承担的处罚也不同。本文以"监临官"为研究对象,考察了《唐律疏议》以"监临官"这一特殊身份为犯罪主体的规定,以期对现在的职务犯罪和官员问责制度有所借鉴。

司令与司令部的产生

'司令'与'司令部'是无人不晓的军事职官和军事机构名称。但是,在我国到底什么时候有了司令?司令部又产生于何时呢?(一)司令作为官称,元、明两代就已出现,当时还不是军官。元朝礼都掌薪司设司令一人,是正七品的小官。元朝设有许多营缮都司和营缮司,除了以达鲁花赤为监临官外,均以司令主持司务,官位正四品和五品,掌管营造钱粮之事。明朝洪武三年(1370年)于皇朝中央设察言司,置司令二人,掌受四方章奏。

唐代对官吏婚姻特权的法律规范

为保证国家机器的正常、有效运转,唐代统治者极其重视和加强对官吏的管理,其中包括对地方官吏婚姻的管理。为了防止官吏利用婚姻这一合法形式以权谋色、因色枉法,唐代专门设立了"监临官不得娶所监临女"这一法律规范。但法律同时也规定,若官吏娶民女的行为不具有以强暴弱的性质,则不予追究。史实表明,在实践过程中,唐代司法机关是非常重视维护这一法令的权威性和严肃性的。

明代的省考试题和答卷长啥样

在宁波天一阁范氏藏书楼,笔者搜集到一套《嘉靖十三年云贵乡试录》木刻版本影印件,该藏本不仅记录了490年前,云南、贵州乡试中试举人的出生地、中试名额、中试的是什么经,当时的考务安排、考务人员(包括监临官、提调官、监试官、考试官、同考试官、印卷官、收掌试卷官、受卷官、弥封官、誉录官、对读官、巡绰官、搜检官、供给官共14个岗位人员)的任职地点、官职、出生所在地信息,还记录了当年部分考生的程文。

唐、宋、元时期关于借贷之债的法律规定

现代法律意义'债'的分类源自于西方法律制度,如果说得更具体,是罗马帝国的法律制度。现代的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多采用西方的概念和分类。如宋代法律史专家郭东旭先生所著《宋代法制研究》对宋代'债法'进行论述,关于债的发生分为:因契约所生之债、因侵权所生之债、因不当得利所生之债,古代中国有此三种'债'之事实,而无三种'债'之名义,而中国古代的债多指合同(契约)之债中的借贷之债和买卖之债中的商业信用,本文所研究的是主要是借贷之债。

唐代如何规制情色贿赂

食色,性也。性与权力纠缠不清的关系,历来受到人们的关注。唐代严格规制官员的情色贿赂犯罪,除了要保证为官职务的廉洁性外,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伦理道德的考虑。性贿赂,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情色贿赂,是古已有之的权色交易方式。《左传》记载,昭公年间,晋邢侯与雍子争田案中,因雍子为"法官"叔鱼献上女子,叔鱼曲法断案,作出有利于雍子的判决。后被叔向以情色贿赂断为贪墨之罪,叔鱼被处死刑。这大约是有史籍记载的最早一起因情色贿赂受罚的案件了。到了唐代,社会实践中情色贿赂的形式更为多样,法律对此严密防控。对于官员接受"情色贿赂"的行为,《唐律》将其界定为"枉法娶人妻妾及女者,以奸论加二等;

卷首语

在《天津滨海法学》(第七卷)即将付梓之际,诚挚地感谢各位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的赐稿。本卷设置了各科专论、名家演讲、青年法苑、书评和域外法制等栏目。"各科专论"共选取了12篇论文,涉及法理学、法制史、宪法与行政法、民法、刑法、经济法、诉讼法等学科,覆盖面较为广泛。研究的范围包括《唐律》中的监临官赃罪、中日损害赔偿法、产品缺陷的法律认定、仇恨言论法律规制的理论基础、个人信息权益的合理使用、英美法系道歉法律化进程的特点分析、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国有产权保护法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