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及其完善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过程中享有的一项职权,该项制度对于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以及提高职务犯罪案件调查效果具有重要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条件和程序进行了明确规定,监察实践中该项制度的适用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是结合规范与实践分析,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制度仍然存在着适用条件模糊、适用效力不清以及适用比例不均衡等现象,为此应当在厘清监察从宽处罚建议性质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对该项制度进行完善,以发挥其在职务犯罪案件处理中的作用。

刑事一体化视角下《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适用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第31条、第32条规定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在实务中适用率较低,且没有达到良好的适用效果,存在一定的适用困境。究其原因,其实体认定条件较为严苛,不符合阶梯式从宽理念,程序上则存在适用形式多样、程序繁琐、效力不明等情况。要想真正解决该适用困境,需要梳理其与刑事诉讼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二者在理论内核、评价标准上有异曲同工之处,但是在制度特点和适用范围上又有所不同。据此,《监察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应当在刑事一体化的视角下以实用性为导向,既要保持与刑事诉讼制度的有效衔接,又要坚持其独有的监察属性,在实体上调整分层从宽的适用条件,在程序上统一适用形式,调整决策程序,增加司法回应,以确保职务犯罪案件中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落实到位,真正实现我国反腐工作的法治化与科学化。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司法回应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作出的建议司法机关对被调查人给予从宽处罚的意见。关于从宽处罚建议对后续司法机关的效力问题,目前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实践中也存在积极回应与消极回避两种态度。从宽处罚制度契合了国家职权分工协同理论的新理念和基本权利国家保护义务的新功能,且有利于“法法衔接”背景下职务犯罪办案资源的优化配置。司法机关应当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积极回应。在路径构建上,应明确司法机关的回应义务,将从宽处罚建议材料纳入诉讼证据审查范围,由检察机关对从宽处罚建议材料进行初次审查,并由审判机关作出最终采纳与否的判定。在准确设定审查标准的基础上,司法机关应从程序和实体两个方面对从宽处罚建议作出回应。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职权化”运行与规范化发展--基于对100余名实务人员的访谈研究

《监察法》确立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为监察机关在职务犯罪案件调查中贯彻“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精神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并有助于提升反腐败效率。该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构成“特殊与一般”、前后衔接的关系。访谈研究发现,从宽处罚建议制度的适用率总体偏低,并存在自由裁量权过大、程序和权利属性不足等“职权化”运行特征,不利于实现反腐败效率价值及其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有效衔接。上述现象的深层致因是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未得到准确、严格执行以及相关配套规定尚不健全。实现该制度的规范化发展转型,应坚持效率与公正有机统一的理念,遵循“双向衔接”、证据裁判、罪责刑相适应、权利保障、监检法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等原则,并据此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机制。

监察从宽处罚建议适用的阻滞与纾困——以司法衔接为视角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新生事物,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反腐败工作原则相一致,体现着与司法机关配合、制约的外在要求,具有帮助职务犯罪被调查人改过自新、提高反腐败工作效率的重大意义。通过对实践的考察,可以发现这一建议适用的罪名并不广泛、适用率仍然偏低。同时,在与司法衔接的过程中,从宽处罚建议在提出的类型和移送的形式上还不够规范,司法机关的回应也不够充分,与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还存在障碍。据此,必须进一步规范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类型和移送形式,加强司法机关对建议的回应并促进这一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相衔接,从而确保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

“法法衔接”视角下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及规范适用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产物之一的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存在紧密联系。由于制度效力定位偏差、被调查人程序权利保障不足、内容形式不明、司法机关对特殊情形应对方式不明等问题,使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不能形成有效衔接。据此,应以从宽处罚建议应然内蕴为基础对从宽处罚建议进行合理定位:个案量刑情节提示的功能定位、不及于人民法院的效力范围定位、权力而非权利的从宽处罚建议权属性定位,并通过强化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双向互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相对概括的实体从宽处罚建议为内容这三项措施,确保从宽处罚建议的规范化适用,消除“法法衔接”时的阻碍和断层。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诉讼中的价值、定位与运作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在案件移送审查起诉时对被调查人的量刑问题向司法机关所作出的从宽处罚书面建议,属于监察机关的一种法定处置类型。从宽处罚建议具有一定的独立价值和证据属性,应被赋予独立的法律地位。在运作上,建议的从宽内容应以概括性为主要选择,为后续阶段案件的处理预留更多的变动空间;对符合条件的被调查人,监察机关应当提出从宽处罚建议,否则需有法律依据并充分说明;基于适用对象的不同,从宽处罚建议对监察机关、被调查人、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等不同主体的拘束力也存在一定的差异。

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的合理定位

在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中,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会对刑事诉讼产生实体和程序上的双重影响。结合实体从宽与程序从简的总体要求,监察从宽处罚建议在属性上具备概括的求刑建议特征,表征着移送刑事司法的处置态度,应坚持客观公正的价值立场。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与监察建议、检察量刑建议和法院量刑之间具有内涵上的关联性,应加以深入辨析。以广义的监察监督职能观之,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不仅可以对认罪认罚从宽程序的适用实现前置化效果,而且可以约束法官的刑罚裁量。以监察从宽处罚建议为前置而形成的量刑建议“监-检”衔接,应从作出建议的依据、是否履行告知义务以及适用程序是否合法等方面进行实质审查。监察调查阶段的从宽处罚建议内容不应直接涉及实体量刑的精确度,其作用效果在时空阶段上亦应限定于监察职务犯罪调查终结至审查起诉之间。

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衔接研究

以从宽处罚建议制度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异同比较为切入点,进一步明晰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实践衔接适用困境,探索两种制度衔接适用发展的路径,以期更好地完善和发展从宽处罚建议制度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司法实践。

法秩序统一原理下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化之提倡

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作为刑事司法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在优化司法资源配置、依法及时有效惩治犯罪和加强人权司法保障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监察法》和《刑诉法》规定的认罪认罚的内涵、被追诉人的权利保障和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存在差异,引发法学界与法律界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一元论和二元论的争议。从《监察法》设置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立法原意、制度功能和价值目标看,《监察法》与《刑诉法》相关规定具有一致性。基于法秩序统一原理,两法关于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规定应当走向一元化。为此,需要明确《监察法》中“认罪”和“认罚”的内涵,保障被调查人的律师帮助权和监察认罪认罚的协商性,以及统一从宽处理的适用标准,从而促进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两法中的有序衔接。

监察机关行使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的风险及控制

《监察法》第31条明确规定了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并赋予监察机关行使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该权力得到了《刑事诉讼法》程序规范和《刑法》实体规范的共同支撑。从权力本质属性分析,认罪认罚“从宽建议权”是求刑权,由监察机关行使有违求刑权的权力分配逻辑,存在侵犯职务犯罪被调查人合法权利的风险,可能动摇我国职务犯罪刑事诉讼的制度结构。为防控这些潜在风险,监察机关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时要注重被调查人的合法权利保护,严格履行权利告知义务,在被调查人认罪认罚时可以允许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帮助,在移送起诉时不得以“从宽处理建议”强制约束检察机关。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应严格依照《刑事诉讼法》对职务犯罪被调查人认罪认罚的自愿性、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独立的司法审查。

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从宽处罚问题研究

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目前在施行过程中存在法律定位模糊、监察机关权限不明、法法衔接不畅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以党在新时代的反腐败战略为指导,以认罪认罚从宽刑事政策、刑法保护的法益、纪法衔接和法法衔接以及我国当前的反腐败实践需要为基础,在刑事法律规范中明确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地位,在适用上区别于一般刑事司法从宽情节,做好法法衔接工作,明确监察机关调查职务犯罪从宽处罚建议的权限,统一职务犯罪调查、审查起诉、审判规则,探索成立专门的职务犯罪检察、审判部门,完善监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调查职务犯罪协作机制,畅通监察机关从宽处罚建议在刑事诉讼中的流转和适用渠道。

职务犯罪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适用现状及反思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严格适用条件和程序削弱了被调查人和监察人员的适用积极性,导致该制度被不当规避。该制度未充分保障被调查人诉讼权利,缺乏对监察机关的有效监督,使其正当性受损。因该制度在不同阶段的转化方式不明确,产生司法实践混乱之现象。故应以"权利导向"理念为指导:在实体层面,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基本原则,统一认罪认罚从宽的认定标准,设置梯级化的从宽幅度,并准确界定"从宽建议权性质"。在程序层面,赋予监察人员提出从宽建议之决定权,完善留置替代性措施,激发监察人员办案积极性;明确该制度在不同程序中的转换方式,同时强调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实现两法之有效衔接。

“监察建议”与监察法规范中其他“建议”的关系界定

监察建议是《监察法》创设的法律概念,是监察机关处置权的组成部分。与一般建议相比,监察建议具有强制执行的法律效力,被建议单位无正当理由拒不采纳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准确界定监察建议是规范监察建议权有效运行的前提。监察法规范中除了监察建议外,还规定了其他“建议”。其中,问责建议属于监察机关作出的处理决定;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法》为实现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的制度安排;履行前置程序建议是监察机关针对特殊身份的公职人员进行重处分的外部沟通方式;上述建议均不属于监察建议的具体类型。内部惩戒建议是监察权对内部惩戒权进行间接监督的必要方式,可纳入监察建议的范畴。

量刑建议权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的应用与规范

随着我国刑事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不足之处逐渐显现,倒逼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进行调整。量刑建议制度因其在司法实践及法律理论中的重要性而受到广泛关注,其发展因此变得尤为关键。本文旨在探讨量刑建议权的理论基础,并结合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制度,分析量刑建议权在司法实践中所面临的问题和冲突,特别是检察机关在规范行使量刑建议权方面的挑战与对策。

如何把握监察法实施条例中从宽处罚建议的相关规定 把握政策策略 综合分析研判

从宽处罚建议是监察机关从全面从严治党和反腐败工作大局出发,在严格适用法律的基础上,运用党的政策策略,经综合分析、统筹把握后提出的量刑建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监察机关可以在移送人民检察院时依法提出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等从宽处罚建议,进一步规范从宽处罚建议提出的方式和时机。

监察案件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

当前,我国监察案件在适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出现了"监察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和"诉讼阶段认罪认罚从宽"两套并行的操作规范。"监察调查阶段认罪认罚从宽"基于反腐败斗争的特殊价值追求,设立了独立且更为严苛的实体、程序条件,并对被调查人权利作出了限制性规定,加之"从宽处罚建议"提出模式及相关实体法规范的缺失,使得职务犯罪案件在适用"制度"时产生了前后程序启动条件"倒挂"、前程序对后程序产生不当约束、司法认定无据可循、权利缺位动摇制度根基等诸多理论和实践困境。要解决上述困境,需以政治、纪法、辩证多元思维为指导,通过建立监察案件特别刑事立案程序、统一监察调查案件"制度"启动标准、落实严格决定程序、充分发挥后程序审查过滤机能、引入特定律师代理制度、完善监察强制措施体系、规范从宽处罚建议提出模式、加强刑事实体法规范衔接,对监察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予以全方位专门化建构。

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研究

在国家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监察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处罚建议制度明显有别于2018年《刑事诉讼法》确立的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二者共同构成广义的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这是两法衔接适用机制的组成部分。既有的一些研究主张忽视了监察规范的特殊性。此类特殊性包括认罪认罚行为符合主动性要求、集体研究与上级批准相结合的权力规束、从宽处罚建议具有强拘束力等。实践中,职务犯罪案件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适用范围呈扩大之势,但也出现了有待解决的难题。对此,应当从以下方面采取应对策略:第一,形成服务于两法衔接需要的共识性理念,而非简单地将刑事诉讼规则照搬至监察活动领域;第二,设置与监察权力运行相应的认罪认罚构成标准,并凸显“主动性”要素的法律评价地位;第三,强调检察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主导责任的同时,专门明确监察机关提出的从宽处罚建议的法律效力;第四,尊重当前法律规则确定的制度安排,参照既有的发展较规范的公职律师制度,探索符合监察工作实际需要的特定的值班律师制度。

系统观念指导下的监检衔接问题研究

系统观念对于检察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解决监检衔接相关问题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监检衔接应当坚持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原则。关于管辖互涉,应当完善管辖争议解决机制,建立监检联席会议制度,注重发挥监察管辖与检察管辖的各自优势;关于监察对象和犯罪主体的衔接,二者既非互相重合关系,亦非涵盖与被涵盖关系,在司法实践中应当正确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关于监检证据衔接,谈话笔录不应作为刑事诉讼证据使用,指定地点询问证人不影响证据合法性,对特定物品的指认具有证据能力;关于监检认罪认罚衔接,从宽处罚建议与认罪认罚从宽二者目标一致,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应当规范从宽处罚建议的适用程序,正确处理从宽处罚建议和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间的关系。

《监察工作理论与实务》:监察法教义学的开山之作

2018年3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以下简称《监察法》)表决通过,这是当年我国最值得关注的法治动向之一。这也标志着学界对监察法的研究,整体上由立法论开始转向法律适用论。在此背景下,我国著名法学家姜明安教授敏锐地洞察到系统论述监察法相关理论、指导监察实务工作的重要性,并率先将其研究成果整理成《监察工作理论与实务》一书。该书填补了监察法适用问题系统研究的空白。总的来说,该著作至少有如下三方面的显著特点,值得学习。首先,论述全面、层次分明,重点突出、详略得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