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基于Citespace的国家监察体制研究 进展与热点可视化分析

通过检索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2016年至2023年收录的1010篇关于国家监察体制论文,借助CiteSpace可视化软件对其关键词、研究热点与趋势进行可视化聚类分析,得出如下四个结论:一是现阶段关于国家监察体制的研究成果持续增多,但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不多;二是研究机构、人员数量虽然较多,但是协作研究成果并不多;三是以中国政法大学和中国反腐败司法研究中心为代表的研究机构在该领域中起到表率作用;四是国家监察体制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掌握公共资源的公职人员进行全面集中监督的反腐败体制。

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困境与出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未动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是落实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重要机制,兼具履行法律监督与实现诉讼职能的双重价值属性。现阶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实践中普遍存在提前介入时间不充裕、角色定位错位、提前介入率过高和被调查人权利救济机制缺位等难题。消解的路径宜从提前介入时间节点的合理选择、检察机关角色的应然定位、限定适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以及明确监察调查阶段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等方面加以规范。

我国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改革发展与未来展望

劳动保障监察是贯彻落实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重要保证,健全劳动保障监察体制,是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关键。以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重要节点为依据,可将劳动保障监察体制发展划分为初步建立、恢复发展、建立健全、规范发展、改革完善五个阶段,每一阶段都包括了制度建设、职能配置、监察机构、队伍建设四个方面的内容。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建立健全了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体系和组织体系,创新了劳动保障监察执法机制,提升了执法效能,切实维护了劳动者合法权益。面对新形势的要求,未来劳动保障监察体制要继续改革完善劳动保障监察制度体系,强化劳动保障监察职能,加强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建设,完善劳动保障监察长效机制,规范劳动保障监察队伍管理。

论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

容错纠错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对于破除改革阻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该理念已被党规党纪吸收,伴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党规党纪层面的容错纠错机制也愈发成熟,并逐步呈现出向法律层面扩展的倾向。若能充分察觉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运作机理、运作方式的法治化变革,因势利导解析容错纠错机制所蕴含的谦抑、法秩序统一等法理内核,适时借鉴吸收党内法规建设经验,补齐法律层面的制度短板,有利于促成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党纪国法规范属性、容错纠错预期的差异化考量,刑法实不宜对容错、纠错等量齐观,而更应着重于容错机制建设,通过违法性阻却事由等手段为党规党纪的介入开辟出足够的纠错空间。此外,也应当明晰容错纠错机制法律化的基本要件,划定容错纠错机制运行的边界范畴,以防有条件的容错免责被变成纵错。

新时代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进路研究

监察体制改革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保障,其目的是加强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前,我国的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纪检监察体制改革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文章结合国际国内背景,总结当前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取得的成就,提出新时代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进路,以期不断完善我国纪检监察体制,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强有力的保障。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路径探析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成为监察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通过明晰纪法贯通的基础得到,从根源上,党纪和国法都体现人民的意志;从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相似性和目标一致性。从“纪在法前”并不意味着以党纪代替法律和严格区分违纪与违法犯罪明晰纪法贯通的边界。从而探析出在程序上应将工作机制、法定程序、证据效力于标准和监督统一,在实体上梳理三种责任关系、厘清三种处罚的实施的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监察体制改革、国企高管腐败与资本配置效率

设立监察机构是维护党中央权威与组织权威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其权力制约和监督功能在反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将监察体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监察体制改革抑制了国企高管腐败,优化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国企高管腐败负向影响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从个体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分析,高管学历越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等高管特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更显著;内部控制水平高以及央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更显著。该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反腐和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推动监督机制之间形成监督合力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必然选择。人大和监察委员会作为两个重要的监督主体,当前法律规范对二者的衔接配合已有初步规定。但在监督实践中,人大监督和监察监督均表现出各自的不足,且衔接机制亦受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监督成效因缺乏监督合力而不甚理想。为此,有必要完善优化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保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监督权发挥着“权力制衡”的重要现代治理作用。我国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其负责。同时,监察委员会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面监察。这构建了一种既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二元”监督体制。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路径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创设的监察法治体系基本建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衔接运行自然成为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问题尤为关键。学界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法衔接”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程序界分讨论较多,异议较大,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维度下诠释其在打击贪腐违法犯罪中的法治意涵。监检权力衔接运行具有独立的监察权的行为属性,区别于公检机关的侦查行为;同时其法治实践存在“确认的一致、补充的一致和异议的一致”三种情况类型,可以在“法法衔接”的逻辑证成中予以司法法治关切;另外,其具体法治实践可以重点关注退回补充调查和证据移交审查等方面解决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的路径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形成了既执纪又执法的全面一体化反腐新格局。实现执纪执法贯通,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是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推进新时代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纪法贯通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在根源上,党纪和国法本质上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维度上,党纪和国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的相似性和目标的一致性。要避免超越纪律和法律边界的贯通,“把纪律挺在前面”并不意味着用纪律代替法律,罪刑法定原则是法律和纪律的双重边界。监察体制改革为纪法贯通确立了前提,在程序上执纪执法并举、审查调查并行,在责任上存在刑事责任的包容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平行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在适用上可择一或配套适用。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研究——以民营企业交往的监察对象为中心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严重,行贿犯罪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刑事风险,同时也是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为契合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整体策略,应结合贿赂犯罪的对合性特点,以与民营企业往来的监察对象为中心,构建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首先,民营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企业需求,对与监察对象往来的重点人员、重点岗位及重点领域的行贿犯罪风险予以准确识别;其次,民营企业可借鉴域外合规管理成熟经验,构建其与监察对象进行商业往来的义务清单;最后,大型民营企业可在构建和完善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的过程中加强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及协作。以上措施的提出,有助于防范民营企业行贿犯罪风险,并进一步增强国家监察法治化工作的实效。

纪检监察体制机制的建设与发展探究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探索出一条长期执政条件下解决自身问题、跳出历史周期率的成功道路,构建起一套行之有效的权力监督制度和执纪执法体系,这条道路、这套制度必须长期坚持并不断巩固发展。”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国家监督的专责机关,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

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留置措施的完善

《监察法》的颁布改变了原先“双指”“双规”处于法律规则外围的状况,用留置措施取而代之更有利于依法惩治腐败,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校的反腐败体制。鉴于《监察法》颁布时间尚短,对留置措施仅作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存在执行程序不完善、与司法程序衔接不顺畅、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留置对象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应明确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执行场所,规范羁押替代性措施的设置,完善监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的衔接程序,加强留置措施的内部及外部监督,保障被留置对象的合法权益,完善留置措施的适用。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面临的挑战及其应对路径

结合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在试点阶段和全国范围内初步推进过程中的创新实践,在继续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如监察机关运行机制的理论困境、监督和制约监察权的力度薄弱、监察权的独立行使缺乏保障、合署办公模式及执纪执法的衔接存在困难等一系列挑战。针对上述挑战,需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相关路径,以期达到优化监察机关的运行模式、建立监察权行使的内外监督机制、加强监察权独立行使的制度和组织保障、促进合署办公及执纪执法的有效衔接等目标,从而使得监察体制在继续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得以完善和优化。

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研究述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体现了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机统一。学者们从各自学术背景和研究旨趣出发,对我国监察制度的制度变迁、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推进、《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的制定和实施以及国家监察体制的有效运转等问题进行审思,取得了一系列研究成果,但研讨存在解释性、相似性、单学科性和实践观照不足等特点,有进一步拓展空间。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从机关思维到程序思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方法论探索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国家监察权的顶层设计,需要正确的方法论。当前的相关试点方案倾向于机关思维方法,机关思维以机关主体为中心,是行政逻辑在权力改革领域的延伸,有违权力制约原则、民主原则等,需要对其予以批判。而程序思维以被改革的权力为中心,是现代宪法视域下对权力设置、运作、监督等各环节进行价值判断和指引的方法,其目标是凝聚权力改革在宪法层面的共识,形成内在反映现代宪法价值的有机的、系统的、协调的制度体系。机关思维是程序思维的基础,程序思维是机关思维的补强,且两者的运用不存在孰先孰后的序列问题。国家监察体制的顶层设计应当统筹运用这两种方法,在主体性和理性场域中获得秩序认同和现代宪法价值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