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监察措施的法律规制

规范运用《监察法》规定的监察措施,是法治反腐的重要体现。监察机关监察措施的使用必然涉及对公民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的限制,必须对其进行规制。遵循注重保护相对人权利、保障人权与打击腐败兼顾及立足国情等基本原则,从完善监察措施适用条件及适用程序、健全责任追究机制等方面对监察措施进行规制,以期更好地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推动依法反腐工作的良性发展。

再论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的制度弥合与现实张力--以“留置”为中心的分析

监察措施作为由《监察法》授权的强制处分形态,在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案件过程中可产生与刑事强制措施相近的程序效果。从学理上,以“留置”为代表的监察措施存在着“调查”与“侦查”的属性之争。在职务犯罪案件衔接刑事诉讼过程中,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之间应然存在着共性基础与个性特征,共性基础包括权力来源、法律效果以及适用范围。监察措施的个性特征呈现为“类行政强制”属性与“非刑事司法评价”。监察措施当中的“留置”在立法用语上仍未回避语义上的“一体化”。实践运行中,监察措施存在着“同体批准”的程序监督效果,从期限设定上亦未区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案由。由此,监察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可实然地产生制度运行中的现实张力。

国外监察机关的监察措施

监察措施是监察机关在履行职责过程中，对监察事项所涉及的问题和情况依法采取的处理办法。监察措施是国外监察机关履行职责的必备手段。根据各国的监察法律规定，有的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措施比较多，有的国家监察机关的监察措施比较少。通过研究汇总，国外监察机关具有以下监察措施。

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研究——以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强制措施衔接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案件采取了“调查—起诉”全新的追诉模式,为实现被调查人向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转变,需要监察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有序衔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并未单独规定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因此需要对监察强制措施这一概念进行证成,为两者的衔接提供理论定性。当前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外延单薄、措施配置失衡,导致其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存在制度性障碍,具体表现为两者体例不一难以有效对应、数量差异影响衔接精准度、适用对象的差异面临合法性挑战以及内容错位引发双重困境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对此,应当以构建体例独立、配置合理的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为治本之策,在重塑既有监察强制措施的同时,借鉴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监察强制措施体系。

论监察调查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后,宪法及监察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要建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这就对两者之间的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监察调查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至为重要。在工作实践中,监察机关要区分案件不同阶段以及措施采用的先后顺序,妥善解决与司法机关在措施上的衔接问题,达到既依法依规办案以打击犯罪,又充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保障人权的目的。

监察措施的合法性研究

监察措施的合法性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法治议题。新的国家监察机关所采取的监察措施多元混合,但是并没有创制出新的权力类型,也没有根本改变监察措施的法律性质。其中,职务犯罪调查措施属于刑事侦查,职务违法行为调查措施属于行政性措施。监察关系属于基于公务员管理而形成的特别关系,但是当监察措施涉及公民基本权利时,应受依法治国原则的调整,应当遵循法律保留原则。在监察措施的过程合法性方面,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妥当设置刑事和行政监察程序的分类与转换,尤其需要充分规定告知、陈述申辩、全程录音录像和听证等关键性程序权利或措施。对监察机关实施监督的最重要、最有效的法律途径是司法监督,应当根据监察措施及其程序的类型进行合理的司法衔接。其中,职务犯罪侦查的司法衔接应当适用《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行政性留置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监察调查措施与处置措施,应当准用《行政诉讼法》予以法律救济。此外,还应充分考虑律师介入与国家责任问题。

《监察法》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结构性缺失与重构

监察调查权是中国特色国家监察权的重要职能之一,职务犯罪调查权的侦查权属性要求配置必要的监察强制措施。《监察法》就监察强制措施的立法设定存在审慎性上的缺失,由此导致监察调查权运行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监察留置具有羁押属性,却被立法者定性为调查取证手段,实则违背了诉讼基本原理;监察调查缺少强制到案的法定功能,导致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障碍;监察强制候审措施的单一化立法配置,仅留置能够发挥候审羁押的效果,既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也将过多消耗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对此,应当融贯式借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构建"梯度式"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并增加"执业禁止类"的强制措施类型。

《监察法》中留置措施适用条件探析

《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依法开展调查工作,特定情形下可以将被调查人留置在特定场所。留置是监察委特有的一种新型强制措施,也是监察委最重要、最核心的措施之一,具有准司法性、严厉性、配合性和一致性。留置规定仍然存在概念解释不明、具体适用不清的问题。为了有效地发挥留置措施的功能,本文结合《监察法》条文和法律解释理论,对监察留置措施适用的具体情形有关词语作出探讨,并指出适用留置措施应遵守法律保留、比例原则以及程序正当原则。

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论析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背景下,《监察法》首次规定了“留置”措施,以“留置”取代“双规”措施,实现了法治反腐的跨越式发展。鉴于监察留置措施是对被调查人的基本权利的限制,《监察法》对监察留置措施规定了严格的适用条件,包括适用留置措施的对象要件、证据要件、情节要件和程序要件。尽管如此,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在实践中仍然面临诸多亟待解决的难题。完善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进行:制定配套的国家法律、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以相应的法律解释权、完善监察留置措施的批准程序以及监察留置措施的相关配套机制等。

新修《监察法》框架下强制性措施问题刍议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揭开面纱,加之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国试点阶段",赋予监察委员会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国家监察活动。强制性措施具有行政性、强制性等特点,为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需要明确监察强制措施的权力归属,规范监察强制措施的行使条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机制研究

《监察法》和2018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为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之间的工作衔接提供了基本法律依据,既在规范层面上确认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成果,也顺应了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模式的转变。但在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的实践中,仍然存在诸如留置措施外部监督缺失、内部调查失衡以及先行拘留措施定位不明等程序性问题。为实现监察留置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的有效衔接,需要在规范和制度层面进行如下设计:检察机关通过检察建议进行外部监督、监察留置措施内部设立违法与犯罪调查程序分流机制、允许检察机关在采取先行拘留措施时对职务犯罪案件进行实质审查等。

监察留置措施法律属性初探

对于监察留置措施法律属性的科学界定,既是实现监察留置规范自身有效整合的需要,也是厘清监察留置措施适用条件、正确开展监察工作的必然要求。遗憾的是,现行立法仅针对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范围、实施主体、审批程序、场所设置、解除程序等作了规定,并未明确规定监察留置措施的法律属性。在学界,虽然对监察留置措施法律属性进行了讨论并形成了“行政强制措施论”“‘两规’法治转型论”“刑事强制措施论”等不同观点,但已有诸说与监察留置措施的适用对象、规范依据和适用条件并不匹配,没有正确反映监察留置措施的本质属性。在此背景下,为保证监察留置措施的正确适用,充分保障被调查人的合法权益,应结合宪法层面对监察制度的设计以及《监察法》中的具体规定,将其界定为一种具有“二元”属性的新型监察强制措施。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中的讯问风险及防控

职务犯罪监察讯问的规范化,是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法治化的内在要求。虽然新近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实施条例》对监察讯问程序进行了细化解释,但仍存在着“多种”问询措施均能获取到被调查人供述、“单一”的讯问措施却能获取到“多种”性质的材料、讯问活动需提前审批、讯问程序封闭与讯问规则粗糙等诸多问题。为此,应明确规定所有监察问询措施统一适用监察讯问规则,并对监察调查阶段进行“初审组—调查组分段审查分流机制”改革,同时以监察机关内部实时监督替代“事前审批制”,并通过优化监察讯问程序,对职务犯罪监察讯问风险加以综合防控。

监察留置措施的功能定位与规范续造

立法将监察留置措施界定为一项调查措施,区别于保障程序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并同时排除了刑事诉讼法的适用。从监察留置措施的实际功能来看,其与刑事强制措施十分接近,因此将其定位成保证监察调查程序顺利进行的强制措施更为妥当。基于对监察留置措施功能的重新定位,考察现行的监察留置措施规范,可以发现明显缺乏层次性,未能形成体系。而且现行制度在理论上违背了比例原则和司法审查原则等基本准则,在实践中难以操作。应对的思路就是构建富有层次的监察留置措施体系,区分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优化监察留置的决定程序,并建立内外结合的监督制约机制。

监察委员会监察人大代表的理解与论证

为了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监察委员会就要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进行监察。由于民主集中制原则,监察委员会不能够对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进行监察。监察委员会监察之对象应为人员而非机构。按照《监察法》第3条和第15条的规定,监察委员会是能够监察人大代表的。从域外的情况看,按照议会自律原则的理论,监察机关一般不将代议机关的议员纳入监察对象之范围;但是由于我国实行人大代表制度,如果将中国五级三百万人大代表排除在监察对象之范围外,将会使监察对象之范围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与实现国家监察全面覆盖的立法意旨不相符。从中国国情来看,监察委员会应当能够监察人大代表。监察委员会在监察人大代表时存在着监察职责、监察措施、监察程序三方面的限度。

论监察案件证明标准的三大特征

中国特色监察体制改革孕育了富有特色的证明标准法律制度。从相关条文的规定及监察权的实际运行来看,监察案件中的证明标准已经表现出三大特征。理解这些特征不仅对准确适用该法的相关条文至关重要,而且对未来进一步完善监察程序中的证明标准体系也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监察机关既查办职务违法又查办职务犯罪,因此两类案件的证明标准存在较为明显的双轨并行的态势。监察立案到处置的整个程序流程伴随着案情认识的逐渐深入,因此证明标准也需要以逐步上升的阶梯状态加以设置。监察权限中的任意性措施可以由调查人员较为灵活地运用,因此无须证明标准加以特别规范。留置措施的适用有着严格的证明标准,未来则有必要向其他强制性措施扩展,以此进一步促进监察权的规范运行。

监察谈话探析

监察谈话发端于党内谈话制度,实践中逐渐形成了预防型谈话、调查型谈话和处置型谈话三种类型。监察谈话对提升反腐实效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存在法律依据不足、性质异化、监督救济途径过窄等问题。在谈话制度由党规入国法的大背景下,有必要厘清谈话制度的性质及其在监察实践中的运行轨迹,以确保监察谈话在法治化轨道上愈行愈稳。

电力生产中的安全监察工作探讨

分析了安全监察工作在电力系统生产应用中存在的隐患，并提出相应措施。

我国劳动监察制度的法律分析

劳动监察有保障整个劳动法律系统全面实施的功能,主要分析了我国的劳动监察制度,指出了我国现行劳动监察制度存在问题,提出了完善措施。

动力锅炉运行存在问题与处理应对措施

由于动力锅炉、过热器等设备在运行中对条件有一定的要求。但是,由于环境相对较差,锅炉的参数容量相对较高,机组需要长期持续地运行,由于锅炉参数、停机、事故等各项元素的影响。锅炉的操作人员对于此还没有高度重视,就会导致一些问题发生。该文的研究中分析了锅炉与一般发电锅炉之间所存在的差别,提出锅炉处于运行状态会存一些问题。为了更好地解决,就需要强化监查工作。本论文针对锅炉运行存在的问题及加强监察措施展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