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监察改革深化的法治逻辑

新时代围绕监察权所展开的一系列政治体制改革,是党和国家基于历史经验结合当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情所进行的重大变革。无论是从权力地位、职权范围还是权力行使方式来看,八二宪法第五次修正案所确立的监察权同传统意义上的行政监察权有着本质的区别。传统权力监督机制的不完善、现代法治限制公权力的价值追求以及实现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命题彰显了当下中国监察体制深化改革的必要性。坚持党的政治领导、遵循人民代表大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契合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法治路径赋予了监察改革的正当性。进一步深化监察改革需要以法治思维法治方式着力设计监察权独立行使的限度、监察权反腐败全覆盖与人权保障、监察权同其他国家权力有效衔接的法治化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学理阐释——《监察改革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书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准确研判新时期反腐败斗争发展规律而作出的重大决策这一决策的目标,是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监察制度,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离不开理论建设的支撑和保障。

环境监察改革的新形势下执法工作的方法分析

随着现阶段环境污染问题逐渐加剧,在环境保护工作中,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作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对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大力整治,生态环境的破坏得到了有效遏制。但是在环境监察改革全新形势下也为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带来了一些困难,工作范围逐渐扩大,并且产生了不被群众理解、与相关部门缺乏合作配合等方面问题,对于环境监察工作而言,将会面临极大的困难。因此,我们需要详细了解环境监察执法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提出有效的解决策略,从而保证顺利实施环境监察执法工作。

创新激励与创新能力：地方同级监督创新对监察改革创新的启示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基本实现了监察监督的全覆盖,但制度改革的成功仍需要各级监察部门的努力以解决监察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在这一过程中各级监察委的工作创新极为关键。通过构建政府创新驱动分析框架,以A省B市的同级监督改革为研究对象,分析地方纪委创新机制,从中可以得到诸多有益启示。研究发现,创新供给需要有供给意愿与能力。获得政绩与实现个人抱负是政治精英创新的内驱力,而上级支持与资源是创新能力的保障。作为政治性与政策性极强的监察创新需要在符合中央精神的前提下,得到上级党委与纪委支持,通过创新容错机制与政绩晋升激励,鼓励基层纪委监察委在工作中的创新,可以激发基层工作活力,促进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与取得实效。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村干部“微腐败”行为治理:成效与路径

村干部是区别于国家公务员的一个特殊群体,其亦官亦民的特征使其具有身份上的复合性,具有村民代理人、政府代理人和党的基层干部中的双重或三重身份。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前,村干部监督机制存在制度性空白。长期游走在国家监察体系和党的纪律检查体系乃至国家法律体系中的灰色地带,是造成基层村干部“微腐败”现象易发多发且治理困难的重要原因之一。监察体制改革及《监察法》的实施,使村干部被纳入监察机关监督对象和监察职责范畴,对其腐败行为进行的专项治理和常规化治理取得了明显的成效。新时代,聚焦乡村振兴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找准监督发力点,必须坚持党建引领,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要充分发挥纪检监察机关政治化动员机制优势,形成监督合力;完善纪法衔接、法法衔接,发挥党纪国法协同推进的共治效应;实现关口前移,更好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加强小微权力监督管理,积极探索推广村级权力清单制度;深化标本兼治,一体推进“三不腐”体制机制建设。

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困境与出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未动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是落实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重要机制,兼具履行法律监督与实现诉讼职能的双重价值属性。现阶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实践中普遍存在提前介入时间不充裕、角色定位错位、提前介入率过高和被调查人权利救济机制缺位等难题。消解的路径宜从提前介入时间节点的合理选择、检察机关角色的应然定位、限定适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以及明确监察调查阶段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等方面加以规范。

论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

容错纠错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对于破除改革阻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该理念已被党规党纪吸收,伴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党规党纪层面的容错纠错机制也愈发成熟,并逐步呈现出向法律层面扩展的倾向。若能充分察觉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运作机理、运作方式的法治化变革,因势利导解析容错纠错机制所蕴含的谦抑、法秩序统一等法理内核,适时借鉴吸收党内法规建设经验,补齐法律层面的制度短板,有利于促成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党纪国法规范属性、容错纠错预期的差异化考量,刑法实不宜对容错、纠错等量齐观,而更应着重于容错机制建设,通过违法性阻却事由等手段为党规党纪的介入开辟出足够的纠错空间。此外,也应当明晰容错纠错机制法律化的基本要件,划定容错纠错机制运行的边界范畴,以防有条件的容错免责被变成纵错。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路径探析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成为监察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通过明晰纪法贯通的基础得到,从根源上,党纪和国法都体现人民的意志;从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相似性和目标一致性。从“纪在法前”并不意味着以党纪代替法律和严格区分违纪与违法犯罪明晰纪法贯通的边界。从而探析出在程序上应将工作机制、法定程序、证据效力于标准和监督统一,在实体上梳理三种责任关系、厘清三种处罚的实施的路径。

基于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医院纪委建设与能力建设研究

随着中国纪检监察体制的改革,政治监督的重要性日益突显。新形势下,政治监督需要更具体、更精准、更常态化。医院纪委作为党内监督机构,在这一背景下承担着重要职责。文章探讨了纪检监察体制改革对医院纪委建设和能助建设的影响。研究发现,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为医院纪委提供了新的机遇,需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提高政治监督的精准度和常态化程度,密切关注政策变化,推动制度建设和机制创新。未来,医院纪委将更好地履行监督职责,为医院的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监察体制改革、国企高管腐败与资本配置效率

设立监察机构是维护党中央权威与组织权威的需要,是中国特色监察体制的重大改革,其权力制约和监督功能在反腐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文章将监察体制改革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建立双重差分模型(DID)实证检验改革对国企高管腐败和资本配置效率的政策效应。研究发现,监察体制改革抑制了国企高管腐败,优化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国企高管腐败负向影响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进一步从个体异质性和企业异质性分析,高管学历越高、年龄越大、任期越长等高管特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更显著;内部控制水平高以及央企对监察体制改革的腐败治理效应更显著。该结论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反腐和监察体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推动监督机制之间形成监督合力是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必然选择。人大和监察委员会作为两个重要的监督主体,当前法律规范对二者的衔接配合已有初步规定。但在监督实践中,人大监督和监察监督均表现出各自的不足,且衔接机制亦受诸多因素影响,使得监督成效因缺乏监督合力而不甚理想。为此,有必要完善优化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衔接配合机制,以更好地实现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保障权力运行的廉洁性。

深化监察体制改革与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逻辑关系

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监督权发挥着“权力制衡”的重要现代治理作用。我国监察委员会由人民代表大会产生,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监督,对其负责。同时,监察委员会需实现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全面监察。这构建了一种既对国家机关进行监督,又对国家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监督的“二元”监督体制。从这个角度看,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关系。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路径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创设的监察法治体系基本建成,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导下的监察权与其他国家权力的衔接运行自然成为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方面,其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治实践问题尤为关键。学界对《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法法衔接”中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程序界分讨论较多,异议较大,需要在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理论创新维度下诠释其在打击贪腐违法犯罪中的法治意涵。监检权力衔接运行具有独立的监察权的行为属性,区别于公检机关的侦查行为;同时其法治实践存在“确认的一致、补充的一致和异议的一致”三种情况类型,可以在“法法衔接”的逻辑证成中予以司法法治关切;另外,其具体法治实践可以重点关注退回补充调查和证据移交审查等方面解决监检权力衔接运行的法律适用问题。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的路径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形成了既执纪又执法的全面一体化反腐新格局。实现执纪执法贯通,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是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推进新时代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纪法贯通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在根源上,党纪和国法本质上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维度上,党纪和国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的相似性和目标的一致性。要避免超越纪律和法律边界的贯通,“把纪律挺在前面”并不意味着用纪律代替法律,罪刑法定原则是法律和纪律的双重边界。监察体制改革为纪法贯通确立了前提,在程序上执纪执法并举、审查调查并行,在责任上存在刑事责任的包容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平行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在适用上可择一或配套适用。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研究——以民营企业交往的监察对象为中心

实证研究表明,我国民营企业行贿犯罪严重,行贿犯罪是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刑事风险,同时也是受贿犯罪高发的原因。为契合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我国反腐败工作的整体策略,应结合贿赂犯罪的对合性特点,以与民营企业往来的监察对象为中心,构建民营企业行贿犯罪合规制度。首先,民营企业应结合行业特点、企业需求,对与监察对象往来的重点人员、重点岗位及重点领域的行贿犯罪风险予以准确识别;其次,民营企业可借鉴域外合规管理成熟经验,构建其与监察对象进行商业往来的义务清单;最后,大型民营企业可在构建和完善行贿犯罪合规制度的过程中加强与监察机关的配合及协作。以上措施的提出,有助于防范民营企业行贿犯罪风险,并进一步增强国家监察法治化工作的实效。

论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留置措施的完善

《监察法》的颁布改变了原先“双指”“双规”处于法律规则外围的状况,用留置措施取而代之更有利于依法惩治腐败,建立集中统一、权威高校的反腐败体制。鉴于《监察法》颁布时间尚短,对留置措施仅作原则性规定,实践中存在执行程序不完善、与司法程序衔接不顺畅、执行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等问题,被留置对象权益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应明确留置措施的适用条件和执行场所,规范羁押替代性措施的设置,完善监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的衔接程序,加强留置措施的内部及外部监督,保障被留置对象的合法权益,完善留置措施的适用。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治逻辑与法治理念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在政权建设领域承载使命、发挥作用的重要体现,蕴含着维护人民主权、依法治权治吏和良法善治的法治逻辑;可强化法治反腐的惩戒威慑、固笼防范、教育引导、服务保障、社会向善等价值功能;确立"零容忍"的法治反腐理念,形成"纪法共治""特别程序""实质正义"等法治反腐共识,对完成监察体制改革任务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法哲学思考：立场、观点与方法

党中央关于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大决策,蕴含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内在逻辑,承载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其人民立场决定了反腐败必然是“无禁区、零容忍、全覆盖”的鲜明态度,“打铁必须自身硬”的执政品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建立在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哲学理念和政治原则基础上的法治观点,是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人民监督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里;不断认识规律,不断推进理论、实践、制度创新指导下的基本方法,主要表现为政治思维与法治思维、战略思维与辩证思维、问题导向与顶层设计、试点探路与整体推进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基于大数据视域的监察体制改革模型构建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信息化建设工作,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点和中国特色的信息化网络强国建设总体思路。政务信息化建设是“互联网+”视域下引领治理能力整体提升的关键环节。推进大数据在监察体制改革中的深度运用,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第十九届中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重要讲话背景下,探索大数据技术与监察制度发展的深度融合,是实现监察机关自身规范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因此,深入分析当前大数据模型构建和技术实现存在的紧迫问题,提出解决建议和思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