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委员会权利运行机制若干问题之探讨——以《国家监察法(草案)》为分析蓝本

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成立监察委员会,是有效打击腐败行为的重要举措。监察委员会整合了纪律检查、行政监察、刑事调查等多种职能。为保障监察权行使的合法性及正当性,作为权力运行的基础,要明确监察权"第四权"的性质,在监察权下的调查权具有侦查权的性质。为充分发挥整合后反腐败力量的功用,应当完善监察权同司法权之间的衔接机制。此外,为确保权力的正当行使,还需要构建监察委员会权力运行的监督制约机制。

法治反腐视域下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新路径

由政策反腐向法治反腐进阶,是建立长效、稳定反腐机制,消除政策反腐弱效能问题的必然选择。实施法治反腐、推进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外互补的异体监察权,明确国家监察权与行政监督权、司法监督权、纪检监督权三者之间的关系,优化国家监察权的内部权力结构,构建多职能一体的反腐败专门机构。目前,国家监察体制雏形已然形成,但其体制定位等问题仍需探讨。正确定位国家监察体制,前提是要理清纪检权、行政权、司法权"三权"之间的关系,重点在于制定成熟的反腐败《监察法》以及恪守人权保障的底线要求,以确保反腐法治阶段的顺利推进。

新修《监察法》框架下强制性措施问题刍议

日前,《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揭开面纱,加之此前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的《关于在全国各地推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1],标志着监察体制改革进入"全国试点阶段",赋予监察委员会采取强制措施的权力进行国家监察活动。强制性措施具有行政性、强制性等特点,为防止权力滥用,保障公民权利,需要明确监察强制措施的权力归属,规范监察强制措施的行使条件,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通过党内法规的机构改革——以国家监察委改革为视角

机构改革不仅要顺应新时代发展的需求,也需要充分的理论准备和实践检验。将党内法规提升至全面依法治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后,党内法规的建设不仅能够从法治层面给予改革提供理论支撑,又能进一步为改革后的机构职能划定确定边界和规范指引,还能通过党内新机构、新职能的试点和经验总结为机构改革提供实践样本。国家监察委的改革正是如此,即纪委通过党内法规促进各项监察试点工作顺利展开,在规范层面保障了监察立法和改革的顺利实施,为改革提供合法性基础,为监察权力运行的规范性提供保障。

国家监察立法中的法律协调问题探究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要处理好《监察法(草案)》与其他法的协调问题。在与《宪法》的协调中,应先修改《宪法》为监察委员会的设立提供宪法依据;《监察法(草案)》对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留置权、辩护权的规定应与《刑事诉讼法》中的相关规定保持协调,处理好与《刑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委员会组织法》的关系。

《国家监察法》留置措施探讨——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为切入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草案)》的出台反映了反腐倡廉将由党内党纪处理逐步迈向国家法律层面,表明了党中央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以及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建设的决心,而监察法草案中规定的留置措施则是目前社会与学界争论的焦点。目前监察委改革已是势在必行,而留置措施的实施与完善还面临同宪法和相关法律法规匹配与协调的问题,这注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利用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留置措施是处理、保护公民相关基本权利与强化对监察机关的监督,防止改革过犹不及的一种可行手段。实施这一措施,既可维持现有监察改革局面不动摇,又可充分发挥其调查职权犯罪的作用,还能防止监察委对留置措施的滥用。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性质、行使与规制的审思

监察委员会的调查权具备国家性、强制性、综合性等特征,其与侦查权的权力内涵及外延具有一定差异性,但也有不少相似之处。《监察法(草案)》中勾勒出调查权运行程序,并明确证据收集、运用应与审判标准一致。但仍有待明确之处:监察委员会调查程序应结合反腐调查的特殊性,确立调查权行使的权力法定、程序规范、比例原则,厘清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法院分工负责、相互制约的权力关系,将调查权纳入法治化轨道,保障调查权在实践中的合法、有效展开。

国家统治条款体系化解释面临的困难——从《监察法(草案)》合宪性之争揭示的政治哲学问题谈起

"八二"宪法文本蕴含一个由结构性的国体条款—基本权利条款—政体条款组成的三重结构。总纲中以国体条款为首的四个政治性条款涉及我国国家政治统治的总体原则,类似"总则"的这四个条款与类似"分则"的第三章国家机构共同组成我国宪法的"国家统治条款",第二章构成宪法的"基本权利目录"。2017年以来围绕监察委建制展开的合宪性讨论揭示了我国宪法三重结构中若干关键性规范之间的内部体系张力。根据体系化解释思维,使"基本权利条款"与"政体条款"内部位阶变得复杂的规范根源是"国体条款",对国体条款政治哲学内涵的分析有助于学理上深入思考国家统治条款体系化解释的价值基准。从修宪后总纲的实证情况看,我国宪法既有三重结构的内部体系格局没有实质变化。如何进行国家统治条款体系化解释才能确保宪法权威,依旧需要学界在方法论与价值论两个层面进行理论探索。

深化反腐工作不能忽略民主原则——对《监察法（草案）》立法原则的思考和建议

以国家监察全面覆盖深化我国反腐工作，不能忽略人民的反腐败权利。反腐是民主的要求，也是人民的权利。深化反腐败工作，监察制度有它独特的作用。但监察反腐只是人民反腐的一种补充，不应该也不能成为根本或主要的反腐制度，更不能替代人民反腐。《监察法（草案）》构建的是一种权力反腐体制。权力反腐古已有之，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其作用不宜拔得太高，其许多做法与社会主义民主的要求有诸多不合。用权力来监督权力，永远有一个谁来监督监督者的问题。深化我国反腐体制改革，要深刻理解毛泽东提出的跳出历史周期律的民主智慧。只有体现“人人起来负责”的民主反腐，才能够从根本上促进政府不敢松懈，而人民也能够从中充分感受到当家作主的尊严。

关于《监察法(草案)》的八点修改意见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党中央作出的反腐防腐的重大决策部署,改革试点工作也将在全国推开。制定《监察法》以立法形式将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做法和经验上升为法律十分必要。根据公布的《监察法(草案)》笔者提出八点修改建议:修改《宪法》应先行于制定《监察法》,人大应对监察委员会进行有效监督,"尊重和保障人权"应写入《监察法》,监察委员会独立行使职权的表述应该修改,留置应当遵循法治程序,职务犯罪调查应允许律师介入,检察机关应拥有独立的审查起诉权,应当由全国人大依据立法程序主导《监察法》起草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