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监察独立的理论基础研究

监察独立是古代监察体制中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古代监察独立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利异相监”与“君主耳目”论。“利异相监”论依赖建构后天“利异”、独立的监察御史以实现监察百官的效果,存在重大瑕疵;“君主耳目”论直接明确监察权对君主的依附,是皇权的延伸;德治理念不能有效的限制君主,监察受到皇权的限制。

唐代皇权对监察独立的限制探析

唐代皇权对监察独立的限制,不仅体现在间接人事管理控制模式,最为关键也是最值得诟病的还表现在对监察程序及实质内容的直接控制。监察法独立性并不存在夯实的法制保障基础,加剧了皇权对监察独立性的限制。与明清相比,唐代监察权并未如后世成为皇权专制的工具,监察权保留了其一定空间的独立性。

简论孙中山考试权、监察权独立的思想

孙中山认为欧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制很不完备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没有独立的考试机关和监督机关。孙中山主张考试权、监察权应独立。考试权独立的目的是选贤与任能 ,监察权独立的目的是防止政府机关腐化 ,孙中山的这一思想对当前我国反对和防止腐败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国家监察机关的设置模式:基于“独立性”的比较研究

我国设立独立的国家监察机关在政治意义上已成定局,但对其设置基础尚缺乏理论探讨。当前全世界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监察机关,因政治和社会背景的诸多差异,监察机关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关系也有不同。从隶属关系上看,大致可以分为国会监察、行政监察和独立监察三种模式。从比较法的视角对上述模式进行考察后发现,不同模式下的监察机关在与其他国家机关进行互动的过程中,都在组织、人事和职权三个方面保持不同程度的独立性。相比于设置形式上独立的监察机关,建构一套行之有效的监察机制更为关键。

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

通过实证考察可知,目前我国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有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缺陷,制约了生态环境执法的有效性。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是应对执法困境的良药,该体制具有特殊的内涵,其既具有理论基础也具有政策依据。在分析域外环境执法的经验基础上,针对我国环境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以下路径。首先,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建构应当遵循合法、效能与环境执法特殊性相契合的原则。其次,建议通过保障组织机构的独立,扩充环保部门的权力,加强环境执法的财政保障以及确立环境执法的独立责任等措施构建起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再次,通过规范的程序机制、确立综合协调机制、强化责任追究机制、协调激励和制约机制、优化公众参与机制、探索建立环保警察制度等措施完善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最后,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需要法律保障。

论监察权的独立行使及其外部衔接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委员会应加入宪法第135条"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机制,这是"分工""配合"和"制约"三者有机统一的整体性机制。试点探索显示全面改革顶层设计或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严格拆分,监察委员会的宪法定位亦决定其"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通过对监察委与司法机关衔接的流程设计,或可达"配合"及"制约"之目的,其中"互相制约"是第135条的核心价值要求。这要求做好监察委员会与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工作衔接机制乃至国家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的联动互补。监察权不得违背人大制度根本遵循;审查起诉、不起诉决定、自行补充侦查乃检察权独立行使之范畴;调查证据需要转化、采纳和排除;监察措施有自行执行和协助执行之取舍,实践中还要处理好监察委调查主导和公安侦查主导的选择以及党内监督和国家监察的衔接协调机制。

唐代监察体制的外部独立性研究

监察独立是古代监察体制的重要原则,包括外部独立与内部独立。唐代监察体制外部独立性主要体现在监察机构体系、监察人事制度与监察程序三方面。通过台谏分立、机构统一、监察权集中与独立于地方行政等多项监察机构改革,唐代最终形成分工明确、权力集中的独立有机监察机构体系。唐代逐步完善监察官员选任、考课制度,排除了吏部对监察人事的干预权,限制了宰相、御史台长官对监察官选任与考课的干预程度与主观随意性,强化了皇帝对监察人事权的控制。唐代对仗弹奏制度有利于保障监察官直接对皇帝弹奏的独立地位。尽管唐代监察体制的外部独立性极具成果,然而依旧存在不少弊端,如地方监察难以独立地方行政,皇帝对监察人事权的控制沦为形式,"进状"制度限制监察官独立行使监察权。

论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

《宪法》第127条第1款与《监察法》第4条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监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监察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是监察权的独立性之宪法规范基础。监察权独立行使既要满足合法性要求,同时不排斥基于政治体制设计的政治监督与法律监督。除了要接受党的领导,对人大负责并接受其监督以外,监察机关在行使监察权时需要与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以及执法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他们之间构成了自主独立与相互监督的制衡关系。通过这种权力机关之间制衡的宪法设计,借以实现对公权力本身的监督,使其在"制度的笼子"里依法运行,从而限制公权的任性、规制公职人员的行为,并最终保障和实现公民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的公共利益。

独立董事及监察人与企业盈余品质的关联性

本研究目的在于探讨独立董事与监察人对企业盈余品质的影响,研究中以2004至2009年台湾上市(柜)公司为对象,采用panel data模式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指出,独立董事比例(或人数)对企业向下盈余管理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独立董事对企业向下盈余管理具有抑制作用;独立监察人比例(或人数)对企业向上盈余管理有显著负向影响,这表明独立监察人对企业向上盈余管理具有监督效果。此实证结果显示,独立董事与监察人在公司盈余品质监督上关注的重点不同。

论合署办公体制下监察权的独立行使

监察权独立行使是宪法确定的原则,具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强烈的现实需要。我国纪委监委实行合署办公,增强了监委的权威性,与监察权的独立行使具有良性的互动关系,但也在人事任免、职权行使等方面对其提出了挑战。合署办公体制下监察权的独立行使需要厘清同级党委与监委、纪委与监委的关系,在遵循同级党委领导的同时注重监委监察权的独立行使,构建避免监察权被不当干涉的保障机制,规范和完善监委的人事任免权。

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构建分析

对现行环境监察执法体制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然后对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的构建进行了阐述,最后对建立和完善独立环境监察执法机制提出建议,希望为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构建提供一定的借鉴意见。

独立环境监察执法体制与机制的构建分析

现今我国的环境监测执法体制与机制有着自身的优点和独特性,但是仍旧存在一定的缺陷,导致了环境治理没有得到很好的反馈。本文通过对环境监测执法体制与机制的构建分析,对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详细阐述,并逐一针对这些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希望能创造出一些有意义的建议。

试论孙中山的监察思想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总结了古代中国监察制度的历史经验 ,创立了监察独立的思想 ,使其成为五权宪法学说的重要组成部分。

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历史流变中的法理探寻与机制构建

检察提前介入侦查脱胎于20世纪饱受诟病的"一长代三长""联合办案"方式,后经司法实践的不断探索和改造,逐渐发展完善,其功能为提升办案质效、强化侦查监督,理论基础为"公诉准备说"和"法律监督论"。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检察提前介入监察在规范与实践中逐渐被提及运用。与检察提前介入侦查不同,监察机关的宪法定位和职权配置,以及监察程序的完整性、闭合性和自洽性,使"监察独立说"成为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基本理论依据。在这一理论引领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主要是为了配合协助监察机关,提升其在反腐工作中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质量和效率,破除"两法衔接"中的程序障碍。检察提前介入监察的相关机制构建,如提前介入的启动方式、时点节点、案件适用范围、提前介入后的基本流程安排等也都由此延展。

论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

我国是单一制国家,监察权的本质属性是监督权,这决定了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而非地方事权。监察独立是有效反腐的前提条件,监察权中央化有利于实现监察独立。监察权属于中央事权,国家监察工作不具有地方特色,而是应当适用全国统一标准,这决定了省级以下监察机关不享有立法权,无权制定监察法规或监察规章,只能制定监察规范性文件。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民族自治地区的监察委员会不是自治机关,监察权不属于自治权而是中央事权,这决定了民族自治地区不能变通适用《监察法》和监察法规。

论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退回补充调查

检察机关在审查起诉阶段办理职务犯罪案件,需要补充核实的,原则上应当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必要时自行补充侦查,其法理基础为“监察独立说”。监察程序的运行要践行法律逻辑和政治逻辑。监察程序闭合、独立、自洽,其程序终端的处置方式也更具复合性和多元化。这些决定了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是两套不同的程序,两者运作机理不同,故将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回流到原程序处理更为周延和妥当。在这一理论统领下,退回补充调查的基本原则、适用情形以及相关流程得以构建。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书面要求监察机关补充提供证据、检察提前介入监察以及当事人权利保障等配套衔接机制也需作出相应的完善优化。

论法治视野下监察委员会体制的构建

作为惩治职务犯罪的机构,理想化的监察机构必须具有职权集中性、地位独立性、管理垂直性、权力广泛性等特点。然而,在我国部分地区试点中的监察委员会却与这个理想模式有较大距离:没有将所有负有监察职能的机构合并进来;在管理体制上还存在着受地方制约以及难以保证监察委员会在人财物方面的独立性等不足。为此,必须在监察体制上进行大幅度的全新改造:将纪委以及审计机关中的监察职权整合到监察委员会之中;对监察委员会实行完全独立的垂直的领导,使之完全摆脱对地方的依附;要赋予监察委员会以更大的监察职权,尤其是对职务犯罪的调查职权;与此同时,要设计一套对监察委员会进行监督的机制,并通过立法的方式使监察委员会的构建法治化。

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中的合理性因素

监察是治吏的利器 ,是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激浊扬清行为。中国封建监察制度 ,尽管其实质是维护君主专制的御用工具 ,但其中也蕴涵着许多启人心智的合理性因素。诸如 :独立监察 ,强化监察机构的地位和权威 ;重视选任 ,保证监察队伍的良好素质 ;严格管理 ,防止失监虚监 ;反监互察 ,制约监察权力的滥用等等 。

论监察体制机制的去地方化

监督权独立是有效反腐的前提条件。监察体制机制地方化会导致同体监督,形成地方利益集团,有损于监督权独立,从而不利于反腐工作的顺利进行。监察体制机制非地方化是中国的优良法治传统,应当发扬光大。应当通过设立监察委员会分会、实施异地管辖、确认巡视组对监察机关的监督以及监察人员行使职权受中央国家机关保护等“去地方化”措施来强化现行监察体制机制的独立性。

论监察机关的法律定位——理论与实践的视角

监察机关是国家行政机关体系内的监督机构,独立行使监察权。监察机关是"局外人","幕后人",就像是电脑的杀毒软件,只有在电脑工作程序可能或已受到病毒侵蚀时才发挥作用。实践中,监察机关应当科学把握自己的法律地位,不可越位、错位,也不应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