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适用困境及完善

《监察法》第33条确立了监察调查程序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但该规定较为笼统,缺乏具体细致的内容,导致在实际适用过程中存在一系列问题。监察程序中贯彻落实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监察机关实现内部监督、防范冤假错案的重要措施,也是保障人权、体现程序价值、维护司法公正的重要途径。在反腐决心仍然坚定、反腐力度持续加大的背景下,职务犯罪案件量增加,案件情况日趋复杂,为尽快侦破案件,非法取证行为时有出现,不仅不利于提高效率,还会影响办案质量。虽然《监察法实施条例》已对监察调查中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作了较详细规定,但仍与诉讼程序中的排非规则存在差距。本文对监察程序中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依据做出概述,论述适用该规则的必要性,探讨实践中存在的困境,探索完善路径,以期监察权的平稳运行,巩固反腐成果。

监察法视野下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界分--以监察程序的完善为重点

监察法确立了监察机关集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的监督、调查、处置权为一体的反腐新格局,针对性完善了我国反腐败工作机制。不过也应当注意到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在法律性质上存在着本质不同,然而两者的差异性在监察法中体现得并不明显,尤其是监察程序的同一以及调查措施的共用在很大程度上模糊了两者的界限。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监察程序的完善不仅是还原两者界限的需要,更是权利保障原则的内在要求。把握好惩治职务违法犯罪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平衡点是监察程序完善的基本方向,推动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监察程序分离、规范留置调查措施的适用、完善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衔接机制,是监察程序后续完善的重点。

监察程序下犯罪嫌疑人确认制度的理论建构

犯罪嫌疑人确认问题虽在刑事诉讼法中早已提及,但始终囿于没有相应的程序规定而难以进一步深入。对于监察调查而言,监察立案的复合性使其在犯罪嫌疑人确认问题上有其独特的理论延伸空间。一方面,在调查程序中确立犯罪嫌疑人确认制度实质上是为职务违法与职务犯罪案件性质的划分提供必要的程序节点。另一方面,也形成了强制性调查措施适用的理论基础。在统一反腐败制度架构下,犯罪嫌疑人确认制度的建立有利于在保证监察调查程序一元化的基础上形成强制性与任意性调查措施适用对象的内部分化,促使监察调查措施的比例适用。在具体制度构建上,犯罪嫌疑人身份应依据案件类型差异设定不同证据条件与证明标准,并通过明确身份确认与撤销主体、引入身份公开机制、赋予必要的申诉救济权利等方式。在保障调查效率的同时,促使监察调查活动合法、合理、有效得展开。

监察程序审批机制的双重属性、制度功能及优化路径

通过对监察程序规范文本的解读,能够发现监察程序具有明显的审批特征,且这种审批特征在实践中表现得更加明显。监察程序审批机制兼具政治与法律双重属性,二者功能各异,互为补充,此消彼长。审批机制具有显著的制度功能,一方面有利于确保领导人员以履行审批职能的形式介入具体监察案件的处理,确保和实现党对监察工作的领导;另一方面,多层级的审批式办案程序能够弥补外部监督机制不足和内设专门机构监督不够的缺陷。从操作层面看,审批程序过于复杂繁琐、部分审批事项不合理等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监察治理效能,应从精简审批事务范围、强化程序制约功能、完善集体决策机制等方面加以优化。

对构建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程序的思考

分析了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立法及有关法律法规实施中存在的问题,阐述了构建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程序的意义,提出了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程序的内容。认为我国职业安全卫生监察程序体系的构建,应当考虑我国社会转型的特点和建设民主与法治国家的要求等因素。

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

监察证据作为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的桥梁,理应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并有着明确的法律依据以及法理基础。在监察程序中排除非法证据,存在着排除范围细则缺失,排除方式不明以及排除难度大的现实困境,需要通过细化排除范围,明确排除方式,构建有效的内部制约监督机制来予以完善。

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衔接的逻辑、障碍与进路

兼具国家公职人员和司法裁判者身份的法官如果存在违法审判行为,在追责环节将出现监察程序和法官惩戒程序如何衔接的现实难题。协调管辖事由的竞合、实现法官追责的司法化,以及克服同体监督的弊病是促进监察程序和法官惩戒程序衔接的深层逻辑。但从实践来看,两种程序的衔接却面临监察理念与法官惩戒理念相异、监察机关与法官惩戒机构地位失衡,以及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衔接失灵的现实障碍。为此,应推动监察机关由“犯罪控制”到“正当程序”的理念转变,由“权力思维”到“程序思维”的思维转变,推动法官惩戒委员会由“鉴定主体”到“惩戒主体”的角色转变。通过合理划分各主体在启动、调查和审议环节的职能分工,由此实现监察程序与法官惩戒程序的有序衔接。

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衔接转换标志研究

现有四种主要学说,不能准确阐释职务犯罪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转换标志,应更进一步研究。结合权力重新配置对犯罪调查内涵之更新、监察立案具备刑事立案之实效、监察法相关规定暗含监察调查启动司法程序之旨意三方面,以"监察立案调查"作为程序转换标志具备理论支撑和法律依据。具体来看,程序转换以监察机关"出具立案决定书之时"为原则,以"第一次采取强制调查措施之时"为例外。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二分并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在不同程序阶段上的排他性适用,二者是特别法与一般法的关系,都对职务犯罪案件具有规范指引作用。

论监察程序调查机制——以《中国共产党纪律检查机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为切入的分析

监察程序的法理基础和制度设计不同于刑事诉讼程序。我国刑事诉讼继受苏联法学理论,形成了“重心前置”的刑事责任——审查模式。域外主要国家均已在形式或者实质上放弃立案的关口功能,而形成了“重心后置”的犯罪线索——发动模式。监察程序在内部控权模式下形成了立案——调查机制,通过严格的层次性结构与预职能分设制约形成了程序控权。立案——调查机制是一种不同于既有制度的权力控制与运行机制,在控制权力的同时保证了程序的运行。

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衔接重要问题研究

基于《监察法》的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存在衔接问题,目前的理论框架难以充分阐释监察程序的独立性。《刑事诉讼法》第19条所规定检察机关自行侦查的罪名应当由监察机关管辖,也可在适宜情形下交由检察机关管辖;监察机关收集的证据材料具有自始的证据资格,无需经过刑事立案环节就可以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涉案款物主要存在违纪违法所得、犯罪所得与违禁品三种形态。

监察程序初步核实功能论纲

实践的发展呼唤由立法论到解释论的研究方法转型,由建构性质的学术研究转向监察程序内部构造的学理解释是当前更为迫切的任务。初步核实不仅具有极为重要的实践意义,而且考察的结论可以普遍适用于监察程序内部构造。初步核实在制度设计上游走于监督检查和审查调查之间,具备“监督与调查衔接”的架构,其衔接性的特质决定了初步核实中的证据材料既可以作为实体处分的依据,又可以进入立案审查调查阶段。这种制度架构的背后,是监察程序“实体与程序并重”的二元功能:初步核实的实体功能具有独立性,不依附于监察程序中的其他环节,具体表现是直接根据初步核实的结果作出相应的处分建议;初步核实的程序功能具有依附性,具体表现是为立案与否进行前置性的准备。

无罪推定视角下监察程序中被调查人的权益保障研究

无罪推定作为一项现代刑事诉讼原则,广受世界各国的认可与适用。2018年,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再次修订,各级监察机关成为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机构。从《监察法》的条文来看,《监察法》明确了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的衔接与协调机制,在宏观的制度层面上实现了监察程序与司法程序的无缝对接。但在具体的实施层面上,无罪推定原则尚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适用,被调查人的权益保障问题有待完善,需要进一步研究并通过法律的规制落到实处。

监察程序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问题研究

《监察法》的问世,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迈向新台阶的重要一步,对于打击腐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作为一部新法,如何实现与《刑事诉讼法》之间的良性衔接显得尤为重要。而证据作为彼此之间的桥梁和纽带,自然成为关注的焦点。现阶段,《监察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定较为粗略,出现了非法证据程序启动难、非法证据内涵界定不清以及自我排除监督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保障被调查人的辩论权、明确非法证据的认定范围和排除标准等方面加以应对,以期充分实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察程序中的价值,更好的促进两法的有效融合和衔接。

论监察程序中的初步核实

2018年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后创设了监察程序这一制度。由于当前对监察程序的研究缺乏宏观的理论视野,监察程序的实践也有待深入,学术界和实务界对监察程序中初步核实的效力问题、证据能力问题仍未达成共识。初步核实在部分案件立案前具有了准备性意义,但在监察程序中并不是立案的必备程序。初步核实和立案后取得的证据材料都具有相同的证据能力,具备相应的证据资格,可以直接进入刑事诉讼程序。

煤矿安全监察程序概论

煤矿安全监察程序是指由法律规范所规定的煤矿安全监察机关行使煤矿安全监察权力的步骤、方法、时间和顺序等的总称。煤矿安全监察程序在煤矿安全监察行政执法活动中属于重要地位，是监察活动合法有效的基本要件之一，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及其监察员开展监察活动必须严格依照规定的监察程序进行。

没收的正义——基于《监察法》没收违法所得条款之诠释

《监察法》中的违法所得没收条款,系任何人不得因自身的不法行为获得利益原理的具体体现,不让贪腐分子因腐败获益、补充常规监察手段不足以及加强国际反腐败合作是其价值基础。从属性上看,违法所得没收程序是让利益状态恢复到违法之前的保安处分,属于典型的对物程序和缺席审判程序。违法所得没收程序的适用须符合特定的罪名范围要求,被调查人的状态要求,案件重大、复杂且有必要继续调查,以及没收财产范围等要求。为确保没收程序的合法正当,应加强对监察机关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检察机关向人民法院提出没收违法所得申请、人民法院进行司法审查等三个阶段的程序控制。

关于独立监察程序的若干问题思考

《监察法》创建了独立监察程序,并设计了阶段式结构框架。监察程序开启了程序种类的事实划分模式,有利于监察权能融合并推动腐败治理目标的实现。但当下《监察法》就监察程序的泛化规定,使其难以发挥指引和规范权力的功能。监察程序规则应进一步细化,构建涵盖监督、调查和审理的程序细则。其中监督程序应区分威慑性监督和制度监督;审理程序应区分程序性结果和实体性结果;调查程序应逐步走向诉讼化。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视角下的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衔接研究

在我国当前由纪检监察机关向司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的案件中,由于我国相关立法的缺失、纪检监察程序运行机制的错位以及监督程序上的不公正,使纪检监察存在证据无法直接转换为刑事诉讼证据,案件移送过程中党的政策的适用与国家法律相冲突,'两规''两指'调查措施的期限无法折抵刑期,对调查期间被调查人如实供述罪行是否应认定为自首等难题。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有力衔接,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规范纪检监察程序以保障人权和提高国家的反腐治理能力。我国可以利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契机完善纪检监察程序的运行机制,明确监察委员会对涉嫌犯罪案件调查活动的刑事侦查权,确保对监察委员会的有效监督,促进我国纪检监察程序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衔接,以完善我国监察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减少我国当前纪检监察体制中存在的某些不足。

美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程序

美国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局(OSHA)是依据1 970年美国颁布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法>于1971年成立的,它的主要任务是:保障雇员在安全与健康的工作环境和工作条件下工作;鼓励雇主和雇员减少工作场所的职业伤害,有效执行国家职业安全与健康措施;对作业场所实施安全与健康情况监察.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监察局的执法监察通常是在没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进行.法律规定,雇主有权要求监察员在进入工作场所安全检查前出示监察证件.

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度建构

作为监察体制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中国特色独立监察程序正在得到全面系统的推进。证据是程序的灵魂,有效获取和审查证据是程序存在的根本价值。监察证据内部流转于监察程序,外部衔接于刑事诉讼程序,因此取证行为的合法性审查应有内、外部之分。就内部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就非法证据排除之规定相对笼统,需进一步细化。重点聚焦于证据审核的法律性保障,启动程序之设计应贯彻主体多元化与标准客观化,审理程序应实现线性结构下信息有效沟通,程序结果方面建立差异化的排除模式。就外部而言,法庭应严守刑事法治理念,实现证据审查的实质化,改变管辖以保障法官中立地位,建立监察人员出庭制度及录音录像移送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