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立法权运行逻辑及规范体系构建

2019年10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国家监察委员会制定监察法规的决定》,将监察法规制定权授予国家监察委员会,产生了立法权、监察权的子权力--监察立法权。作为新生事物,监察立法权的基本内涵、运行逻辑、规范监督亟待阐明。对监察立法权概念的界定需要从行权主体、行权依据和行权结果三个角度来分析,对监察立法权授予之必要性需要从国家权力结构完善、法律体系健全、监察效能发挥三个视角来探讨。权力会产生恣意,因此需要建立科学有效的监察立法权规范体系以监督权力的运行。要形成以党的全面监督为引领、人大监督为主导、司法监督建议协同、社会公众参与兜底的自上而下的立体化监督体系,以推进权力的法治化、规范化运行。

监察立法权的理论逻辑及其规定性

监察立法权具有制定一般性规范的权力能力,从而在规则创制维度强化了监察权。约束监察失控风险并规制监察立法权,应在权力源头上警惕“功能代偿”实践逻辑所揭示出的人大立法功能的系统性不足。及时满足监察职权须以“法律”形式具体化的宪定要求。在权力行使上确立“人大的法规创造力原则”,明晰国家监委就领导性管理事项立法的创制性立法权限,防止创制性立法侵入监督性管理事项的领域。认知“一般授权+解禁授权+专门授权”的配权结构,释明国家监委无权行使授权性立法权限,进而通过更新法律保留清单预防授权性立法权限被僭越之风险。

《立法法》中监察立法权条款之创设研究

2019年10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以决定形式赋予国家监察委员会立法权属于宪法建造行为,存在效力层级和权限主体上的阙漏,有待后续完整立法作出规范化调适。监察立法权规范化的诸多方案中,修改《立法法》是最理想方案。2022年10月,《立法法(修正草案)》首次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七次会议审议,此次修正草案将监察立法纳入修改范围,但条文表达存在诸多疏漏,与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实际相悖。《立法法》中监察立法权条款的创制需要在功能最适当原则的指导下生成,以“权力配置的有效性”作为支点,遵循历史发展的脉络,易得监察立法权条款的创设须遵从边界限制。建议在《立法法》原第三章“行政法规”之后单设“监察法规”一章,在原第四章第二节“规章”中增添监察规章相关内容。其后从宏观视角进行系统修法工作,注重国家权力间的分工合作与监督制约,避免监察立法权盲目膨胀和无序化衍伸。

监察机关规范制定权的发展脉络及经验总结

监察体制改革前,我国监察机关制定相关规范的历史由来已久,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监察体制形态呈现出 不一样的规范形式和特点,包括新中国成立前后华北人民政府监察院的规范制定权、新中国成立初期监察部的规范制 定权、改革开放以后监察部的规章制定权及监察机关的规范性规范性文件制定权,通过历史考察可知我国监察机关有 着长期制定规范的实践,并在满足规范需求、完善监察体制机制、促进纪检衔接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其规范制定权也 在实践中逐步得到规范,为监察体制改革后监察立法权的运行完善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