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调查中监警协作的合理机制构建

我国在宪法层面上赋予了国家监察机关独立行使监察权,而我国监察法所确立的其他机关与监察机关关系的基本原则之一的“依法协助原则”,在公安机关和监察机关之间体现得更为典型,公安机关的协助配合是监察机关充分顺利履行监察调查职能的重要保障。当下监警协作仍面临机制不健全、规范性不足的问题,解决监察调查过程中的公安协作问题,应结合当前监察机关和公安机关的实践,通过循序渐进的制度范式,对二者的协作机制加以构建。

监察调查的属性、原则及特征探析

监察调查是保障国家权力规范顺畅运行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其内在属性、适用原则、实践特征的确立直接影响并决定监察权的职能定位和功能发挥。面对当前理论界和实务界诸多的争论和质疑,应从实质上把握监察调查的内在属性,将其定位于承载反腐专责的政治权能、兼顾党纪国法的复合权能、专司权力监督的规制权能;应从适用上把握贯穿监察调查全过程、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基本原则,明确职权法定、程序正义、人权保障三项准则,更好规制引领监察调查有序运行;应从实践上把握调查主体特定性、调查方式特殊性、调查手段多样性、调查过程对抗性特征,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监察调查之路。

监察体制改革视阈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困境与出路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未动摇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机关的宪法定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是落实监检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关系的重要机制,兼具履行法律监督与实现诉讼职能的双重价值属性。现阶段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实践中普遍存在提前介入时间不充裕、角色定位错位、提前介入率过高和被调查人权利救济机制缺位等难题。消解的路径宜从提前介入时间节点的合理选择、检察机关角色的应然定位、限定适用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以及明确监察调查阶段被调查人获得法律帮助的权利等方面加以规范。

监察调查留置措施“逆向介入”的规范适用

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存在衔接上的先后顺序,留置措施根据介入时间节点的不同存在“顺向适用”与“逆向介入”两种类型。在权威高效行使监察权的前提下,如何协调留置措施“逆向介入”与刑事司法程序的运行是需要正视的重要问题。“侦查—调查”作为非典型的程序承接,需要进一步理顺监察权与司法权、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监察权威与司法公正、权力行使与权利保障之间的关系,通过体系审视与价值优化的理念引导,理性对待留置“逆向介入”给刑事司法程序带来的实践挑战,统筹考量监察调查与司法运行之间的关系。结合刑事司法程序的不同阶段进行细致梳理并化解可能带来的程序阻滞,遵循“法法衔接”的精神内核并确保权力运行的协调性,一体考量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程序并使之尽可能并行不悖,理应成为监察调查“逆向介入”之下规范适用的应然选择。

监察调查的证据标准及其认知保障——以职务犯罪案件的“监检衔接”为中心

监察调查之证据标准,在规范层面体现出“印证”法定化、主观性标准以及区分“证据确凿”与“证据确实、充分”等特点。实践中,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证据标准存在一定认知差异,对证据标准的认知保障亦缺乏规范性。加之监察程序所特有的独立性、封闭性等特征,导致认知主体之实质多元、认知行为之及时监控、认知构造之有效平衡的实现打了折扣。监察调查证据标准的认知提示及程序保障可以从两个层面具体展开:一是宏观主体的认知提示和监督,包括授权检察机关在没有监察机关商请的前提下,也能“主动”提前介入监察,并且规范检察机关退回补充调查和自行补充侦查的权力行使;二是微观主体的认知提示和监督,监察机关可以通过内部规范的方式,对谈话最低轮次数量以及各轮次是否需要更换办案人员加以明确,而检察机关也应当尽可能让未参与提前介入监察的检察官负责审查起诉。

以留置为主线的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机制审思

监察改革后的职务犯罪调查机制以留置为主线,主要表现为留置成为核心调查手段,其他调查措施依附和围绕留置开展,留置措施和监察调查在程序上精准同步,留置承载了超出其制度设计初衷的功能。留置取代“两规”是监察改革对反腐手段的一次制度调适,适应职务犯罪调查对口供高度需求的现状,但适用过程中存在成本高、周期长等局限,甚至抑制职务犯罪案件数量增长。严格留置适用条件,统一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标准,改变大要案导向的政绩观,平衡监察监督和监察调查的资源投入,或可逐步消解职务犯罪调查对长时间羁押措施的过度依赖。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指定管辖研究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指定管辖在实践中出现了常态化运用现象,尽管提升了打击职务犯罪的效能,但也导致制度成本上升、监刑管辖衔接不畅、权利保障隐忧等问题。如何看待和应对此现象,存在审判管辖统一说与维持现状说的认识分歧。为破解由此出现的监刑管辖冲突问题,学界提出了特殊审判管辖说、异地法官当地审说等方案,实务部门则主要采取了指定下级调查、就地同级诉审模式或者指定下级调查、回转本地诉审模式。这些方案或做法尽管各有其理据和意义,但也均存在理论困局或现实难题。基于价值权衡的考量,在职务犯罪监察指定管辖制度建设方面,应当限制监察指定管辖的适用条件,纳入案件性质、情节轻重和影响大小的考量因素,严格跨地区指定管辖的适用;完善监察指定管辖程序,赋予被调查人及其近亲属对监察调查指定管辖的知情权和异议权;建构“一般回转当地诉审,例外时原地诉审”的监刑管辖衔接模式,强化衔接顺畅性。

职务犯罪案件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构建研究——以监察调查与审查起诉强制措施衔接为视角

监察体制改革后,职务犯罪案件采取了“调查—起诉”全新的追诉模式,为实现被调查人向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转变,需要监察强制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进行有序衔接,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并未单独规定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因此需要对监察强制措施这一概念进行证成,为两者的衔接提供理论定性。当前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体系外延单薄、措施配置失衡,导致其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存在制度性障碍,具体表现为两者体例不一难以有效对应、数量差异影响衔接精准度、适用对象的差异面临合法性挑战以及内容错位引发双重困境等一系列现实困境。对此,应当以构建体例独立、配置合理的监察调查强制措施为治本之策,在重塑既有监察强制措施的同时,借鉴刑事强制措施体系构建多元化的监察强制措施体系。

论辨认笔录在监察调查中的证据资格

辨认笔录是《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的证据种类,但是在《监察法》中却没有相关规定。文章从合法性角度、应然证据资格,应结合合法性、真实性、关联性这三个实质要件对辨认笔录进行分析。同时,在层面还是实然层面上看,辨认笔录都应具有独立的证据地位。关于辨认笔录在监察调查中的监察法的文本内容中应该对辨认作为独立的证据类型,进行法律支撑,实现监察调查与司法审查之间的证据链条的完整性对接,从而保证程序正当,解决证据适用现实障碍的要求。

监察调查案件审查逮捕听证制度研究——以《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为依据

在“少捕慎诉慎押”刑事司法政策背景下,最高检通过出台《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对审查逮捕进行诉讼化改造。相较于普通刑事案件,监察调查案件具有由封闭到开放的特性,检察机关与辩护人在此阶段对案件的把握也有所不同,对其适用审查逮捕听证可以起到保障人权、优化监检关系、实现从治罪到治理转变等效果。为了改善《人民检察院羁押听证办法》在对监察调查案件适用时存在的程序参与主体缺漏、程序启动标准模糊、程序审理内容不明等问题,应当通过文本解释或修改的方式,明确若干适用原则,如依照法律适用有无争议完善启动标准,将监察人员纳入在场听证人员范围,坚持监察人员负担举证责任,明确全案审查的核心内容。

法治现代化视域下监察调查程序的制度优化

法治现代化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以构建和完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为主要标志。监察监督作为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在兼顾本国国情与法治现代化要求的基础上实现监察调查程序的进一步分离优化,以平衡反腐败治理效能和人权保障需要。适应违法、犯罪性质要求的监察调查程序分离与监察体制改革的目标同向,兼顾现有程序瑕疵之妥善解决,程序的相对分离亦不会影响现有监察体制,于理论与现实层面具备可行性。因此,要将监察调查程序依据案件性质分离为职务违法调查程序与泛职务犯罪调查程序,以内部调查主体的分设为前提,以具体内部程序的分流为内容,以调查手段的分类为保障,在法治现代化的道路上实现反腐效能与程序法治的有机统一。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衔接问题探究

监察体制改革创造了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相衔接的职务犯罪案件办理新模式,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有效衔接成为新模式良好运作的前提。实践中,关于调查人员出庭说明情况、法律专家咨询委员会人员推选和涉案财物上缴执行等问题,还需要进一步地加以规范和明确。解决刑事诉讼法与监察法衔接机制的策略:(一)证据在监察调查与刑事诉讼上的要求和标准相衔接;(二)刑事强制措施与留置措施相衔接;(三)着力解决案件移交的监督问题和留置适用的程序细化问题等。

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程序之衔接——以审查起诉为关切点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作为一项重大的改革计划,包含了理念转变、职能调整、资源整合和流程再造等多方面的改革举措。此次改革中,国家监察权得以建立并发挥作用,检察院也经历了重塑性变革,国家监督体系随之发生巨大变化。实践中,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特别是与审查起诉之间存在着协作意识不强、配合机制不健全、衔接机制不完善等问题,而检察审查程序对监察调查程序的制约也还不到位,仍然面临制度层面和实践层面的诸多困境。为突破这些困境,建议以厘清检监两机关的职能定位、完善第三方介入机制以强化人权保障等路径展开,审视在程序流转过程中的各个具体规范措施,构建起正确的制度障碍破除机制,寻找一条协调顺畅的检监衔接路径。

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

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趋于深化,我国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逐渐确立。《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中,对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进行了分散式规定。相较于刑事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尚不完善。当前对监察证据规则的研究较为初步,尚未形成理论体系。在对《监察法》《监察法实施条例》的相关内容进行法教义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以证据能力规则与证明力规则两分来构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的证据规则理论体系,以期破除监察与司法衔接中的相关难题。其中,非法监察证据排除规则系监察证据能力规则的核心;而监察证据证明力规则包括对传来监察证据的限制规则、实物监察证据的鉴真规则、监察证据印证规则与口供补强规则等。

论监察调查措施与刑事强制措施衔接

监察体制改革后,宪法及监察法、刑事诉讼法规定,监察机关与司法机关在办理职务犯罪案件中要建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的工作机制,这就对两者之间的衔接提出了明确要求。在监察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中,监察调查措施和刑事强制措施的衔接至为重要。在工作实践中,监察机关要区分案件不同阶段以及措施采用的先后顺序,妥善解决与司法机关在措施上的衔接问题,达到既依法依规办案以打击犯罪,又充分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以保障人权的目的。

监察调查权的权力属性及其法理学思考

我国监察法颁布实施后,监察委会员所拥有的监察权便正式成为一种新诞生的国家权力。其中,监察调查权是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权能之一。虽然监察调查权在事实上兼具侦查权的特性,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从法律层面区分了监察调查权与侦查权的行使主体,监察委员会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侦查主体。监察调查权不能等同于检察机关对同类案件的侦查权。判断与思考监察调查权的权力属性,既要从实体法视角分析其制度运行机制,也要从法理学视野进行应然性阐释。应进一步加强对监察调查权的监督力度,探索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护机制,并强化监察调查权的价值基础。

以审判为中心背景下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机制研究——兼评《刑事诉讼法(修正草案)》相关条文

监察体制改革和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并行不悖,共同确保实现法治和反腐的最终目标。监察调查与刑事司法的衔接应贯彻审判中心原则、证据裁判原则、配合制约原则;树立监察调查服务于法庭审判、监察证据接受诉审机关审查、监察和司法配合与制约并重的理念。在程序衔接方面,应当强化"监诉协作",使公诉部门"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制度化;监察案件原则上应直接适用逮捕措施,也可以适用取保候审措施;退回补充调查是原则,自行补充侦查是例外;在调查、起诉、审判不同阶段认罪认罚的从宽处罚幅度应当不同。在证据衔接方面,刑诉法应规定监察证据可以直接使用;监察案件受《监察法》和《刑事诉讼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双重约束";监察调查的同步录音录像具有证据能力,诉审机关有权调取。在诉权保障方面,应当充分保障辩方现有权利,时机成熟时应通过修法允许辩护律师介入监察调查;健全缺席审判中的强制辩护制度以充分维护被告人的合法权益;正确界定被告人的重新审理申请权。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之检讨——兼论完善监检衔接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完善监检衔接机制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监察体制的要求。近年来,实务部门尝试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以深化监检衔接。然而,这一探索不符合法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诸多弊端,只能是权宜之计。我们应当寻求替代方案,重构现有的监检衔接机制。为此,可以考虑在审查起诉环节增设特别立案程序,通过实质审查发挥过滤功能,实现留置与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提前介入机制,允许律师在监察调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从而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优化监检衔接模式。

检察介入监察调查:依据探寻与壁垒消解

职务犯罪追诉实践中,检察机关介入监察调查是一种常见的法律现象。不过,对于检察介入监察调查是否具有正当性,检察介入存在哪些潜在的障碍以及如何确保检察介入的规范化运作等问题,理论上缺乏回应。检察介入监察调查具有正当性依据,具体而言,落实“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以及承担控诉职能的需要为其提供了理论依据,监检“配合制约”的法定原则则是其规范依据,实现法治高效反腐目标和监察调查力量的不足则为其提供了实践依据。当然,检察介入监察调查还面临着一些潜在的壁垒,包括监察机关配合意愿不足、法律依据缺位以及检察机关“角色混淆”的风险等,消解的方法在于续造相关法律规范,实现检察介入监察调查的规范化运行。

论监察调查程序中的检察提前介入机制

作为一种“嵌入式”的监检衔接机制,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既承继了以往实践中检察提前介入机制的主要元素,还兼顾了监察调查程序所具有的政治性、封闭性和反腐治理等特殊属性。监察调查中的检察提前介入可以提高监察调查的办案质效,避免检察事后监督的实践困境,促进职务犯罪案件的程序衔接。监察调查程序与检察起诉程序在办案属性上可以定位为广义的审前程序或“大追诉程序”,符合配合制约原则的要求。检察机关的提前介入宜针对一些疑难复杂案件,采取被动接受或主动介入方式,并保证介入主体与后续审查起诉主体的区分。从地方实践的角度讲,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存在认识分歧、制约不足等议题,未来的提前介入机制可以考虑通过细化工作机制凝聚共识,充分发挥审核和制约功能,并辅之以移送起诉前的听取律师意见等保障措施予以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