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调查权的权力属性及其法理学思考

我国监察法颁布实施后,监察委会员所拥有的监察权便正式成为一种新诞生的国家权力。其中,监察调查权是监察法赋予监察委员会的主要权能之一。虽然监察调查权在事实上兼具侦查权的特性,但监察法与刑事诉讼法从法律层面区分了监察调查权与侦查权的行使主体,监察委员会并非法律意义上的侦查主体。监察调查权不能等同于检察机关对同类案件的侦查权。判断与思考监察调查权的权力属性,既要从实体法视角分析其制度运行机制,也要从法理学视野进行应然性阐释。应进一步加强对监察调查权的监督力度,探索被调查对象的权利保护机制,并强化监察调查权的价值基础。

权力规制视角下监察调查权的运行逻辑与功能调适

决策权、监督权和执行权并置的权力规制理论为观察监察调查权提供了新的视角。这一理论在总体目标、权力结构、权力运行等方面与监察调查权规范化建构具有内在的一致性。以此为理论基点,可以发现,在纪检监察合署办公的组织结构下,纪法双施双守的内生逻辑铸造了监察调查权结构的整体性,集体决策和内部审批的现实样态贯穿于监察调查权的全过程。但在集中高效的一体化运行模式下,监察调查活动仍可能出现决策失灵、执行扩张和内外部监督失衡等三个维度的潜在风险。借助权力规制的理论框架,可以从增强监察法律规则的供给、优化监察调查程序的权力配置、完善权利平衡机制等方面构建同频共振的内部平衡结构,并主要围绕监察机关与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形塑外部权力的监督制约格局,从而调适和规范监察调查权的运行。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权的国家治理功能研究

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权的历史演变和现状在国家治理中有重要支撑作用和影响机制。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权在反腐斗争、法治建设和行政监督中的应用指出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权改革的探索方向。通过加强监察制度建设、完善监察权运行机制可以推进政府治理现代化和反腐信任合作,对于深入理解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权的社会作用,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监察调查权与检察侦查权衔接研究

国家监察体制的建立使反腐反贪形成合力,也带来监察调查权与检察侦查权的衔接问题。监察权包含廉政教育权、监督权、监察调查权、处理权,不能简单以监察权的性质等同于监察调查权的性质。其实,针对行使公权力人员职务犯罪的监察调查权本质上是"刑事侦查权"。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公职人员犯罪、职务犯罪的管辖权上并非是完全的独占、排他关系,而是存在部分竞合关系。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及合理分配规制职务犯罪的公权力资源角度出发,应当合理地划分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优位管辖权,具体而言:在案件初次管辖权分配上应由检察机关对14个罪名行使优位管辖权,而在需要补充调查核实/补充侦查时则应当由检察机关对所有公权力人员职务犯罪行使优位管辖权。

监察调查权的规制路径——兼评《监察法实施条例》

《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制定移植了诸多《刑事诉讼法》规范,监察法规刑事诉讼法化趋势愈发明显。《监察法》通过将监察调查区别于刑事侦查,开启了形式分立的立法路径,《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多数新增规定进一步沿着同种路径延续与发展,具体表现在比照刑事诉讼证据章规定增设监察证据专节规定,比照逮捕规范留置措施,采取搭车式立法技术拓展调查措施的种类、明确调查期限、细化认罪认罚制度等。在监察程序的重要节点设置上《监察法实施条例》也充分吸收了刑事诉讼程序的结构框架。

监察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界限考

监察委员会入宪,完成了我国公共权力的重新配置,形成了以人大立法权为主导,全新的行政、监察、司法三权并行的“一府一委两院”格局。监察权独立于司法权,监察调查权区别于刑事侦查权。对监察调查权与刑事侦查权权力边界的考察,有助于了解二者的共性,发现二者的区别。本文借鉴刑事侦查权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发现《监察法》对监察调查权规范的不足、辨明《监察法》在实施中可以继续完善的方向,并提出修订《监察法》或制定出台《监察诉讼法》对监察调查权予以进一步实施程序控制的建议。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监察委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变革分析

监察委调查权集合了行政、纪委以及检察等多部门对职务犯罪侦查权及审查权的特点,文章主要研究基于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察委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模式,并提出具体改革策略,希望能够帮助我国监察部门更加有效的发挥其职能,保障人民基本权力,提高社会稳定性。

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建立监察调查案件动态分流机制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的调查权是一种糅合了职务违法违纪调查与职务犯罪调查两种不同性质的综合性调查权,这会导致性质混杂的监察调查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存在很大疑难。为了解决监察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的衔接问题,应当探索建立一个监察调查案件的性质动态分流机制,将性质不同的监察案件予以分离、分流。而这个动态分流机制,就是建立监察案件“刑事”性质审查机制,即在监察调查程序进行过程中选择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对监察案件的性质进行审查认定,从而将不同性质的监察案件导入到程序保障、证明标准和证据要求均不同的监察调查程序当中,使得监察程序能够得到更好的运行。

《监察法》监察强制措施体系的结构性缺失与重构

监察调查权是中国特色国家监察权的重要职能之一,职务犯罪调查权的侦查权属性要求配置必要的监察强制措施。《监察法》就监察强制措施的立法设定存在审慎性上的缺失,由此导致监察调查权运行中的诸多理论与实践困境:监察留置具有羁押属性,却被立法者定性为调查取证手段,实则违背了诉讼基本原理;监察调查缺少强制到案的法定功能,导致职务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现障碍;监察强制候审措施的单一化立法配置,仅留置能够发挥候审羁押的效果,既不符合人权保障的法治理念,也将过多消耗国家有限的诉讼资源,对此,应当融贯式借鉴《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构建"梯度式"监察强制措施体系,并增加"执业禁止类"的强制措施类型。

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衔接机制研究

明确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的配合衔接,是落实国家监察体制的关键之策。《监察法》规定的互相配合原则和调查侦查趋同化是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配合衔接的法理基础。监察机关与公安机关之间存在互涉案件,理顺管辖问题是办理此类案件的首要前提。公安机关应配合监察机关执行技术调查、搜查、调取、查封、扣押、发布通缉令、限制出境等调查措施;同时,在留置场所的设置和被留置人员的看护等方面也应为监察机关提供协助。

我国监察案件证明标准二元构造论——基于《宪法》有关内容的分析

《监察法》确立了一种集监督权、调查权和处置权于一身的监察权。作为一项关键职能,监察调查权实质上具有双重属性,其中,职务违法调查权具有行政管理性,职务犯罪调查权具有刑事侦查性。实践中,鉴于两种调查权在性质和法律后果上存在着本质差异,因此,不同调查活动之证明标准亦应当有所区别。事实上,《宪法》第127条第2款对此已经作了规范性指引,然而,作为下位法的《监察法》并未对此予以明确,造成实践中调查人员对两类不同性质案件之证明标准的理解和把握存在困扰。为化解这一困境,对监察案件有必要构建"二元化"的证明标准,对职务违法调查采用"高度盖然性"标准,对职务犯罪调查采用"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标准。

论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职能的衔接

《监察法》的出台及《刑事诉讼法》的相应修改,明确了监察委员会的监察权限、监察范围、监察程序,界分了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的监督对象与职权。在此基础上,监察委员会与检察院的职能衔接,实际上就成了监察调查与检察审查起诉的程序衔接,重点包括案件的移送与对接、证据的转化与使用、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补充调查与补充侦查的协调等衔接内容。不过,因为当前法律规定相对概括,缺乏具体的操作规程,为实现监、检机关职能的高效顺畅衔接,依法构建沟通协商机制、规范协调案件的移送与接收、完善检察机关证据审查机制等衔接机制有其切实的必要性。

监察法实施后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管辖模式探究

《监察法》实施后,检察机关的大部分职务犯罪侦查权已转移到监察委员会,以往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的牵连管辖模式被《监察法》所修改。《监察法》确立了分案管辖、监察为主的模式,但其运行面临权限规定与现实办案需求不符、取证程序冲突、司法资源浪费等问题。在监察体制进行双轨制改革、统一规范刑事取证行为的前提下,可以增设并案侦查模式,合理扩张侦查机关的取证权力,整合侦查资源,以更好地侦破职务犯罪牵连案件,维护公平正义。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运作的双重困境及其法治路径

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兼具"行纪检"调查权的特质,但又不同于其中任何一种调查权,其对职务犯罪的行使也就无法再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然而,"行纪检一体化"后所形成的监察委员会调查权的定位异常模糊,不仅容易招致程序正义的质疑,也对人权保障有一定的挑战。为精准定位调查权,消除其运行时可能存在的法治的风险,必须要从宏观立法着手,将《刑事诉讼法》中有关检察机关直接受理案件侦查的规定部分转移至即将制定的《国家监察法》中,新增监察委员会有授权检察机关调查特定职务犯罪的条文,废除或不再规定"双规"、"双指"措施,确保监察委员会调查权在法治轨道上有序运转。

论监察取证规则的建构逻辑

随着《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出台,以规范监察取证活动为内容的监察取证规则体系渐趋成型,其在衔接侦查取证规则、证据规则的同时体现了自身特色。监察取证规则的独立化旨在适应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发展的改革需要,解决现有规范适用依据不充分的问题,并具有规制监察调查权、保障人权、促进真相发现与发挥证据规则作用的价值。监察取证规则的建构应以监察取证主体的“组织化”认识结构与“廉洁监察”价值追求为理论逻辑,实现求真与求善的有机统一。该规则的理想体系应包括取证主体规则、权利保障规则、证据收集规则、证据审查规则等四类规则。现行监察取证规则基本遵循了上述建构逻辑,同时还应细化相关内容,并着重健全权利保障规则、证据审查规则。

新检察侦查权适用的三个问题分析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修订,重新构建了检察机关的侦查权体系,其中最引人瞩目的莫过于检察自侦的情形。'侦查'被重新定义,新检察侦查权是一项直接侦查权,其既是对职务犯罪调查权的补充,也是对检察机关自身职权的补强,有利于优化反腐资源配置,提高反腐工作效能。新检察侦查的立案范围分别在主体方面、客观方面、时空方面做出了限定。在互涉问题上,立法明确了'监察优先'原则和'沟通机制'。职务犯罪调查活动本质上亦属诉讼活动,应在法律监督范畴之内。而监察与检察之间的协调衔接问题在制度设计上仍有待进一步完善。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职务犯罪审查起诉工作刍议

2016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下称《方案》），根据《方案》的规定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将进行转隶。《方案》对于监察委的性质、地位、案件移送等内容只是作出了比较笼统和原则性的规定，这就难免在以后的司法实践中对于职务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带来诸多问题。试通过从审查起诉权的正确行使的角度，来对监察委与检察机关的工作衔接、监督制约等内容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希望能够对新形势下的职务犯罪审查起诉工作提出一些可以借鉴的内容。

检察机关“先行拘留权”属性、程序、效能之逻辑结构

修订的《刑事诉讼法》赋予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移送起诉已经采取留置措施的职务犯罪嫌疑人的先行拘留权,使得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能体系增添了一项新的权力。如何在反腐败法治体系加速推进的大背景下有效实现查办职务犯罪案件中的监察留置调查程序与刑事审查起诉程序有序衔接转换?当对这一"新族"权力——"先行拘留权"的程序运行聚焦研究。它具有在"法律监督"权力谱系下,作为"子权力"形态承载职务犯罪"种权力"质的规定性功能,进而作为法律监督"元权力"一般制约功能的递进式逻辑表达;它具有在"结构主义"视角下,作为程序转换、程序协调、程序回流开关和枢纽的过渡性价值;它具有在实质化审查进路下,释放依法审查、权力制约、法律适用引导的独特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