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护侵害行为的刑事法规制研究——以《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为视角

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案件引发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是处理监护侵害行为的基本原则。刑事司法与《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的衔接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保护犯罪被害人"的刑事政策与未成年人最大利益原则相契合;二是监护侵害行为报告主体的开放性便于有效打击刑事犯罪;三是检察院代表未成年人以虐待罪向法院起诉并未突破现有刑法框架。刑罚处罚措施与非刑罚处罚措施是承担刑事责任的两种形式,对于监护侵害行为刑罚处罚方式的完善,应从确立剥夺监护权的资格刑与增设亲职教育两个层面展开。

论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为切入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为同时解决监护侵害案件中的犯罪认定与监护人资格撤销提供合一的程序平台。这种刑民程序合一的处理契合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撤销监护人资格非讼程序特征,还可以探索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监护事务的新路径,推动国家责任理念在司法层面的落实。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专业化优势与实践探索为适用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处理监护侵害案件的刑法和民法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应当在扩大附带民事诉讼适用范围的前提下设置相应的程序,完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前置程序并细化撤销后的配套措施。

涉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检察监督的反思与重塑

涉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检察监督在真实案例中呈现出不同样态,其具体举措的法源依据及法律效力不足。监护侵害是指父母及其他监护人以作为或不作为方式实施的侵害未成年人身心权利、财产权益以及其他合法权益的行为。秉持“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和“国家亲权”法则,本文建议完善涉未成年人监护侵害全程性检察监督运行机制、重构以检察建议为载体的检察监督体系、构建积极型支持起诉制度以及强化检察监督的协同机制,以期完善检察机关在涉未成年人监护侵害案件中的法律监督权。

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保护路径

近年来,监护侵害案件数量正不断增加。未成年人受侵害悲剧的发生,有相当部分是监护不当或监护缺失导致的。本文从保护未成年人权益出发,分析了我国监护侵害案件的现状及危害,梳理了监护侵害案件中被害人救济难的五方面原因,总结了监护侵害案件中未成年被害人的救济路径,建议构建起以检察机关为主导、政府职能部门为主体、社会公众联合参与的监护干预与综合保护模式,从而使未成年人远离监护侵害,有效地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监护侵害处理意见:激活“沉睡的制度”

《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比较全面地确立了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的八项制度。这八项制度开启了未成年人保护的新起点,激活了近二十八年来的"沉睡的制度",无疑将对未成年人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未成年人保护工作还存在着诸多问题,面临着新挑战,因此国家有关部门需要尽快进行调研,就具体制度的落实给予指导;基层相关公职人员要转变观念,积极落实《意见》;加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资金投入,健全基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发展专业的儿童保护社工和法律人才;发挥居(村)委会的排查功能,及时反馈监护侵害案件。

监护侵害犯罪中救助金的运用

监护侵害犯罪未成年被害人是检察机关司法救助的重要对象，本文结合监护侵害犯罪的相关特征，提出要根据救助金作为生活、学习、医疗救治、心理治疗、身体康复等费用的不同用途、救助对象情形、未成年人成长需要等因素确定救助金额，阐述了检察机关在支付救助金时要注意正确认识救助金的性质、采用正确的支付方法、与其他组织作好协调配合、做好相关保密工作等几方面问题。

良法视域下中国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

根据"良法"的基本标准,可以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提高人口素质为目的的儿童保护阶段(1979—2003)。这一阶段,构建了家庭保护、学校保护、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基本框架,呈现出国家立场、工具本位等特征,但存在法律责任不明确的问题。(二)儿童作为权利主体受到特殊保护阶段(2004—2013)。在人权入宪的背景下,儿童权利保护体系初步形成,呈现出兼顾国家立场和权利本位、形成问题倒逼式立法模式等特征,也留下实体法和程序法之间脱节的问题。(三)走向保护儿童最大利益阶段(2014—)。《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颁布实施,在保障儿童的最大利益,实现行政保护和司法干预的有效衔接上迈出了至关重要的一步,体现了真、善、美统一的良法精神,标志着儿童保护法律制度的正式确立。

出卖亲生子女犯罪研究

经过多年的专项严打活动,我国拐卖儿童犯罪的特点发生了较大变化,以拐骗等常见手段实施的拐卖儿童犯罪明显下降,父母出卖亲生子女的犯罪上升。通过对公开的裁判文书和媒体报道案例的分析发现:这类犯罪团伙作案多,且经常以网络为媒介;出卖子女者多数文化程度较低;被出卖儿童以1岁以下婴儿为主;这种监护侵害行为较难被发现,解救后对儿童造成二次伤害。此类犯罪形成的原因包括卖方贪利、买方强烈需求、中介拉拢等。防治此类犯罪需要加大宣传教育和打击力度,规范民间送养和收养行为。同时,为了科学定罪量刑,还需完善立法和司法。

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解与适用

2022年以来,未成年人保护行政公益诉讼案件范围不断拓展。未成年人监护权益保护作为未成年人综合保护的重要内容,使得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存在适用空间。其适用不仅能够加强未成年人监护检察监督工作的刚性,还能一定程度上解决我国法律对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规定笼统化的问题。要明确未成年人监护监督行政公益诉讼的受案范围,合理适用磋商制度,拓宽线索来源以发现较为隐蔽的监护侵害行为,同时注重监督与配合并重,实现与行政机关的双赢多赢共赢。

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监督制度研究——以重庆市W县为切入点

引言未成年人是国家与社会未来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他们的健康成长关乎国家与社会的未来与发展。但近年来社会中报道的恶性监护侵害事件,说明我国未成年人监护立法体系还有待完善。监护人长期不履行监护职责、过度管教甚至利用未成年人实施不法侵害行为的现象已然不能仅依靠社会道德去约束,而应通过完善我国监护立法体系,构筑完备的监护监督制度,让监护行为的实施处于被监督状态,使相应监护监督主体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监护侵害行为,如此才能更好地维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育儿行为刑法规制盲区及其应对——兼论“父亲高铁疑似猥亵儿童事件”

与陌生人、作为熟人的教师性侵犯未成年人不同,家庭成员实施的猥亵儿童行为,难以与日常照料、过度疼爱、显示呵护、表达亲昵或显露亲密情感的育儿行为区分开来。以家庭为单位所开展的育儿行为不应触碰的底线是猥亵儿童罪的"猥亵",而"猥亵"的具体判断学说应是"以性器官接触为最终指向论",而不能是"能够满足性欲或性刺激论"。其中,"以性器官接触为最终指向论"中的"性器官",应包括开始发育、正在发育或发育完成的女性乳房、女性生殖器和男性生殖器。另外,无论是被害人自己接触自己的性器官,性器官被他人接触,还是亲眼目睹他人的性器官相互接触,皆为"以性器官接触为最终指向"。

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的实践与完善——基于闽、苏、琼等六省典型案例的调研

在2016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2起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典型案例中,发生在福建、江苏、海南、湖北、四川、黑龙江6省的7个案件各具特色,值得研究,从中可看出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的一些不足之处。未成年人的判后安置问题关系到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是该制度的核心问题。相比于机构抚养,家庭抚养具有明显的优势。因此,对于此类案件的处理,应以涉案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为依据,选择最适合未成年人的安置方式,尽可能使涉案未成年人能够在家庭环境中生活。为优化未成年人的安置方式,立法上应修改被收养人的条件,人民法院应主动参与判后未成年人的安置过程,民政部门也应制定监护人资格撤销制度的实施细则。

白某某涉嫌强奸案

【要旨】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应当根据全案证据,综合判断是否认定“情节恶劣”,做到罚当其罪;对于监护人拒不履行教育、保护子女的法律义务,造成损害结果发生的,应当准确区分罪与非罪,做到精准指控。【基本案情】被告人白某某(女,1972年5月出生)与被害人唐某某(女,2006年3月29日出生)系母女关系。2014年初,被告人白某某与黄某(已死亡)开始同居关系。2014年底,白某某与唐某某生父唐某诉讼离婚后,唐某某由白某某抚养,并随其与黄某共同生活。

她用胶带把孩子锁在房里

在一些案件中,未成年人的监护人怠于履行监护职责或存在监护侵害,但程度上不足以追究相关当事人的刑事责任。对此,必须采取相应的举措督促他们履行监护职责……

被父重伤,他为何却要与母断绝关系

他被父亲一怒之下失手重伤,却表示“希望与母亲解除亲子关系”。为何?2020年11月27日,这起监护侵害案件成了“儿童保护的无锡实践与全国经验研讨会”讨论最热烈的话题。母亲缘何成“池鱼”2020年3月下旬,正值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间,无锡市儿童医院在接治未成年人小宁(化名)的过程中发现,小宁系被父亲王军(化名)打伤,根据强制报告制度,医院报警。新吴区检察院接公安、妇联通报后,提前介入这起监护侵害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