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问题及其破解

国家亲权理论下的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总体上历经了三个发展阶段,即制度沉睡阶段、制度激化阶段、制度体系化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为核心的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体系,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申请撤销的主体规定有罅漏、可撤销事由的判断尺度松紧难以把握、全有全无的撤销规则过于僵化、监护撤销后未成年人安置和保护缺乏配套机制等不足。未来可以采取的对策有:通过司法解释或指导性案例,适度扩大申请主体的范围;从严把握可撤销事由的裁判尺度;修改非此即彼的僵化规则;建立和细化监护撤销后未成年人安置机制,确保监护撤销后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与发展。

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安置的社会支持体系研究

随着国际福利思潮的涌入和我国福利事业的转变,我国的福利理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国的儿童社会保护受到了社会保护投资者类型、社会事件的影响以及特殊的制度和习俗的影响,只有通过进一步梳理我国的儿童观,实现公众对国家、个人、家庭三者关系的转变以及价值观的转变,才能使我国的儿童保护观得到进一步深入发展。从撤销父母监护权政策的激活,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在我国实践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确保了儿童利益最大化在我国政策领域得以实践。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需要建立有效的社会支持体系,并通过社会支持的递送来加以实现,也才能确保我国儿童保护观的转变取得实效。

论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保护中的角色定位及其制度完善——以撤销父母监护权为视角切入

《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了民政部门代表国家承担未成年人监护的兜底责任,民事公益诉讼是实现民政部门兜底监护职责的重要途径,民政部门在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诉前、诉中、诉后三个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民政部门在未成年人监护中发挥着预防、化解、监督和教育等一系列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作用,未成年人面临来自父母的现实危险时,民政部门可以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来保护未成年人的权益。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情节严重的,民政部门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撤销其监护资格。在法院撤销父母的监护资格后,民政部门应做好未成年人后续安置工作。

《民法总则(草案)》第34、35条评析——监护执行人的撤销与恢复

监护撤销与恢复是监护变更的基础内容与重要环节,《民法总则(草案)》在第34、35条设置了监护执行人撤销与恢复制度,但两个条文沿袭《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的痕迹过重,忽略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客观差异,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在理论上不符合监护原理,违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我国参加缔结的公约的要求。应摒弃陈旧的全面监护模式,贯彻部分监护理论;应区分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不同特点,根据失职与侵害二分法重塑监护撤销制度,明确监护撤销与新监护人指定的独立关系,调整撤销诉讼主体配置,给予法院撤销监护资格,并设置撤销之诉冷冻期。

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存在的问题与完善

《民法典》第36条所确立的监护人撤销制度是为保护心智能力不足的自然人而设,但在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过程以及撤销监护人资格后,存在着相关的问题有待解决,撤销监护人资格制度的运作和实行,其将事前的防控放在首要位置,然后是事后的救济。该制度在监护人的侵害行为、申请撤销的启动主体、撤销缓冲机制等方面,虽有很大的进步但仍有完善的必要。

剥夺与回归: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的建构机理及其完善

监护权撤销制度的设立初衷在于以公权力介入来补私权自治的不足,以确保监护权的正确行使,维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制度设计本身内含着人伦向度上的回应。基于我国亲权与监护权混同的立法现状,本文的监护权撤销是对原始亲权有限度的剥离,即只有在穷尽其他救济手段无果时才能启动。监护权彰显的亲情家庭属性,使得我们的制度考量应该体现周全和圆整。为此应更多地关注监护权撤销前的干预监督及事后的判后安置,力求在合乎制度诉求价值底线前提下促成被撤销监护权的再度回归。

论监护执行人的撤销与恢复——以《民法总则（草案）》第34、35条为中心

监护撤销与恢复是监护变更的基础内容与重要环节，《民法总则（草案）》在第34、35条设置了监护执行人撤销与恢复制度，但两个条文沿袭《侵害未成年人意见》的痕迹过重，忽略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客观差异，撤销事由划分不当且对监护终止体系造成冲击，撤销之诉提起主体虽多但配置不合理，恢复原监护的限制过少而容易影响新监护秩序的稳定，在实践上不符合社会现实需要，在理论上不符合监护原理，并且违背了《残疾人权利公约》等我国参加缔结的公约的要求。对此，应摒弃陈旧的全面监护模式，贯彻部分监护理论，为被监护人参加诉讼程序提供支持，并根据成年监护与未成年监护的不同特点，在撤销事由上重拾现行《民法通则》的失职与侵害划分方法，明确被监护人、临时监护人、检察机关、社会组织的撤销诉讼主体资格，肯认法院既可依申请也可依职权撤销监护资格，设置撤销之诉冷冻期避免监护人遭受诉讼烦扰，并将监护恢复仅限于未成年人的父母。且原监护撤销事由应限于非故意的失职或侵害行为。

家庭教育法视角下监护权撤销制度研究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三位一体是一个人接受高质量教育的重要方面。家庭教育作为个体生命的起点教育,对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推进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未成年人监护制度与家庭教育质量有着内在法律逻辑关系。家庭教育失范导致未成年人监护人监护权撤销现象时有发生。《家庭教育法(草案)》对监护制度规定相对薄弱,从家庭教育法视角下探讨监护权撤销制度,有助于反思家庭教育法视角下改革传统家庭教育方法,规范监护人监护权撤销制度,最大限度保障未成年人接受高质量家庭教育,并从不同维度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最大限度地发挥家庭教育功用。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制度之完善——基于检察公益诉讼的视角

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之诉长期处于缺乏活力状态,有关组织和个人怠于或消极行使此项诉权,既有制度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原因。伴随着监护理论的时代变迁,针对监护权撤销问题,除了引入"有关主体"作为起诉人的一般民事公益诉讼外,需要考虑引入撤销监护权的检察公益诉讼。根据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则,保护作为弱群体之一的未成年人之合法权益,属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范畴。检察机关启动撤销监护权公益诉讼时,要奉行审慎性、择要性和全程性原则,并应按照先督促起诉、支持起诉、参与诉讼,再到向民政部门发出诉前检察建议、进而提起行政公益诉讼,最后到提起撤销监护权的民事公益诉讼之顺序而进行。同时,考虑到儿童的监护不可长期悬置,检察院还应在督促监护权撤销后,通过相应的法定程序,及时有效妥善地指定新监护人。

“公法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监护失当使未成年人权益严重受损,极易导致未成年人由于种种外界不良影响因素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阻碍了我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我国目前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监护制度存在监护权与亲权的区分不明确、政府公权力对家庭监护支持不足、监护权撤销后的配套保障制度匮乏以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与转移的过程中要不断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平衡,适度提升公权力的介入程度,以"公法化"倾向趋势加速推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尤其要突出体现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以及民政部门等政府主体的协调监管作用。

儿童权利视角下撤销父母监护权儿童的安置

撤销监护权制度在我国激活后,需要进一步关注在监护权撤销后,新的监护关系的建立以及应该进行何种后续监督和救助,从而实现撤销监护权儿童的权利保障。儿童权利理论是安置的重要理论基础,儿童监护不当或缺失是安置问题发生的前提,临时监护关系的设立以及新监护关系的建立是安置的主要形式,其中也存在着经济、情感、社会支持等方面的困境。安置难、安置的有效性检验以及可持续性都是需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

法官如何思考——以撤销监护权案件为中心的实证研究

诸如撤销监护权一类案件,由于所涉及问题复杂多样且个案特性突出,立法上所确立的原则虽然能够起到目标导向作用,但是,其并不能一劳永逸地为每一个案件的有效解决提供实践指引。法官在面对这类案件的时候较为注重实效,考量要素较为细化。判决不仅实现对抽象原则啲具体适用,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对某些法律关键词及其边界的重新界定和塑造。从个案情境出发,努力追求每一个案件“个案正义”的结果,对于撤销监护权这样一类家事案件的有效处理尤为重要。立法和司法实践的奔善釋要认真对待基层司法实践经验,只有努力去发掘判决中那些“更为开放的理论酵母”,才能更好地促进立法和司法的不断向前发展。

我国的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探析

我国虽然规定了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权的撤销,但在未成年人父母监护权撤销后的配套机制、兜底机制等方面存在不足。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借鉴域外立法制度,对我国未成年人的父母监护权撤销的立法进行完善,同时建立监护监督机制,对未成年人监护予以辅助与保护。

父母监护权被撤销的未成年人安置制度探讨

撤销父母监护权制度是国家防止父母侵害未成年子女、保护未成年子女合法权益的一项重要法律制度,其实质是国家用法律公权力将未成年人与原生家庭分开,避免遭受来自父母的侵害,这可能导致未成年人陷入无家可归的境地。因此,优化父母监护权被撤销的未成年人安置制度必须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营造“家庭氛围”原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原则,从增强相关主体的监护动力、创造和睦文明的家庭环境、健全全方位多角度的安置制度等方面进行。

论监护侵害未成年人与监护人资格撤销的刑民程序合一——以附带民事诉讼的适用为切入点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可以为同时解决监护侵害案件中的犯罪认定与监护人资格撤销提供合一的程序平台。这种刑民程序合一的处理契合附带民事诉讼的本质特征和撤销监护人资格非讼程序特征,还可以探索国家干预未成年人监护事务的新路径,推动国家责任理念在司法层面的落实。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未成年人综合司法保护的专业化优势与实践探索为适用附带民事诉讼一并处理监护侵害案件的刑法和民法问题提供了现实基础。应当在扩大附带民事诉讼适用范围的前提下设置相应的程序,完善撤销监护人资格的前置程序并细化撤销后的配套措施。

困境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的问题与出路——以上海法院的实践为样本

当前由于困境未成年人极端事件频发,引起了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高度关注。分析其原因,主要有传统观念的影响、监护能力的不足、国家监护缺失、监护制度立法缺陷等因素,由此也带来了困境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的诸多问题。通过对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法院审判实践中发生的二起监护权撤销案例的剖析,可以看出当前监护权撤销诉讼还存在诸多困难,各部门之间的衔接、社会保护和司法保护的配合还需要进一步整合。对于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需要在理念更新与法律贯彻、无缝衔接与制度创新等方面下功夫,实现家庭保护、社会保护和国家保护的有机结合。

论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理由转变的科学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案例近几年屡屡发生,法律以及相关司法解释对监护资格的撤销也有较为详细的规定。备受瞩目与期待的《民法总则》第36条对监护资格撤销理由作了从严的规定,既彰显国家对未成年人保护的力度,又体现对家庭完整与隐私的尊重。因为在家庭这一典型的私领域,父母基于人伦天性,对未成年人之照顾在法律上应推定符合未成年人之最佳利益,相应其监护资格不容轻易被撤销。即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法定理由具有从严的必要性,而域外立法的共性也是如此。此外,撤销父母监护资格会产生诸多危害,所以我国转变撤销父母监护资格的理由具有科学性。

浅析不合格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完善

监护人严重侵害未成年人权益事件的频频发生,折射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存在较为严重的缺失。我国在立法上确立不合格父母监护权撤销制度已有二十多年,但在法律适用中存在诸多现实困境:撤销之诉提起主体模糊、监护撤销适用条件僵化、监护撤销具体程序薄弱等等。完善监护权撤销制度,既要突破观念层面的桎梏,树立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未成年人监护权公法化两大基本原则,也要弥补制度设计层面的缺陷,从明确监护撤销的提起主体,细化监护撤销的适用范围,完善监护权撤销的具体程序,强化监护撤销后续安置体系四个方面完善立法。

撤销监护权后未成年人权益后续保障问题研究--从徐州撤销监护权案谈起

未成年人父母被撤销监护权后,如何妥善安置未成年人,对于未成年人的成长和发展更为重要。我国的法律传统和民众意愿均呼唤政府在未成年人监护中承担更多的责任。目前,国家公权力逐步介入未成年人监护领域,是世界各国立法的趋势。域外对未成年人的监护实践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启示。因此,有必要明确政府在未成年人国家监护中的责任,探索与建立撤销监护权后常态持久的后续关怀机制,这不仅有利于未成年人权益的保障,还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

撤销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条件及其后续保障研究

对未成年人的合理监护是保护未成年人利益的重中之重,而现实生活中家庭是未成年人权益侵害的来源之一。家庭传统观念较深的中国在未成年人受到监护人的侵害时应当严格适用撤销条件,以积极侵害与怠于履职为依据,并考虑其严重程度是否达到了撤销的标准。撤销监护权是权益保护的手段,利益保障才是撤销的目的。因此,在撤销制度的背后应该维护好临时监护制度、监护权恢复制度,做好未成年人的后续安置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