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中的利益衡量及法律路径选择——以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为例

利益衡量理论是在批判传统法学及概念法学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法学方法论。利益衡量的实质是一种裁判中的思考方法,在法律规定不明确或者存在漏洞的情况下,严格按照概念法学的形式逻辑推理无法获得公正妥当的裁判结论,而需要裁判者通过利益衡量先寻求一个妥当的结论,然后再从法律规范中寻找根据,并运用法律解释的方法对现有法律规范作出合理解释或者填补法律漏洞,从而弥补成文法的缺陷,实现对具体案件的妥当处理。全国首例代孕子女监护权纠纷案即面临"法无明文规定"的情形,二审法院根据利益衡量理论确定了未成年子女利益的优先保护地位,在此基础上运用扩大解释"有抚养关系的继父母子女关系"这一法学概念的法律解释方法,完成了法律路径之求证,从而使得判决结论更具妥当性及合理性。

“克隆羊多利”式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以我国首例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归属纠纷为切入点

近年来非法代孕产业的出现,给我国法律带来冲击,由非法代孕而衍生出的一系列代孕所生子女法律地位认定及监护权归属纠纷亟待解决。在此,笔者以我国首例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归属纠纷一案为切入点,借助构建"克隆羊多利"式代孕模型,通过多角度分析认定代孕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基于儿童利益最大化这一基本保障原则,兼顾代孕合同中代孕条款的效力分析,对代孕所生子女的监护权归属这一问题进行剖析,归纳代孕所生子女监护权纠纷的法律解决途径。

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法律问题研究

《未成年人保护法》第24条规定,不得以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等方式争夺抚养权。该规定问题意识突出,价值导向鲜明,对于预防和制止此类行为将起到重要规范作用。但该条规定的较为原则,司法实践既需要利用现有制度工具明确实施该行为需要承担的具体责任形式,也需要创新工作机制,“抓前端、治未病”,践行最有利于未成年人的原则。针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行为,可以依据当事人申请签发人格权行为禁令或人身安全保护令;通过依法审理监护权纠纷案件,明确侵权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在离婚纠纷中,如果一方抢夺、藏匿未成年子女情节严重的,在双方条件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应当优先考虑由另一方直接抚养;制度机制方面,应当创新探望权执行工作机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