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研讨会综述

2016年8月6日,由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上海市徐汇区人民检察院、上海市法学会未成年人法研究会共同举办的"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本次研讨会围绕"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的判例研究"、"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的效果评估"、"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的实践困境"以及"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的完善建议"等四个议题展开,分享各自的应对策略。

试论监护权的转移

监护权的转移是关系到被监护人的权利能否得到充分保护的重要问题。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监护人保护被监护人的权利越来越显得力不从心 ,监护权的转移就应运而生。但监护权如何转移 ,监护权转移后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如何 。

“公法化”视野下未成年人监护权撤销与转移制度研究

近年来,未成年人监护失当使未成年人权益严重受损,极易导致未成年人由于种种外界不良影响因素而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严重阻碍了我国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成长。我国目前针对未成年人设立的监护制度存在监护权与亲权的区分不明确、政府公权力对家庭监护支持不足、监护权撤销后的配套保障制度匮乏以及未成年人监护人的监督机制不足等问题。因此,在未成年人监护权的撤销与转移的过程中要不断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平衡,适度提升公权力的介入程度,以"公法化"倾向趋势加速推进未成年人监护制度。在遵循儿童利益最大化原则的基础上,尤其要突出体现法院、检察院等司法机关以及民政部门等政府主体的协调监管作用。

论我国未成年人监护权的转移

监护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起到了重要作用。但现实中监护人不履行或无法履行监护职责的情况时有发生,导致未成年人处于无人监护或监护不力的窘境,甚至出现监护人侵犯被监护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在这些情形下,监护权的转移就很有必要。本文从我国监护权转移立法的现状出发,在借鉴国外先进经验和做法的基础上,以期达到使我国的监护权转移制度更加完善的目的。

困境儿童的监护权转移

困境儿童，在我国现阶段主要是指残疾儿童、孤儿、弃婴（弃儿）和流浪儿童。随着儿童福利工作范围和职能的扩展，部分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子女和滞留在福利机构的打拐儿童也将纳入困境儿童范畴。

吉林白城市:实现监护权转移 构筑新型救助保护体系

为使流浪儿童救助保护工作尽快发展，以实现监护权转移为突破口，构筑一个新型的流浪儿童救助保护体系。其一，在解决儿童流浪问题的制度设计上要与时俱进，确立“国家是少年儿童第一监护人”的思想，并以儿童利益最大化为原则，积极吸纳发达国家强制转移监护权的普遍做法。

《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究竟是为了谁？》系列报道之五“国家母亲”如何才能名副其实？

近年来，未成年人权益受到侵害的案件频频进入公众的视野，南京养母虐童案震动全国、徐州女童遭亲生父亲性侵案让人揪心。未成年人的父母本是他们最值得信赖和依靠的人，而在这些案件中，他们却变成了孩子们的施虐者。

《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究竟是为了谁？》系列报道之四如何做到不再让孩子受到二次伤害？

虽然有相关法律和文件的支持，撤销不适格监护人监护权及转移监护权制度较之前有了更易操作的实务环境，但是在实践中如何操作才能真正实现儿童利益的最大化仍是摆在司法人员面前不小的难题。

《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究竟是为了谁？》系列报道之一谁来撑起儿童保护伞？

监护与教育扰如两个驱动轮，对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发挥着重要的保障和指引作用。近年来，未成年人监护缺失现象日益严重，为了加强对这些困境未成年人的保护，我国先后确立了“健全困境儿童分类保障制度”及“启动适度普惠型儿童福利制度建设试点工作”，并后续出台了相关意见，全国上下积极探索困境儿童司法保护新途径。其中，撤销监护人临护权和监护权转移制度成为最大亮点。

“监护权转移”，是对未成年人权益的又一重保护

民政部等正在着手研究建立完善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中国现行法律电虽然有关于剥夺父母监护权的相关条款，但在如何执行上没有具体规定。最高法表示，希望通过行政与司法相衔接，实现对监护人监护权的转移。（《新京报》1月21日）

《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究竟是为了谁？》系列报道之三困境未成年人保护的破解之道在哪里？

近年来，由于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利益，导致未成年人被虐待、遗弃、忽视等案件频频发生，这些未成年人被称为困境未成年人。我国民法通则和未成年人保护法均有撤销监护人资格的规定，但由于法律规定的不健全和配套机制不完善，可操作性较弱：怎样界定“有关人员”“有关单位”？

《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究竟是为了谁？》系列报道之二“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制度”的上海经验

2014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民政部印发《关于依法处理监护人侵害未成年人权益行为若干问题的意见》后，各地司法机关在适用上述《意见》的司法实践中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

谁来保障留守儿童的监护权

在当今社会,留守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其监护权缺失极为严重。从我国已有的民事法律制度来看,过分倚重亲权监护、社会组织监护是造成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实现留守儿童监护权转移并且构建国家监护制度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法。根据笔者的构想,我国国家监护可分为国家全权监护与国家辅助监护两层结构。国家监护程序的启动：由留守儿童的父母（第一顺位监护人）向其所在乡镇留守儿童工作站或其在各乡村所设的分站提出申请,

从留守儿童透析我国的监护制度

留守儿童问题的解决是关注三农问题,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一步,笔者试图从监护制度本身寻找切入点,从法律层面上来探析解决留守儿童的方法。从留守儿童的各种权利保障的角度分析我国监护制度存在的缺陷,并针对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一点建议,期望能进一步解决留守儿童问题。

《民法总则》视野下未成年人法定监护人的概念、范围和确定——《民法总则》第27条关于法定监护的理解与适用

未成年人监护制度是未成年人保护的基础性制度,其设立在于为缺乏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提供必要的保护,保障未成年人的人身和财产利益不受他人甚至父母的侵犯。父母是未成年人天然的法定监护人,其在监护不能的情况下,应设计多种监护权转移的模式来保障未成年人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监护和保护。《民法总则》实施后,法定监护范围的扩大和明确进一步弥补了未成年人监护存在的缺陷。

从“南京幼女饿死事件”看困境儿童的保护

困境儿童保护是儿童保护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是我国今后儿童保护的工作重点之一。"南京幼女饿死事件"反映出我国困境儿童尤其是事实无人照料儿童的保护存在制度疏忽、预警缺失和救助方式不当等问题。中国传统的"家庭观"是造成这一现状的文化原因,法律制度执行力弱、监护权难转移以及救助方式落后则是制度原因。

儿童家庭暴力的成因及法律规制

近年来儿童遭受家庭暴力的案件频频发生,2014年最高人民法院公布10起涉家庭暴力典型案例中,就有2起是明显涉及儿童家庭暴力的案件。由于主体的特定性和行为高度的隐密性,儿童家庭暴力并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和反思。本文从儿童家庭暴力的特殊性出发,深入探讨儿童家庭暴力的成因,并为今后预防和制止儿童家庭暴力提出建议。

江苏试点干预儿童家庭监护缺失

江苏省民政厅、省妇联联合下发《关于在全省开展儿童家庭监护缺失社会干预工作试点的通知》，决定通过社会参与、综合施策，积极帮助困境儿童及其家庭解决生活、监护、教育和发展等迫切需要解决的现实难题，建立起一套家庭监护评估、监护监督、监护指导、监护支持、委托监护及监护权转移等监护干预工作机制，构建“家庭、社会、政府”三位一体的监护工作格局，促进儿童健康成长。

法治建构与社会治理的“刑法依赖症”——以拐卖儿童犯罪的法律演进为中心

《刑法修正案(九)》排除了收买被拐卖儿童可减轻、免除处罚及不追究刑事责任的可能性。此前,出卖亲生子女已由最初“情节恶劣”按遗弃罪处理,经由“以营利为目的”“情节恶劣”入罪拐卖儿童,最终形成“具有非法获利目的”即依拐卖儿童罪处刑的严罚态势。然而,严厉规制“买卖”亲生子女,能否有效化解儿童拐卖问题?是否符合涉案儿童的“最大利益”?进而,这种将社会问题依法治理“链接”为依刑法治理的倾向。

从法律角度给大家提个醒——别忘了“拼养”时应尽的责任

我认为，通常意义上的“拼养”，实际是孩子的父母临时将监护权转移给其他成年人，由负责看管孩子的成年人在特定的时间内代为履行监护人刘孩子的看护等责任。我们可以从相关法律中找到有关“拼养”行为的合法性以及所需承担的法律后果的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