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检衔接中相关问题研究

随着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和当前捕诉合一的办案模式中,越来越需要加强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衔接,当前监检衔接存在的主要问题体现在引导调查、监检证据转化和先行拘留执行机制三个方面。引导调查工作中存在立法滞后、法律指引欠缺和提前介入适用尺度不一的问题,需要完善引导调查制度体系,规范提前介入调查;在监检证据转换中存在证据收集衔接机制不畅通和自行侦查与非法证据排除存在障碍等问题,需要按刑事诉讼的要求全面、客观、合法、及时地收集证据,特别是在提前介入与案件补充调查阶段,要使检察机关充分参与,更好地收集证据,同时不断完善非法证据排除机制;检察机关办理先行拘留不畅,先行拘留与追回补充调查不协调,需要理顺监察机关送看守所程序,确保强制实施的连贯性。

企业职务犯罪刑事合规中的监检衔接

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在改革实践中因公权力机关之间程序衔接不畅而收效甚微。其中,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开展以监察机关在调查终结后将案件移送至检察机关为前提,有限的合规考察期、职务犯罪监察措施的出罪化运用等阻碍着检察机关后续开展刑事合规的职能发挥。立足于法律监督理论和组织责任中的法益可修复性,涉企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监检衔接具有相应的法理支撑。在《第三方意见》肯定监察机关具有对涉嫌行贿的企业适用第三方评估机制的建议权基础上,可进一步延伸监察机关参与职务犯罪刑事合规的职权,并对检察机关的介入程序予以明确,以促进涉案企业建立合规第三方评估机制,从而实现对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

职务犯罪监检衔接机制研究——以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为切入点

监察体制改革后,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调查是落实职务犯罪监检衔接机制的重要环节。然而,在职务犯罪调查实践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范围、时间、启动模式和提前介入的结果反馈机制等方面存在现实困境。为明确提前介入调查时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的角色定位与职权界限,应细化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的案件范围和标准、规范提前介入的时间、建立提前介入的启动模式与提前介入的结果反馈机制,以期实现监检关系的顺畅衔接与配合。

职务犯罪合规第三方机制的监检衔接模式研究

涉职务犯罪企业适用第三方机制的实践遇到监检衔接不畅的问题,需要对《关于建立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指导意见(试行)》第19条进行教义学阐释。职务犯罪第三方机制中的监检模式呈现出监察约束式、检察支配式和监检合作式三种样态。监检合作式的第三方机制立足于权力约束、协商正义与效益价值的法理本质,充分考量和借鉴了职务犯罪的复合法益特殊性以及域外反腐败合规的经验,彰显了职务犯罪有效合规的要求。通过明确检察院提前介入涉职务案件监察程序的案件标准、方式、时间以及检察建议内容,厘清监察机关第三方机制建议的实体与程序内容,创设第三方机制的监督机制,进而促就有效的第三方监管,达成对涉职务犯罪企业的综合治理。

监检衔接中的实践冲突与规则重构

独立监察程序的立法构建使得监察调查具有了区别于刑事诉讼的特殊属性。此属性差异导致了监检衔接的实践障碍,主要表现于管辖、证据以及人身状态与权利方面。同样因为属性差异,《刑事诉讼法》中相对成熟和完善的侦、诉衔接机制难以直接适用,此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职务犯罪追诉的顺利进行。相关问题的解决需要规则的重构,具体应在坚持以审判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下,借鉴《刑事诉讼法》相关制度设计,同时兼顾当前改革背景下国家对腐败治理效能的需求。

检察官惩戒领域监检衔接机制问题研究

面对我国司法体制改革与监察体制改革叠加的时代背景,检察官惩戒制度虽然为国家监察制度带来了新变化,但两者尚未完全实现有效衔接。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相关制度实践上存在管辖重点不明、调查重合交叉、专业审议虚化弱化等问题。对此,应当在行为种类、主体对象上厘清检察官惩戒的监检管辖分工范围,在调查序位、证据转化上优化检察官惩戒的监检调查衔接程序,在专业审议程序、委员代表设置上改良检察官惩戒委员会的监检衔接方案,以构建完善的检察官惩戒领域监检衔接机制。

监检衔接视角下的检察提前介入:法理依据与机制构建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历史背景下,为促进监察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机制是实践中畅通监检衔接的一种有益探索。从法律、实践和价值正当性三个层面考量,检察提前介入机制有充分的法理依据,利于对职务犯罪行为展开有效追诉。具体开展提前介入工作过程中面临诸多法律和实践困境,如工作方式单一导致制约效果弱等,需要针对性地加以完善,增设检察立案环节是监检衔接的又一理论思路。

监检衔接下退回补充调查的应然定位与冲突化解

监察体制的改革,使得职务犯罪的侦查权转变为监察调查权。由于监察程序的独立属性,导致在实践中无法直接适用《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退回补充调查存在案件所处程序阶段确认、强制措施的适用、辩护律师参与以及证据衔接等问题。退回补充调查是有效实现监检衔接的重要内容,宜从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角度出发,构建更为完善的职务犯罪案件退回补充调查制度,从而有效解决司法实践中的困境,防范“监察中心主义”的发生。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之检讨——兼论完善监检衔接机制的另一种思路

完善监检衔接机制是构建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监察体制的要求。近年来,实务部门尝试让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以深化监检衔接。然而,这一探索不符合法理,在实践中容易导致诸多弊端,只能是权宜之计。我们应当寻求替代方案,重构现有的监检衔接机制。为此,可以考虑在审查起诉环节增设特别立案程序,通过实质审查发挥过滤功能,实现留置与强制措施的无缝衔接,完善监察机关内部提前介入机制,允许律师在监察调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从而在遵循法治原则的前提下优化监检衔接模式。

职务犯罪案件中监检衔接的主要障碍及其疏解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后,监检衔接问题成为理论界和实务界共同关注的课题。监检衔接既是监察机关和检察机关“相互配合、相互制约”原则的基本要求,也是形成反腐合力、落实法律监督、保障被调查人合法权益等的现实需要。当下监检两机关提前介入的衔接、留置与强制措施的衔接、证据的衔接以及被调查人辩护权利保障等方面存在的问题较为突出。在监察体制改革初期,宜在贯彻“引导为主、监督为辅”、“规范为主、灵活为辅”的原则下,推动监检两机关之间的衔接机制建设,同时以进一步优化调查(强制)措施、证据等衔接为目标,通过设置“过渡条款”等措施,推动监检衔接顺畅以及被调查人(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促进监察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职务犯罪视域下监检衔接的三重维度

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办理职务犯罪案件的衔接关系逐渐呈现出程序衔接、强制措施衔接和证据衔接三重维度。程序衔接主要通过职务犯罪案件在监检机关之间的流转来体现,具体表现为横向流转中的职能管辖和纵向流转中的提前介入和退回补查三个方面。强制措施衔接指监察机关的留置措施与检察机关强制措施之间的衔接,主要表现为被调查人、犯罪嫌嫌疑人/被告人人身状态的转变。证据衔接主要通过监检办案过程中证据材料的移送予以体现,集中聚焦在证据资格、证据规则以及证据标准等方面。职务犯罪视域下监检衔接的三个维度各有其运作机理和规律,也有独立的存续空间。通过研究监检衔接过程中的这些维度,可以勾勒出新时代监检关系创新发展的新图景。

监检衔接中检察职责的尺度——刑事诉讼中“制约”与“监督”辨析

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不属于侦查。在刑事诉讼中,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是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同于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之间的法律监督关系。相应的,检察机关办理监委移送案件时的职责也不同于办理侦查机关移送案件时的职责。人民检察院应当与时俱进,准确把握监检衔接中检察职责的尺度,区分"制约"与"监督"的不同内涵,适应监察体制改革给检察履职带来的新变化和新要求。

监检衔接语境下检察机关引导取证制度的完善

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需要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的主导作用,加强对取证行为的引导、监督,确保庭审的质量和效果。在监检衔接过程中,检察机关提前介入案件存在随意性,缺少引导监察机关排除非法证据途径,批捕环节引导缺失、退回补充调查受限使检察机关引导取证效果欠佳。本文试从明确检察机关引导取证的案件范围、时间、方式、效率入手,通过规范提前介入调查、引入非法证据排除、强化退回补充调查等方式探索检察机关引导取证制度完善之路。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检衔接机制中的运用

“法法衔接”的关键在于监察证据与刑事诉讼证据的衔接,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监检衔接机制中的运用是证据衔接的重点。然而,在其制度构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出现了程序设置的脱节。为保障“法法衔接”的顺利进行,需要把握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构造与目的,遵循“标准一致、规则分设”的理念,借鉴《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立法,使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合理地运用到监察调查程序中,进而实现其在监检衔接机制中的规范目的。

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问题的思考——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为例

作为监检衔接的重要一环,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常见于监察实践,并成为提升反腐质效、破除程序障碍的重要举措。该工作机制虽为监察实践所接受,但理论层面还存在一些争议。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第二十批指导性案例正是着眼于监察与刑事司法在审查起诉环节的程序衔接问题,探索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程序和监检办案程序中审查起诉工作的实践,为破除“两法衔接”中的程序性障碍提供了借鉴。

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问题研究

监察委员会和检察院案件流转于监察程序和刑事诉讼程序之间,职务犯罪案件监检衔接仍然面临着诸多挑战。面对提前介入商请函发函率偏低、留置与先行拘留的衔接存在缺陷和退回补充调查制度面临的“两头难”困境等问题,应当通过降低标准增加提前介入商请函发函率,采取“先行移案”方式补充完善先行拘留制度,建立“互相派员式”补充调查制度,完善监检间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工作机制。

监检衔接下的证据补充模式

证据补充模式的设立,是检察机关制约监察机关的体现。但是在实践中,退回监察机关补充调查的相关细节不完善,检察机关自行补充侦查没有适用先例,证据补充模式并未发挥其应有的效果。其出路或在于,完善退回补充调查的相关细节,规范自行补充侦查的适用情形,赋予犯罪嫌疑人律师帮助的权利,强化检察机关自身的能力,让检察机关有能力通过证据补充模式来制约监察机关,落实监检两机关相互制约的原则。

监检衔接视角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困境与出路

检察机关提前介入职务犯罪监察调查是完善监检衔接的一项重要内容,更是贯彻宪法规定“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监检关系的集中表现。针对当前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存在的理论障碍和实践困境,理论层面定位其“制约性”为主、“监督性”为辅的法律属性,并结合实践层面梳理检察机关提前介入监察调查的被动性、工作模式差异、介入时机不统一、适用范围模糊等问题,通过完善组织架构,加强“监一检”沟通,细化案件评价体系,合理分配介入时机,优化“监-检”衔接流程,建立反馈机制,完善内部论证,真正打通“调查-公诉”制度的最后一公里。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的监检衔接研究--以补充侦查(调查)为切入点

随着《监察法》的出台和《刑事诉讼法》的进一步修改,监察委员会和检察机关的工作衔接也有了更明确的指导。但实践中仍不可避免的出现规定不明确、沟通不顺畅的问题,例如补充侦查(调查)这一程序环节,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和关注。为不断推动我国的司法改革,必须从权力视角厘清退回补充调查与自行补充侦查的关系,明确退回补充调查的应然式内涵,以便更加合理规范地运用补充侦查权。

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监检衔接路径研究

开展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有助于消除企业职务犯罪风险,优化营商环境。但实践中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程序运行不畅,多数涉企业职务犯罪案件止步于监察阶段,无法进入检察机关视野,从而无法进行合规整改。即使已经移送检察机关的涉职务犯罪企业,仍然面临着不起诉门槛过高,合规主导权不明以及合规程序不畅等问题。结合《刑法修正案(十二)》对惩治行贿犯罪的相关规定,通过对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过程中的启动主导权、合规范围和启动时间等程序关口的梳理,可以构建以监检衔接为核心、以提前介入监察为抓手的涉职务犯罪企业合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