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监牧制度及其兴衰

宋初建立了内、外监牧制度,宋真宗时管理体制已相当完备,监牧数量多,占地广。北宋曾三次废罢监牧,特别是神宗进行寓马于民的改革,大批牧地成为农田,监牧逐渐衰落,至北宋末而瓦解。南宋除杭州御马监外,所建马监均以失败告终,监牧极少,不受重视。

唐代监牧基层劳动群体探微

监牧作为唐代前期官方养马机构,其基层劳动者包括牧尉、牧长和牧子,牧尉管理牧长,牧长统领牧子,他们共同组成唐代监牧基层劳动群体,牧尉的人数依据畜牧情况的变化而变化,牧长之下还可以安排优秀牧子充当群头。牧尉和牧长的选拔和任职,既有出身方面的要求,还需要经过一定考核,待遇也有差别。处在监牧最底层的牧子,他们作为监牧的主要劳动者,来自于平民、官户和官奴,后来成为专职长役的群体,组建牧户,政府给予衣食等报酬。监牧基层劳动以马匹等畜力的饲养与统计为主,并且保障官马的质量与数量。唐代监牧基层劳动群体的状态既是监牧制度在基层实施情形的具体展示,又是唐代马政良性发展的有力保障。

唐代监牧置废发展考论

监牧是唐代统治者设立的官营养马机构,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唐初兴起、高武时期衰微和唐中后期提振。唐初获得突厥战马和隋代遗马是有迹可循的,其时间早于贞观,再于陇右地区广开监牧蕃马。高武时期,永隆夏州失马与垂拱后耗马都是监牧颓然的表现,主要与突厥寇边、平定叛乱、政局变化等背景有关。玄宗时重振马政,使马数稍复;而安史之乱与吐蕃入侵,导致陇右的监牧尽废;唐中后期仍营建了六个监牧,大多存在时间不长,其置废都有一定的现实原因,也暴露出监牧延续过程中的多种矛盾与阻碍。虽然唐代监牧置废发展曲折,但唐王朝始终设立官营的马匹生产部门,显示了朝廷对战备资源的需求及其背后隐含的政治变迁。

唐代监牧奖惩考核机制论略

唐代完备的监牧制度既包括一套机构完整、职责明确、层级分明的职官体系,亦包括一套领导有序、奖惩分明、以律令为支撑的考核机制,二者共同构成唐代监牧机构高效运转的制度保证。奖惩考核律令严格要求并从制度上保证了各级官吏与底层牧子恪尽职守,在牲畜合法的损耗之外有繁衍过剩,则逐级奖励,若亡失超标、课税不足与饲养失职等情形发生,则予以细致量刑定罪。严密周详的奖惩考核机制有效约束饲牧行为的同时,也从制度层面规范了赏罚处置办法,从而促进了唐代马政的高效发展。

唐代官营畜牧业中的监牧制度

监牧制度是唐王朝在官营畜牧业中建立的生产经营管理制度,针对唐代不同时期有关监牧的不同记载,作者论证了唐代监牧的四个阶段及其发展变化,并运用敦煌出土文献,对唐后期及五代藩镇自设地方监牧制度也作了研究。

唐宋时期的马政初探

本文对马政定义及作用进行讨论,然后分别就唐、五代、宋三个历史阶段的马政机构设置和演变,马政实践及效果,包括其规模成就、分布地点、饲养方法、用途作用等,进行考证和简评。文章提出:唐代为创始摸索阶段,贞观至麟德年间开创出马政之极盛局面;五代基本承袭唐朝旧制,仅有微小调整和更动;宋代马政虽重视并且不断改革,然落实到马政的根本目的与实际效果上,实难望唐代之项背。

唐朝前期马牧业发达的原因

唐朝前期马牧业发达的原因徐嫩棠贵阳医学院马列部我国古代有着悠久的养马传统，唐朝则是马牧业发展史的顶峰。尤其是在唐朝前期，由于国家安定，经济发展，无论是国家监牧养马，或是民间私人养马，都呈现出一派空前的繁荣景象。唐朝的马牧业，是唐朝整个社会经济的重要组...

唐后期的江南牧监研究

唐后期在江南地区共产生了三个牧监,即贞元二十年的万安监、元和十四年的临汉监和临海监。这几个牧监,其监牧使均是由该监所在道的节度使兼任,对于节度使而言,监牧使是一种临时性的职务,在牧监中真正负责的应是监牧副使。设置牧监的地区的自然环境本不适合养马,同时由于管理不善,遂导致设立的牧监存在时间十分短暂。但牧监旋立旋废,或许与节度使的调动有关。江南牧监的被废,在为减轻百姓负担的官方理由之下,还有更深层次的背景。

江苏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1595年5月31日,利玛窦首进南京,此后天主教逐步传入江苏。1599年利玛窦在南京正阳门建住院、教堂。清顺治年间,南京、苏州、镇江、扬州等地已建有天主教堂。1660年成立南京教区,辖南京、北京及山东、山西、陕西、河南、辽东等地,由于受葡萄牙＂保教权＂的影响,主教任命、教区管辖范围常有矛盾。1690年4月10日,设立南京、北京、澳门3个主教区,

贵州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天主教在贵州的传播可追溯到明末清初。1575年教廷将中国列入传教区时,贵州划归澳门管辖。在西方传教士进入贵州之前,贵州已有天主教活动。清初,南明皇宫中有信教者数十人,当永历朝廷兵败退经安龙县时,天主教亦被带入该地。

广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自明末以来,天主教先后三次传入广西,历史虽长,但发展缓慢,直到19世纪中期法国传教士进入广西后才得到较快传播。一、早期的三次传教活动天主教第一次进入广西是在明朝,1585年,意大利耶稣会(S.J.)会士罗明坚在广东肇庆建成一座会院,传教工作取得重大进展。为了进一步拓展传教局面,1587年1月,罗明坚带领一名翻译离开肇庆,抵达广西桂林,本欲拜访桂王,却遭到桂林布政司的驱逐,在广西的传教活动无功而返。

陕西天主教教区历史沿革考

635年,景教"大德"阿罗本来到长安(今西安)传教,638年在长安义宁坊建造波斯寺,其后景教在中国"法流十道"、"寺满百城"。845年(会昌五年),唐武宗下令灭佛,殃及景教。元朝时期,也里可温教也曾在陕西境内传播,但随着元朝的灭亡逐步消亡。天主教正式传人陕西与王徵有关,他从1595年起曾多次进京赶考,1622年中进士,在此期间。

中唐至北宋前期西北市马贸易的变化及动因

本文对中唐至北宋前期中原王朝与西北游牧民族间市马贸易的发展变化分三个阶段进行了考察 ,指出此时期民族关系格局剧烈复杂的变化和中原监牧养马的起伏波动是市马贸易演变的动因。

明代西北马政考略

在中国古代战争中,骁勇剽悍的骑兵是克敌致胜的重要因素,军马的来源就特别为封建统治者所重视。从汉唐至宋元,皆是如此,明朝总结历代马政制度之长,规制尤为缜密。明宣宗曾告诫大臣们说:“军国所用,马之为最。军国大政,马政亦大”更是把马政提到了军国大政的高度。西北沿边向为少数民族游牧之地,而陕甘地区既是明王朝军事戍防重地,又是汉族与西北各少数民族经济交往的通道,具有多民族杂居和农牧混合经济的特点。因此,与内地相比,西北马政更居于十分重要的地位。明人杨廷和曾这样评价:“边守之务,西北为重,而陕居其半。三边之用,兵马为急,马居其半。陕之马,或取之监牧,或取之互市,而互市之利居其半。”

唐代民间养马盛衰考——《资治通鉴》辨误

唐代国家监牧养马之盛,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个高峰,这一点已为人们所熟知。但民间养马业也曾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却被忽略了。王应麟在评论历代马政制度时竟说,“牧于官而给于民者,唐也”,根本抹煞了唐代民间的养马业。而且,对唐代前期有关民间养马的政策,连学问渊博的司马光也搞不清了,因而造成《资治通鉴》记载中的一个错误。

略论清代甘肃的田赋

所谓田赋,就是封建国家按亩抽收的土地税。在自给自足、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中,它是财政收入的大宗。研究地方史,不得不注意到财政,而要研究财政,就不得不注意到田赋。因此,本文就清代甘肃的田赋作一些探讨,以求匡正于地方史研究者。 (一) 清代甘肃的土地,按大类划分有三:一曰民田,二曰屯田,三曰官田。 民田,就是地主、牧主(土司)和自耕农拥有的直接向国家提供赋税的土地。其中包括民赋田、更名田、番地、土司地、监牧地等等。从历史渊源看,民赋田就是田主从明代就承继下来的土地;更名田是清王朝把接受过来的明代藩王田产“

论五代马政及其与军事、政治的关系

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水平所致,马匹不仅是重要的军事装备,也是交通、通讯、侦察、运输的最好工具,尤其在古代军事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唐代曾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马政系统,从而保证了装备和训练骑马的充裕马源,而精锐的骑兵部队在唐王朝开拓疆土、扫平诸雄,建立强大繁荣的封建王朝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自中唐以后,唐代之马政遭到严重破坏,马匹缺乏。

唐代的官奴婢制度及其变化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其各种政治制度日臻成熟和完备。反映森严的封建等级制的良贱制便是唐代重要的政治制度之一。 近年来,一些同志对唐代的“贱人”制度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不少成果,但对于其中的官奴婢制度,尚少专文论列。唐代官奴婢制度的许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为此,本文试从唐代官奴婢的主要来源、唐代官奴婢的役使与管理,以及唐代官奴婢制度的变化等几方面谈一点不成熟的看法。

唐代闲厩考

前人论及唐代马政,多言监牧养马之盛衰,对闲厩养马却很少提及.笔者经过翻检有关史书,对唐代闲厩的管理机构、闲厩位置、闲厩马匹的来源及用途诸问题作一初步探讨,疏漏之处,敬请指正.……

唐代灵、原地区的人口与经济略论

唐代灵、原二州,均在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州,州治在今灵武县南,领回乐、怀远、安静(又称保静)、灵武、鸣沙、温池六县;原州,州治在今固原县,领平高、平凉、百泉、萧关四县,此外,在灵州界内还侨置了兰池、东皋兰、安乐、烛龙等几十个都督府、州.一关于唐代灵、原二州的人口,史籍中留下了一些统计数字,兹列表于下:按上述统计数字,《旧志》所谓“旧领”户口,为贞观十三年(639年)的户口数,其余为天宝年间(742—755年)的户口数;《通典》虽未注明时间,但根据通例,所载亦应为天宝年间的户口数,至于与《旧志》互有出入,是由于统计的具体年代不同.一般说来,《通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