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测地距离与极限学习机的监督型LLE算法研究

局部线性嵌入算法LLE(Locally Linear Embedding)是一种有效的非线性降维方法,但是该算法没有考虑样本的类别标签,并且欧式距离无法精确表示非线性数据的流形结构。针对以上LLE方法的缺陷,提出一种结合测地距离与样本类别信息的监督型LLE算法(ISO-SPLLE)。首先在LLE算法的近邻选择中使用测地距离作为相似性度量,然后利用极限学习机求出其映射函数后进行分类测试。将ISO-SPLLE算法与其他改进的LLE算法在UIC标准数据集与基因数据集上进行对比实验,结果表明,该方法对已知类别的数据能更有效地进行降维与识别。

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研发投资——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论文根据Fich等(2015)的定义,如果一个机构投资者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占它的投资组合的权重不低于10%时,那么称这个机构投资者为目标公司的监督型机构投资者。本文选取2009-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管理者的职业关注的角度研究了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监督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成果呈正相关的关系,且这种影响来自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能降低企业短期业绩下滑时CEO离职的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当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CEO兼任董事长或年龄较小时,以上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

关于LLE算法的监督型参数设置方法及应用

采用局部线性嵌入(Locally Linear Embedding,LLE)算法进行数据降维时,不仅能保持数据分布的局部线性特征,同时还能保存数据分布的流形结构,因此该算法常用于高光谱影像的数据降维。其中,关于最近邻像元个数K的设置是执行该算法的关键。然而,关于K值的设置,目前尚无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针对这一问题,文中基于监督型特征提取的思想,从"线性预测误差均值最小化"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一个监督型参数设置方法。同时,为了验证该方法的可行性和优越性,结合两个实验区Hyperion影像关于第26至57波段包含的32维光谱数据,进行了降维实验。最后,通过分析对比实验结果,证明了:采用LLE算法进行高光谱影像数据降维时,若依据文中所提方法设置的K值,能获得噪声点少且地物细节信息更加丰富的低维影像数据。

形成合力与暗中角力: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非线性分析

基于有限注意理论,借助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合作与竞争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持股所有权比例及竞争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现倒“U”形关系,即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竞争性程度均较低以及当企业中存在两个以下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时,监督型机构大股东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都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效应,并且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较低和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需要更高的竞争性程度才能使企业达到较高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督型机构小股东的存在可以缓解大股东过度合作与竞争引发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

监督型中小股东行权的有效性分析——以宝安集团为例

中小股东权益保护一直都是国内外证券市场监管工作的重点,它直接关系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证券市场的有序健康发展。中小股东通过自身的积极行动,发挥其监督职能,提升公司治理水平已成为新的发展趋势。本文基于积极股东主义理论,以宝安集团的中小股东在2011、2018和2021年的三次行权为例,分析并比较这三次事件在动因、手段和结果等方面的差异。研究发现,监督型中小股东行权行为都是由于公司管理层可能的利益侵害而引发的,行权手段从最初单一的举报手段演化为委托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参与股东大会行使表决权等多重手段并用,行权后企业的市场表现和财务指标均有所改善,这充分说明监督型中小股东的行权是有效的。

村级小微权力监督何以乏力:原因剖析与治理策略——基于地方廉洁创新实践的多案例比较分析

农村腐败问题频发,反映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的乏力。村级小微权力是村级组织及其管理人员对村级事务与资源进行处置或分配的权力,由基层自治权、行政管理权和党的领导权三种不同属性的权力构成。村级小微权力在实际运行环节存在的权力不对称、责任不对称、信息不对称问题,是导致监督乏力的深层原因。有效监督村级小微权力,应在权力型监督模式基础上,充分发挥权利型监督在平衡责任不对称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同时引入技术要素提升监督效率,构建起“权力—权利—技术”的多要素、立体化监督模式。通过比较分析地方廉洁创新的典型案例,可以发现,权利要素或技术要素与权力型监督模式的结合有助于增强村级小微权力监督效能。明确权力主体职责、激活村民监督积极性、提高权力公开透明度的地方廉洁创新共性经验,为有效监督村级小微权力提供了重要政策启示。

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的作用——基于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本文提出企业特性是决定公司治理机制治理效果的重要变量,并以2010—2012年中国创业板上市公司为样本,根据企业的研发与投资数据构造了创业导向程度的指标,实证检验了创业导向对企业成长性的直接效应,并考察了激励型、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创业导向与企业成长性主效应的不对称调节作用。实证结果表明:(1)创业导向程度正向影响企业成长性;(2)针对高管的股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限制性股票和股票增值权)对创业导向企业成长性有正向调节作用;(3)以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和股权制衡度代表的监督机制对创业导向企业的成长性有抑制作用。本文的研究结果说明,在信息不对称程度高的创业导向企业,激励型与监督型公司治理机制对企业成长性有不同的作用方向,并讨论了这一研究结果的意义与启示。

迎合抑或是背离?——外部监督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在外部监督的作用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深入挖掘不同类型外部监督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外部审计以及交易所发函问询等外部监督的介入会缓释投资者情绪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情绪低落期,盈余管理程度随着情绪的波动出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趋势;情绪高涨期,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非线性关系;对于成长型、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的U型关系更为显著。将外部监督纳入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丰富了关于投资者情绪变动对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为发挥外部治理手段的监督效能、优化市场监管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在未来监管中,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在拓宽投资渠道的同时,应当加强监督意愿;第三方审计机构应提升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证券交易所则应不断优化我国非处罚性监管制度。

保护型监督何以可能:对党内同级监督的一项理论分析

权力监督是现代政治中的普遍现象,但对其分析却囿于主体划分和对立思维,忽视了同一监督主体内的性质差异和合作监督的可能性。监督方式和介入程度是决定监督性质的关键变量,以此可将监督分为全面保护型、全面维权型、简单保护型、简单维权型四种类型。在此框架下进行文本分析可以发现,同级监督全面介入公共政策过程,以合作、规范、助推为监督手段,目的在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性与合法性,属于典型的全面保护型监督。从文本转向实践可以发现,同级监督仍面临着依赖人格化权威、一元化推动、制度空转等问题,亟需从树立法治权威、践行民主集中制、开展多元协同、完善程序赋权、推动考核倒逼等方面改革推进,以实现监督体系和监督能力的现代化。

议会监督动力的类型比较与现实启示

议会监督是现代民主法治国家普遍所采用的民主监督模式,也是民主转型国家的主要制度学习内容。然而,缺乏运行动力与运行条件是影响民主转型国家代议制监督运行效果的重要因素。通过对西方议会监督动力机制类型演化的历史考察,我国人大监督应在增强人大监督的运行动力,提高人大监督效能的同时,避免产生监督的异化。

国外立法型财政监督与我国财政监督的完善

国外财政监督源远流长,具体可分为立法型财政监督、行政型财政监督和司法型财政监督三种模式,其中立法型财政监督的运用较为普遍。在立法型财政监督中,议会或国会是最核心的财政监督主体,财政监督立法层次高,预算管理规范透明,公共支出绩效评价机制完善,财政监督平台信息化程度高,同时审计部门和财政部门也在财政监督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我国,有必要吸收立法型财政监督的合理内核,根据我国实际情况,从加快推进法制建设,建立科学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完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机制等方面入手,构建融立法型监督与行政型监督为一体的财政监督新模式。

依据、结构与框架:行政诉讼被告型检察监督制度研究——以行政诉讼检察职能二元化为切入点

根据行政诉讼的特质,行政诉讼检察权能内在地包括对法院审判活动的监督和对被告行政机关诉讼活动的监督两个方面。当前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只针对法院的单向性监督格局使得其陷入功能实施的制度困境。建构行政诉讼被告型检察监督制度不仅是实现行政诉讼制度功能的需要,也是遵循司法规律的基本要求。被告型监督应当以检察建议为主要方式,并把检察监督贯穿整个诉讼过程,同时需要整合多元社会力量。

被告型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初探

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的行政诉讼检察监督制度是一种诉讼监督而不是审判监督,其监督对象不仅包括法院的审判活动,还应当包括诉讼参加人的诉讼活动。当前行政诉讼检察只注重对行政审判活动的监督不符合我国行政诉讼的目的与功能。基于我国行政诉讼的现实,行政诉讼检察的重心由审判型监督转向被告型监督,能够补强法院行政审判的权威,与法院形成监督行政、抵制行政权不当干预司法的合力。

中美监察体制中权力型监督主体的对比分析

新形势下,基于比较视野,对包括宪法监督、立法机关监督、司法机关监督、政党监督、行政监督五个权力型监督主体在内的中美监察体制的权责、特点等方面进行分析,有助于中国监察体制取长补短,将彼此独立、互相配合、相互制约的各监督主体深度整合,进一步完善中国监督体系。当前,如何增强我国监督体系中的各权力行使主体的独立性,如何使新成立的监察委员会完美地融入现有的监察体系,实现与司法机关、党内纪委监察的有效衔接,如何将监察委员会的权力纳入权力监督体系,不使其权力失控,是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

刑事合规视域下我国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的功能属性与制度完善

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分为合规型监督制与执法型监督制。我国涉案企业合规第三方监督评估机制与执法型监督制较为相似,不具有合规型监督制的独有功能。将我国第三方机制定位于执法型监督制,符合我国实际与现实需要。基于执法型监督制的特点,我国第三方机制的独立性仅指第三方组织与涉案企业之间保持独立。第三方监督评估的对象是专项企业合规整改,应尽快出台涉企犯罪合规标准。第三方机制是检察机关对涉案企业自主纠正不信任的结果,合规监管费用由涉案企业承担。为避免第三方组织与涉案企业之间形成对抗,应切实保障涉案企业的合法权益。

监察监督职责的类型与规范路径

监察监督是我国《监察法》第11条规定的一种监察职权性行为。监察监督职责从本质上说是系统性、综合性的防止公权力异化的预防性职权。基于纪检监察机关的职责定位、监察监督行为的实现效果等因素,监察监督职责呈现为间接型与直接型两种类型。前者基于监察监督防患未然的特性,是针对不特定对象开展的规模式间接监督行为;后者基于监察监督防微杜渐与惩前毖后的特性,是针对特定对象开展的个案式直接监督行为。实践中,间接型监察监督面临有效性不足的风险,直接型监察监督面临行为偏离的风险。为解决上述问题,应当有针对性地进行规范性调控:以精细化的方式强化间接型监察监督的实效性;以规范构成要件方式规制直接型监察监督的适用。

促进公众信任的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改革——基于调查实验和csQCA方法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促进公众信任是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基于调查实验和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采用1151个样本的情景实验数据,研究这项制度中影响公众信任的关键要素和“组态”路径,发现:(1)申报主体、申报事项、申报时间、抽查核实、信息公开和社会监督,是领导干部个人事项报告制度中影响公众信任的六项关键要素;(2)单一要素无法构成提升公众信任的必要条件,可通过主体范围扩大型、信息对外公开型和全面全程监督型三条“组态”路径促进公众信任;(3)三条“组态”路径对于提升公众信任具有“殊途同归”的等效性,在实践中可依据现实情况采用成本更低、操作性更强的改革方案。

论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

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的正当性来于人民主权原则和"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原则,有充分的宪法依据,符合法的运行轨迹和法治的意蕴。现有制度缺陷是视公民为"利己者",监督行为被动滞后,监督重理念轻制度,监督渠道单一,与权利理论和复议、诉讼制度的关系亟待理顺。完善公民个人监督行政执法的制度应多方面拓展监督渠道,继续深入政务公开,激励公民监督热情,强化行政机关监督责任,适时建立公民监督组织。

论对民事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措施

2012年修订的《民事诉讼法》的一大亮点是新增纠正违法检察建议的检察监督方式,将违法审判行为作为民事检察监督的对象,以诉中监督、过程监督、行为监督的形式实现对违法审判活动的纠错,但近期出台的司法解释未对相关纠错措施作出明确规定。鉴于民事审判行为的多样性与复杂性,纠正违法检察监督措施在不同诉讼形态下应表现为不同的纠错方式。对动态违法审判行为的直接纠错要求该行为本身具有可纠错性,并且纠错措施与纠错时间相匹配,可视情况分别要求撤销后重新实施、补正、补充实施等。在直接纠错不能的情况下,可将对动态违法审判行为的检察监督转化为对静态诉讼结果的间接纠错,或者对违法审判行为实施者予以警示与惩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