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公司研发投资——基于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论文根据Fich等(2015)的定义,如果一个机构投资者持有一家公司的股票占它的投资组合的权重不低于10%时,那么称这个机构投资者为目标公司的监督型机构投资者。本文选取2009-2016年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样本,从企业管理者的职业关注的角度研究了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活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监督型机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与企业的研发投入和专利成果呈正相关的关系,且这种影响来自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能降低企业短期业绩下滑时CEO离职的风险。进一步的研究发现,企业所在行业的市场竞争较为激烈、当公司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较低、企业为民营企业、CEO兼任董事长或年龄较小时,以上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对企业研发的促进作用更大。

迎合抑或是背离?——外部监督视角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的影响研究

选取2015—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在外部监督的作用下,投资者情绪对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深入挖掘不同类型外部监督在二者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存在U型非线性关系,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外部审计以及交易所发函问询等外部监督的介入会缓释投资者情绪对盈余管理的影响程度。进一步研究发现:情绪低落期,盈余管理程度随着情绪的波动出现先增后减的倒U型变化趋势;情绪高涨期,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呈现先减后增的U型非线性关系;对于成长型、高管持股比例高的企业,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的U型关系更为显著。将外部监督纳入投资者情绪与盈余管理的研究,丰富了关于投资者情绪变动对公司治理行为的研究,为发挥外部治理手段的监督效能、优化市场监管环境、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在未来监管中,监督型机构投资者在拓宽投资渠道的同时,应当加强监督意愿;第三方审计机构应提升审计质量、提高审计效率;证券交易所则应不断优化我国非处罚性监管制度。

形成合力与暗中角力: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的非线性分析

基于有限注意理论,借助2013—2019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从合作与竞争双重视角实证分析了监督型机构大股东对企业投资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持股所有权比例及竞争性程度与企业投资效率呈现倒“U”形关系,即当大股东持股比例及竞争性程度均较低以及当企业中存在两个以下监督型机构大股东时,监督型机构大股东之间的合作与竞争都表现为对企业投资效率的积极治理效应,并且在国有企业、两权分离度较低和外部监督较弱的企业中,多个监督型机构大股东需要更高的竞争性程度才能使企业达到较高的投资效率。进一步研究发现,监督型机构小股东的存在可以缓解大股东过度合作与竞争引发的企业投资效率下降。

投资组合视角下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分析:一个权变的观点

作为独立于管理层与股东之外的第三方力量,机构投资者在提高公司治理水平方面一直被国内外学者和政府监管部门寄予厚望。然而,目前公司治理领域有关机构投资者治理角色研究尚存在有效监督、无效监督、战略合谋三种争论。为回答机构投资者在公司治理中究竟发挥何种作用的问题,文章以企业两类代理成本为切入点,从投资组合角度重新审视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并结合不同内外情境解释了其参与治理行为的权变观点。基于委托代理理论和有限注意理论,利用2013—2017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样本数据。通过定义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从投资组合权重与投资组合集中度两个维度,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机构投资者对公司两类代理成本的影响,并运用工具变量法对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同时结合公司内外不同情境,借助分样本检验辩证分析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投资组合作为机构投资者分散风险的投资行为模式,在参与治理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双刃剑"效应,监督型机构投资者与投资组合集中度在降低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第二类代理成本的同时,却以提升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成本为代价。进一步从外部市场环境与内部高管、控股股东三个方面,发现机构投资者在不同情境下的治理行为存在差异,具体表现为在欠发达地区与存在强权高管的上市公司内,机构投资者加剧第一类代理成本的现象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公司内支持型控股股东的存在,则会加强机构投资者对第二类代理成本的抑制作用。上述研究运用权变的观点,实现了从以往关注机构投资者"持股数量"向"投资组合集中度"研究的创新性转变,在丰富机构投资者研究视角的同时,为以权变观点看待机构投资者治理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依据。研究一方面能够帮助上市公司通过引入监督型机构投资者进行管理创新,提升其治理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也为证监会创新监管模式,运用权变的观点充分认识机构投资者的治理行为,制定分类引导异质机构投资者的相关文件提供理论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