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评迈克尔·舒德森《知情权的兴起:美国政治与透明文化(1945-1975)》

结合舒德森的其他重要著作,本文从写作动因、书写方法、论述主旨与所蕴含的新闻规范性主张四个方面,深入评述了《知情权的兴起》。舒德森通过知情权的兴起及其制度化的历史,论证"监督的公民身份"的合意性;通过结构-功能主义路向考察文化史,他将透明化文化阐述为政治系统自身权力均衡的产物,据此否定当下盛行的参与式民主。舒德森认为,民主的概念应随变动的实践而变。当今的民主实践逐渐走向"监督式民主",要求充当权力审查机制之一的专业主义新闻,而非促进公民对话与政治参与的新闻。本文批判了舒德森的论证方式与新闻规范性主张,认为其"监督式民主"仍需公民积极参与政治和公共领域才能有效实施;同时认为,对舒德森的理论话语"祛魅"是有效利用其话语的前提。

开展视察式民主监督的实践与思考

视察式民主监督是政协监督的重要形式之一,其具有组织性强、针对性强、政治性强的独特优势。通过对保康县政协确定监督议题、认真组织视察、推进成果转化的过程进行观察,我们认为,要做好视察式民主监督,就必须突出委员主体,抓好制度建设,体现协商原则。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发展需要怎样的新闻界

不同的民主形式对新闻媒体有不同的功能期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需要破除西方"选主"式民主的迷思,立足本国国情,把握民主的本意即"人民当家作主"。注重"实质民主"与"形式民主"的有机统一,尤其注重发展保障人民切身利益的"实质民主"。媒体对民主的主要贡献除了传统的"信息提供"功能外,还要有"合作"功能和"导向"意识,且这种"合作"和"导向"要符合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有"公共的正当理由",这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内在要求,也是媒体促进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功能和形式。"后真相时代"下,新闻界的"信息提供"功能受到挑战,John Keane教授提出的"监督式民主"或可成为中国新闻界之于民主发展的一种重要的、可行性贡献。媒体应由过去单一的通过调查性报道对社会问题的披露和监督转变为为人民群众行使"监督式民主"提供平台和引导。在"民主"概念的对外政治表达中,中国新闻媒体应发挥积极的建设性作用。

公民新闻及其民主监督作用初探

公民新闻是一种与公共新闻完全不同的新闻活动。"公民新闻"中最为核心和重要的概念在于"公民"二字,只有厘清"公民"的内涵,才能对公民新闻有一个透彻清晰的认识,也才能真正理解公民新闻是在何种意义上促进了监督式民主的发展。本文认为,公民新闻与监督式民主的内涵不谋而合,它以公民为主体,体现了民主的本意。

“后真相时代”的媒体与民主--访著名政治学家约翰·基恩教授

媒体在促进民主的进程中扮演重要角色。为受众提供真实、准确的信息一直是新闻媒体服务于民主的重要功能之一。然而随着"后真相时代"的来临,媒体的信息提供功能面临挑战,结合约翰·基恩(John Keane)教授的访谈发现,单纯对"真相"的强调并不是民主保护自身免受"后真相"侵扰的最好方法。约翰·基恩教授认为,"后真相"是"谎言""扯淡""象征性的插科打诨"和"沉默"的重组。"后真相"时代,通过保护和建立多元的监督平台,媒体可以成为"监督式民主"的有力支持者。此外,通信革命和"监督式民主"的来临增加了世界的阐释性特质,"后真相"虽然有摧毁民主的风险,但也引发了人们对所谓的"真相"的质疑并鼓励人们对"硬道理"说再见。媒体在"后真相时代"如要继续促进民主的发展,则需要帮助人们学习如何更好地做出诠释并判定不同诠释之间的冲突,从而为民主的发展培养理性和明智的公民。

生死民主

该著是一部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民主通史,是对人类民主制度变迁的全面回顾,也是对民主未来发展态势的预测。约翰·基恩在该著中向关于民主的起源、含义和当代意义的传统观点发起了挑战。他描述了民主诞生时千差万别的历史背景,追溯了民主不断变化、备受争议的含义,解释了现代民主为何以及如何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传播。民主的脆弱性和偶然性通过众多历史事件呈现出来。基恩强调,当今世界的监督式民主来之不易,而民主在未来仍有可能滑向深渊。

新媒体执政与舆论引导的策略研究

新媒体执政是指执政党和政府适应新媒体传播规律,利用新媒体资源传播执政信息、引导公众舆论和政治参与、形成党和政府与人民共同进行国家治理的执政方式。新媒体执政的主体是执政党和政府,客体是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由于新媒体特有的公共性、开放性和社交属性,作为执政的方式更多体现出嵌入性和引领性。新媒体舆论的形成具有突发性、瞬时性、开放性、不可控性和特殊的舆论定律,要引导好新媒体舆论必须建立线上线下结合的舆情监测体系,掌控新媒体舆论引导的主动权;打造新媒体舆论阵地,有效传播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构建"监督式民主"新机制,引导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和舆论监督;培育主流意见领袖,利用"第三方"引导新媒体舆论;重新构建主流话语体系,有效嵌入和引导新媒体舆论。

理解和应对媒介化社会中的不确定性——访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教授

“媒介化社会”与“风险社会”交织,世界的不确定性凸显。基于对著名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教授的访谈,本文厘清了不确定性的内涵及原因,并在跨学科视野下,从媒体实践、哲学思辨、民主政治、社会生活多层面探究了不确定性的应对之策。基恩教授提出,不确定性表示对某人或某事缺乏把握。洪水和火灾、物种破坏、大国实力消长、对民主的不满等都是导致不确定性上升的因素。在媒体实践层面,相较于突发新闻,调查性的、对语境敏感的、没有耸人听闻的事件,没有夸张和谎言的“非突发新闻”是应对不确定性的更好方案;在哲学思辨层面,虽然杜威抨击了寻求有关终极永恒现实的确定知识的西方哲学传统,但由于技术官僚的偏见和对征服自然的信仰,其实用主义解决方案仍值得商榷;在民主政治层面,受数字网络化通信革命驱动的监督式民主激发不确定性,让人们认识到世界的可塑性并想象其他可能性;在社会生活层面,作为“人为的确定性”的习惯既可能对人类行为倾向产生有害影响,也可以增强人们驾驭生活变迁的创造力。综合考虑所有因素,在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时代,基恩教授的“能够主义”或赫希曼的“可能主义”比单纯的悲观主义或乐观主义更具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