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监督检察机关的路径

根据宪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的规定,人大及其常委会与人民检察院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简单概括为:检察机关由人大产生,对人大负责,由人大监督。由于我国检察机关实行双重从属制,其既要对上级检察机关负责,亦要对同级人大负责。因此,强化人大对检察机关的监督,对于提升检察工作质效,规范检察权运行,加强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高职英语口语大赛监督检察模式探索——以广东地区为例

广东高职英语口语大赛的监督检察模式在实践中得到了检验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对监督检察模式意义认识不足、监督能力不强等问题。因此,构建并完善英语口语大赛监督检察模式,可有效预防和纠正比赛中的问题。在前人研究成果基础上,从全员参与使监督效果最大化、主办方对承办方的外部监督检察、监督检察贯穿大赛全过程、监督检察保障措施及成效四方面探讨英语口语大赛内部监督检察模式的构建。

法治化营商环境视域下行政检察监督的实践检视与规范构建

改革开放以来,检察机关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途径在于刑事检察,“四大检察”的提出为检察机关以更广泛的途径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了可能。行政检察“一手托两家”的履职特色,使其具备了规范行政执法、推进公正司法的能力,这与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建设需求相符合。在实践中,行政检察对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存在的有关机关不积极履职、不当行使权力等现象进行了监督,并引导企业开展了行政合规建设。当前,行政检察在法治化营商环境领域还存在着工作体系性不足、监督重心与现实需求错位、权力行使边界模糊等瑕疵。应当强化检察一体化的组织优势,为行政检察工作赋能,并针对行政检察履职边界问题,运用基于过程的国家权力分工和明确监督对象进行厘定,以监督行政违法行为、提高人民法院诉讼效率、降低市场主体维权成本为核心,秉持能动履职理念,拓展行政检察的可能作为空间,塑造行政检察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的工作体系。

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研究

在职务犯罪治理视域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有着各自的规范意蕴,二者之间存在着共性与差异性。从宏观层面来看,监察监督和检察监督均能对公权力起到约束和规范作用,在监督目标上具有一定的同向性。但从微观层面来看,二者的监督对象、监督阶段、监督范围和监督方式均有所不同。当前,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也面临着一些困境。在配合关系上,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沟通协调机制仍不够完善。在制约关系上,集中体现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不足。应当重塑监察监督与检察监督的关系,通过进一步完善二者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加强检察监督对监察监督的制约,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实现职务犯罪的有效治理,推动国家治理现代化纵深发展。

慈善信托检察监督的法理基础和诉讼保障

慈善信托在共同富裕、第三次分配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具有目的慈善性、受益人的公众性、税收的优惠性和受托人的信义性等特征,但慈善信托具有被滥用之虞。由于相关监督机制存在缺漏,可能导致慈善信托对其使命的“失灵”,以及由于治理不善或缺乏保障透明度的机制,使慈善信托运作效率低下。为此,国际政府间组织以及欧美一些国家依据国家父权原则赋予检察机关检察监督的权力与职责。通过比较研究,以国家父权原则为依据,探究慈善信托检察监督之深层动因,分析对其进行检察监督的实践要义,明确检察机关的主要权责在于通过对慈善信托的监督,保护慈善资产及公众受益人的利益,确立慈善信托检察监督的对象即信托是否具有慈善性、受托人义务是否具有信义性、税收优惠是否具有合法性,以及为防止偏离慈善目的而适用近似原则时是否具有近似性。同时,检察机关通过行使诉讼权强化对慈善信托监督的保障,以应对潜在的违法行为和保护公益事业。

在线诉讼的民事检察监督:证成及制度化路径

由数字化生产方式所决定的数字化司法变革催生了在线诉讼中民事检察监督的新形式,民事检察监督嵌入在线诉讼既是诉讼构造数字化的逻辑使然,也有益于实现诉讼程序中的检察监督功能。在线诉讼具备时空场域转换、有形要素缺失、技术壁垒显现等全新的特质,客观上也要求民事检察监督进行技术性和程序化的匹配。当前,在线诉讼民事检察监督作为检察监督的新命题,有必要从理念、规范以及实践的维度进行具体审视,促使其进入理论观照视野,探寻其未来的可能出路。在理念维度上,需要将技术赋权塑造为促使底层逻辑具象化的载体;在规范维度上,需要顺应在线诉讼的特质,明确检察监督的侧重点,并引入正当程序的理念实现具体规则的优化;在实践维度上,需要聚焦大数据监督平台及算法模型的适配性搭建,为全面提升在线诉讼民事检察监督的质效提供充足的技术支撑。

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程序的检视与优化

作为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机制的关键一环,检察监督程序的有序展开和运行对该机制实效的发挥具有重要意义。现阶段,规则层面对该程序的设计较为空泛,具体操作流程亦未得以细化。应以精准监督、协同监督和适度监督的标准指导具体程序的布设与改进,从明确受理条件、拓宽受案范围和健全线索获取机制等角度改进案件受理程序,从强化调查核实权效力、厘清不同监督方式适用界限以及构建诉中监督机制等方面优化案件办理程序,从而增强监督程序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切实提升民事虚假调解检察监督的质效。

诉源治理语境下对规范性文件的检察监督——以生效行政裁判为中心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53条规定原告一并请求审查规范性文件的立法目的,在于从源头和行政行为依据上避免违法行为、解决行政争议。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检察机关作为“保障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司法机关”的职责所在。规范性文件检察监督,既可以依当事人申请启动,也可以依职权发现启动。人民法院合法性认定错误是否属于检察机关行政诉讼监督范围,需要结合案件实际情况判定:对于规范性文件合法性认定错误,导致“原判决、裁定适用法律、法规确有错误的”,按照监督规则应当提请抗诉,也可考虑以再审检察建议的方式进行监督;在适用《人民检察院行政诉讼监督规则》第97条时,则需要从立法体制和备案审查制度发展的角度全面检视、理解、把握。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问题研究

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法治政府建设的题中之义。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实践与中央相关政策文件的制定为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提供了基础。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面临府检关系、监检关系调和的难题,立法应坚持问题导向,坚持开放性立法、前瞻性立法与创新性立法的理念。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应采取专门立法模式。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立法需明确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的基本原则、监督范围、监督对象、监督程序、保障机制,确保行政违法行为检察监督依法有效开展。

“人大+检察”双重监督优化检察建议治理效能的路径探析

检察建议是检察机关立足法律监督职能、推动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要抓手。面对检察建议在制发、实施及后续回访跟踪监督过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检察机关积极主动建立“人大+检察”双重监督模式,是完善检察建议监督体系、增强检察建议“刚性”、推动基层社会治理的必然选择。但实践中个别检察机关存在“羞”“懒”“怕”心理,使监督叠加效应未能有效释放,为畅通检察建议双重监督渠道,进一步优化检察建议治理效能,应着力从转变思维、强化督导、健全机制几个方面入手,以此全面实现检察建议从“办理”向“办复”的转变。

数字赋能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实践、逻辑、隐忧与发展

数字赋能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主要分为专利恶意诉讼、商标恶意诉讼及著作权恶意诉讼的数字监督。数字赋能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并非简单的技术援引,而是数字技术与法律监督制度的深度融合。其内在逻辑在于监督程序及监督方式的重塑再造。前者表现为线索发现的主动化和调查核实的实质化,后者体现为流程监控及类案监督效应。在数字赋能过程中,出现了数字资源获取研究受限、数字成本抵消监督质效、数字思维背离法律逻辑等问题。对此,应当规划数字赋能知识产权恶意诉讼检察监督的发展方略,主要包括搭建执法司法信息共享平台,树立协作式积极主义法律监督观,推广复用大数据法律监督模型。

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困境与出路

从生态环境“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制度现状看,检察监督存在着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保障机制不完善和监督手段刚性不足三个方面的问题。法律制度的供给不足主要表现为移送监督缺乏上位法基础、检察监督程序不健全、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不明确问题。保障机制的不完善主要体现为信息共享机制不顺、内部衔接工作不畅以及检察队伍专业性不强的问题。建议首先要健全“两法衔接”中检察监督的相关立法,在法律层面明确移送监督、完善检察监督的程序性规定、明晰检察监督的启动标准;其次,信息共享平台的建设由司法行政机关联合工信部门和环境执法部门协同建设,完善法律监督的数字化建设,招募环境学科的人员以充实检察队伍;最后,借助同级政府和同级党委的力量强化检察监督手段的刚性。

“刑事-行政”衔接中检察监督的问题、成因及对策

“刑事-行政”衔接成为行刑衔接的研究重点,行政检察监督成为检察机关法律监督属性加强后的重要职能,以检察监督助力“刑事-行政”衔接具备现实可能。但“刑事-行政”衔接的监督存在诸多问题从立法层面看,规范性文件中检察监督或是缺失,抑或规定粗略,检察监督与监督对象呈现出割裂态势;从实践层面看,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制度、公益诉讼制度以及检察建议的实践监督效果不佳。监督线索来源不畅、检察监督受到“重刑轻行”的传统限制、检察监督的启动存在现实困难以及监督缺乏强制力和独立性是导致“刑事-行政”衔接中检察监督不畅的主要原因。通过制度层面修补既有漏洞、执行层面推动行政检察革新、保障层面强化检察监督刚性约束力,可以实现对检察监督机制的完善。

破产程序检察监督的正当性及其实现路径

检察机关介入破产案件进行监督,是中国破产法律制度实践中逐步生发出来的新现象。部分地方司法机关陆续出台破产案件检察监督规范,在制度设计上进行探索,但实践效果乏善可陈,原因是制度定位不清、规则可操作性不强。有必要展开对实践中检察权能与程序配置的历史考察,厘清破产检察监督的发展演变与价值定位,从权利救济、监督需要和治理回应等三个维度揭示检察监督介入破产案件的正当性与法理根据。应强化破产案件中法律监督者的参与地位,从规则完善与机制优化层面来保证破产检察监督的实际效果。

虚假调解的审查判断与检察监督

虚假调解会歪曲人民法院调解制度的价值取向,使当事人依据调解自愿原则,借用合法的民事调解程序骗取法院作出生效的调解书,继而达到逃避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获取不正当利益的目的,严重扰乱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具体表现为当事人意思自治和公权力监督边界不清、检察监督缺位、调查取证难、监督方式刚性不足等,已成为当前困扰民事诉讼的突出问题。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通过充分发挥民事检察职能,完善和加强案件线索发现机制,强化调查核实权,对促进全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论民事执行检察监督制度的完善——兼评《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九十六条

因应时代任务的变化、建设法治国家的需要以及我国的特殊国情,民事执行检察监督的主要功能是纠错,同时检察院也应当支持法院的执行工作。应依穷尽内部救济原则,确定执行救济与执行检察监督的适用顺序。法院执行救济区别于法院内部执行监督,内部执行监督需要外部检察监督来弥补不足。基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强制执行法(草案)》第九十六条需要修改和完善,应明确执行救济是执行检察监督的前置程序,除非存在执行法院不受理或不作裁定等情况;法院内部执行监督之后可申请民事执行检察监督。

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嬗变与重构

《禁毒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形成了全新的戒毒体系。但由于立法的缺失以及配套制度的不完善,检察权在强制隔离戒毒中的运用长期受到制约,造成了检察监督的盲点和空白,影响了检察机关的监督意愿和监督实效。强制隔离戒毒的根本目的在于消解戒毒人员的人身危险性和增加其再社会化的能力,维护戒毒人员合法权益不受减损,是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首要价值考量。为使强制隔离戒毒活动有序运作,保障戒毒人员的合法权益,完善立法是强制隔离戒毒检察监督的必由之路。需以问题为导向,从权利本位出发,通过确立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地位,明确监督的内容和方式,加强对戒毒人员的权益保障,推动整体立法实现执法全过程监督。强制隔离戒毒机关要由被动监督向主动接受监督转变,通过优化检察机关的监督方式,确保监督落到实效。重构以检察监督为主的多元监督新路径,落实检察机关法律监督的宪制机能。

大数据背景下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实证问题研究

行政检察监督重点是以行政诉讼监督为基石,以行政非诉执行监督为延伸,提升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质效。而司法实践中,因未有效利用大数据进行分析研判,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职能作用发挥尚不够充分,主要表现在立法层面、监督体系、监督效能等方面。检察机关应积极研究大数据背景下解决相应问题的对策和措施,依法、全面、有效、智慧实现行政非诉执行检察监督效能,夯实行政检察监督“基石”,为大数据背景下的司法办案实践提供有效遵循。

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的检察监督机制建构

由文证审查演变而来的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在提高技术性证据质量、强化检察监督等方面都彰显了巨大的制度优越性。但是,技术性证据专门审查仍然面临着审查意识不足、审查能力欠缺、审查范围以及审查程序模糊等问题,并且随着科技对司法活动的浸润,使得上述问题日益凸显,难以发挥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实效。为落实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对检察工作的支撑作用,首先,要从其制度本身价值进行剖析,明晰其检察监督职能,以及广泛应用于各种法律监督活动中的可能性;其次,畅通制度配套的机制,明确技术性证据审查制度的启动条件与审查程序,完善以内部前置审查为主、对外委托审查为辅的协作机制,并搭建全过程监督机制以及后续大案要案提前介入的反馈机制。

社区矫正大数据检察监督模型的原理与构建

一直以来,基层检察院在对刑事执行检察监督工作的过程中,受到监督的渠道、方式、途径和数据的限制,监督线索排查发现难。“数字检察”战略的实施,无疑为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提供了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广阔的发展空间,有利于实现对社区矫正检察深层次监督,更好地挖掘出监督线索,帮助社区矫正检察监督更加精细准确。要想让“数字检察”更好地发挥对社区矫正的监督作用,就必须要改变办案方式,促进结构变革,让检察工作与社区矫正工作结合发展,用检察监督来促进社区矫正管理,推进社会治理水平增质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