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锁股东与公司现金股利分配

以2008~2021年我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连锁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连锁股东的存在显著提高了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作用机制检验表明,连锁股东的存在发挥了治理协同作用,从而促进了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升,这一作用体现在连锁股东具有的资源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增强了上市公司股利分配意愿和分配能力。进一步分析表明,连锁股东对公司现金股利分配水平的提升作用在红利税改革后更为明显,且连锁股东的存在并未导致公司超额分红。本文不仅为公司现金股利分配影响因素提供了来自连锁股东视角的新证据,而且对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中连锁股东到底是发挥治理协同效应还是竞争合谋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实践中如何更好发挥大股东的作用具有借鉴意义。

稳定业务关系、会计信息质量与审计费用

稳定的业务关系对于企业防范外部冲击具有重大意义,然而供应链上的稳定业务关系既可能带来“收益效应”也可能带来“风险效应”,企业的关系特征如何影响审计师审计成本和审计风险值得关注。研究发现,稳定的客户、供应商均能降低审计费用,机制检验发现会计信息质量在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即稳定业务关系通过提升企业会计信息质量进而降低审计费用。进一步研究发现,企业在客户/供应商交易占比较高、处于非耐用品行业以及物流成本较高时,稳定业务关系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显著。研究从供应链视角丰富了审计费用影响因素的研究,为企业维护稳定供应关系、发挥供应链的监督治理效应提供了经验证据。

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否促进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基于公司违规视角

有效提高上市公司质量是学术研究的热点,也是监管机构监管的重难点,更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基础。基于一种新兴市场化机制——共同机构投资者出现的契机,运用2007—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共同机构投资者与公司违规的关系。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通过发挥行业协同、监督治理和资源聚集效应抑制了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减少投资组合公司的信息披露违规和经营违规,而对领导人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有限;长期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治理效应更明显;共同机构投资者对投资组合公司违规行为的抑制作用在企业经营风险高、行业竞争程度低和媒体关注度高时更大;并且,共同机构投资者能够有效削弱投资组合公司违规与经营业绩的负相关关系。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共同机构投资者的协同治理作用,公司应努力培育和保持核心竞争力吸引共同机构投资者持股,以促进公司高质量发展。

金融科技抑制了债券违约风险吗?

以2015-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金融科技对企业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金融科技显著降低了企业债券违约风险;金融科技通过资源配置效应以及监督治理效应缓解了企业债券违约风险;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的时期、金融监管强度更高的地区以及内部治理水平较差的企业中,金融科技对债券违约风险的影响更为显著。因此,应充分认识金融科技发挥作用的条件,根据不同的宏微观环境实施差异化发展战略,推动金融科技的创新和应用,增强金融监管和风险管理能力。同时,企业应积极顺应金融科技发展趋势,提高经营效率和发展质量,降低债券违约风险。

共同机构所有权影响企业前瞻性信息披露吗?——基于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视角

本文基于2009—2019年A股上市公司样本,探讨了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影响。研究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提高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其作用机制在于,共同机构所有权通过降低管理层和股东之间的代理成本、提高会计信息可比性,进而提升了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发挥了监督治理效应和协同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共同机构所有权对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准确度的治理作用在国有产权与非“四大”审计的样本中更为显著。本文研究为共同机构所有权的公司治理效应和完善业绩预告监管制度提供了经验证据。

风险投资促进企业创新的机制研究--基于中国信息技术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中国信息技术类全球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了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及其潜在机制。研究发现:风险投资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表现为在获得风险投资后,企业拥有了更多的专利数量和更高的专利影响力;在使用倾向得分匹配法(PSM)解决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影响机制研究表明,风险投资具有"资金增加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表现为通过增加研发支出、扩大非执行董事规模和实施更广泛的高管股权激励来促进企业创新。此外,基于风险投资特征的进一步分析发现,本土、长期和早期进入的风险投资更有利于企业创新。

税收征管数字化与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基于政府市场关系的机制探究

基于2009—2019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税收征管数字化对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的影响。研究发现:税收征管数字化能够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从影响机制看,税收征管数字化的征税效应会加剧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但其监督治理效应与市场优化效应会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整体表现为监督治理效应与市场优化效应强于征税效应。此外,在数字交易水平和财政压力较高的地区以及政治关联较强的企业中,税收征管数字化更能缓解企业投融资期限错配。税收征管数字化虽能加剧企业税收与财务风险,但能更为显著地降低企业经营风险并提高企业成长能力与盈利水平。研究可加深对政府如何有效运用大数据技术构建规范的政府和市场关系并深度影响微观企业经营决策的理解,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外部治理环境、现金股利和市场反应

本文选取2009-2014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从市场化程度、法治水平和政府干预三个维度考察外部治理环境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研究结果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法治水平越高和政府干预越少的地区,公司越倾向于发放现金股利且股利支付率更高;上述影响在股权分散、融资约束程度更高的公司中更明显。这表明,外部治理环境影响了公司股利分配政策,而且通过监督治理效应和缓解融资约束效应起作用。本文进一步检验外部治理环境对现金股利政策影响的经济后果,结果发现在外部治理环境越好的地区,公司发放现金股利带来的市场反应越大。本文提供了外部治理环境对公司股利分配决策的影响、作用路径及经济后果的经验证据,补充了以往的研究文献,有助于监管层和资本市场参与者了解我国公司股利分配的现状及其外部影响因素。

分析师跟踪网络与企业突破性创新

社会网络理论的兴起和发展为企业财务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视角。本文基于社会网络理论,利用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的数据,实证检验了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分析师跟踪网络能够发挥信息传递效应和监督治理效应,从而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进一步研究发现,工作经验丰富和学历高的分析师跟踪网络对企业突破性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强;在吸收能力强、高新技术行业、经济政策不确定性高以及市场化程度低的情况下,分析师跟踪网络促进企业突破性创新的效应更加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