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督管理过失成立范围的界定

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有别于一般过失,其存在介入因素的特点使得其在实行行为、因果关系、过失认定等方面存在特殊性。监督管理过失要解决的最大的问题就是在处罚直接实行者的同时,要在多大范围内追究监督者、管理者的责任。为此,僵化地提出任何标准或分割线在司法实践中都是没有可操作性的,而是需要借助不作为犯论、因果关系论、正犯性原理以及信赖原则等理论,明确监督管理过失型犯罪的构成要件,进而明确其成立范围。这对于我国风险社会下的大型事故案件的审理与防范具有重要意义。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研究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源于日本,在我国,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用来解决业务活动和职务活动中的监督管理人员的刑事责任具有重要作用。监督管理过失包括狭义的监督过失和管理过失。监督管理过失责任的成立,一方面需要存在监督管理过失行为,另一方面监督管理过失行为与被监督管理人的不当行为及其危害结果之间必须存在因果关系。信赖原则在监督管理领域能够适用,但必须具备严格的条件。

监督管理过失理论核心问题探析——以日本刑法理论为切入点

刑事司法实践中,认定重大安全事故监督人、管理人的监督管理过失刑事责任,不能以危害结果的重大与否简单作出客观归责判断。监督管理过失理论中管理者的过失行为应当界定为犯罪化还是非犯罪化,是支撑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价值所在。应当从监督管理过失的概念,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实行行为性,管理监督者的实行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因果关系的认定,监督管理过失中过失的认定、研究价值等,具体分析监督管理过失理论。

论信赖原则在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功能定位与应用

信赖原则作为监督管理过失犯罪的出罪事由,其功能发挥系在监督者、管理者存在不当行为的前提下,但因能够相信被监督者为合法之行为而免除其预见义务,而不将结果归责于监督者、管理者。信赖原则的适用应当坚持以客观说为原则,但应当允许监督者、管理者提出反证,证明自己在危害结果发生时确实存在信赖他人为适法行为之情形。信赖原则在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适用不仅限于交通事故领域,也适用于其他危险性业务领域;不仅适用于企业组织体内部监督者、管理者对被监督者的信赖,也适用于行政监督机关对企业组织体的信赖。分工制度的建立是信赖原则得以适用的前提条件,而实质的信赖关系是信赖原则适用的根本条件。以社会相当性作为判断标准,可以从三方面归纳出不得适用信赖原则的情形:一是监督者、管理者比较容易预见到被监督者实施不当行为的场合;二是监督管理者对于所存在的隐患已有所认知;三是对于新兴领域应慎重适用信赖原则。

药品安全事故犯罪中监督管理过失的预见可能性研究——以“郑筱萸”案为实证视角

药品安全事故犯罪中不仅需要追究生产企业本身的刑事责任,更要追究相关监督管理部门的渎职犯罪。渎职犯罪本质是一种监督管理过失,而监督管理过失认定的根本前提就在于行为人对危害结果是否存在预见可能性。预见可能性,是指行为时预见危害结果发生的客观可能性。有无预见能力的标准,应当以"行为人所属领域的处于相同地位和相同情况的一般人的预见能力"为标准。

论“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在监督管理过失犯罪中的功能定位

"被容许的危险"理论作为监督管理过失犯罪出罪事由的一种提倡,既是对行为危险性的容许,也是对行为导致危害结果的容许。但"被容许的危险"理论在司法适用中并不具有缓和监督者、管理者注意义务的作用,其作用场域应当限于立法层面对于行为危险性及结果危害性的分配。被容许的危险、信赖原则及危险分配理论之间的关系在于:在立法层面对注意义务进行分配时,通过对行为及结果的考察,将合规之行为及其产生的后果排斥于刑法规制领域,由此缓和监督者、管理者的注意义务;在司法层面通过对行为人注意义务的分配,使得特定情形中可以通过信赖原则的适用对监督者、管理者的预见义务予以免除,从而予以出罪化处理。

论风险控制中的管理、监督过失犯罪

管理、监督过失犯罪的行为人通过监督直接的过失行为人或建立企业管理和安全体制来消除危险,而直接的过失行为人负有在具体工作中认识和消除危险的义务,对管理、监督者的处罚往往重于被管理监督者。过失犯的共同正犯的各行为人以及管理、监督过失犯罪中的管理、监督者与直接过失行为人对于同一个工作都负有共同的风险消除义务,两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工作职责;如果行为人实施了这两种犯罪行为,根据其主要行为定罪。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的认定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现实的监督关系、未履行注意义务和存在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研究

引入监督过失理论可以解决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责任认定的法学理论根据问题,从而有助于规范对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者过失责任的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监督过失的成立须同时具备存在监督关系、预见可能性和因果关系三项条件。在认定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犯罪中的监督过失责任时坚持信赖原则可以避免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论过失犯罪刑事政策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过失犯罪理论的不断推进,要科学认识过失犯罪行为的实行性、过失犯罪的犯罪性和过失犯罪人负刑事责任心理根据这些基本问题。由于过失犯罪具有违反社会责任心、多发频发、过失犯罪理论有待进一步完善等具体特征,要采取有针对性的、先进的刑事政策,实现对过失犯罪的有效遏制。

过失犯

在过失犯完全属于责任感的问题的时代,研究的仅仅是主观过失(不注意的必理态度=责任过失),称之为旧过失论;现在,主张研究违法阶段的过失的观点即新过失论,处于支配地位。首先,在违法论中,一方面,作为客观的过失的内容,重视行为人的结果避免义务违反,同时,将这种违法过失予以类型化的构成要件的过失,成为探讨过失犯成立与否的出发点。其次,对构成要件的过失而言,作为其客观要素,必须存在实行行为(不注意的过失行为)与侵害结果,以及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作为其主观要素,以对定型性的结果预见义务的违反为必要。再次,在以信赖原则与危险的分配的法理,来限制过失犯的成立范围的同时,又以管理.监督过失来扩大过失犯的成立范围,这只有在现在的新过失论之下始有可能。

道路交通事故刑事归责的误区与纠正——基于事故深度调查的实践

实践中,执法、司法机关在运用道路交通事故深度调查对运输企业、行政机关中远离事故现场、负有运输安全监管职责的人员进行责任查纠的过程中,存在刑事归责行政化、结果化、粗放化的误区,导致刑事司法裁量出现犯罪认定扩大化、随意化的问题。为回归刑法理性、规范案件办理,应充分运用监督管理过失理论,合理界分刑事违法与行政违法,以承担事故主要责任以上的肇事驾驶人为切入点,综合考量位于其上位的监督管理者的职责权限、履职能力、履职行为及其对驾驶人交通违法并引发事故的原因力等因素,判定其刑事违法行为与道路交通事故发生之间是否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实现入罪与出罪的双重评价。

风险社会过失竞合的结果归责

狭义的过失竞合是过失同时犯的竞合,其在结果归责上存在不同于过失共同正犯的特殊性。过失竞合的处罚范围借助因果关系的广泛认定存在不当扩大的倾向,在因果关系之外寻求过失竞合结果归责的限制路径具有必要性。过失竞合结果归责的核心问题包括主体的特定问题以及归责范围的限定问题,前者在于判断行为人缘何负有注意义务的根据,后者在于判断过失正犯的答责范围。以因果经过支配可能性作为判断过失正犯的正犯性标准具有妥当性。在正犯性判断的基础之上,应当将处于支配范围之外的过失行为排除在处罚范围之外。

疫苗监管过失中玩忽职守罪的适用困境与突围

我国刑法尚无针对疫苗监管渎职行为的专门法条,在以玩忽职守罪追究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监管过失时,本罪所保护法益不应仅止于秩序,还应当包括公共安全,故“重大损失”应理解为被秩序所保护的、与安全相关的利益的重大损失。鉴于“第一类疫苗”与“第二类疫苗”的不同属性,在前者的场合,“重大损失”可以不仅限于物质性利益的损失,而在后者的场合,应当以物质性利益的损失作为入罪标准。同时,因“预见可能性”内涵的多义性及因果历程难以被实际支配,监管者是否违反了注意义务,应突破“具体的预见可能性说”,结合疫苗监管者所处的监管环节与职务内容,从规范与实质两个层面予以认定。

也论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的责任认定

我国的食品安全事故很多都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及其负责人员的渎职行为有着很大的关系。《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食品安全监管渎职罪",但在实践中出现了认定的困惑和争议。本文界定该罪的主观方面是过失,并且属于监督管理过失。在此基础上,论证了监督管理过失的责任分配问题,提出在食品监管渎职共同过失犯与过失竞合犯的情形下应当适用不同的责任原则对过失责任进行分配。同时,对信赖原则在食品监管过失责任分配中的作用进行了分析。

玩忽职守罪职责的认定——以“8·12”天津港爆炸案为视角

1997年刑法修订之后,玩忽职守罪与滥用职权罪一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是悬在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顶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原本以整治反渎为出发点的罪名逐渐偏离其本身的价值与功能,"口袋罪"特征的显现备受诟病。本文旨在监督管理过失理论的视野下,从实际案件出发,为该罪客观要件之一——"职责"的认定提供思路和依据,以便明确玩忽职守罪的成立范围。

医疗事故与刑法的职责

在判断医疗事故中的注意义务时，如医学准则已确立则可以参照此医学准则，但这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在逻辑上应该以是否存在具体的预见可能性为判断标准。针对团队医疗事故，可以用“过失犯脱离”理论来处理过失竞合的问题，而能否适用“信赖原则”则取决于是否存在实质性的信赖关系。刑事法介入相关医疗事故必须要有利于促进医疗安全，应保持一定的“谦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