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江健三郎作品中的“监禁状态”再考

"监禁状态"是解读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的关键词之一。这一状态不仅包含了日本战后个人的屈辱,更是当时整个日本的象征。本文聚焦"监禁状态",从迷茫、挣扎、共生三个方面分析战后日本青年一代努力冲破这一监禁牢笼时的心路历程,同时在这一过程中,大江也找到了打开日本"监禁状态"的突破口。

名为“共生”的监禁状态——大江健三郎《个人的体验》再解读

《个人的体验》是大江健三郎取材于他残疾婴儿出生之后的真实体验写成的长篇小说。大量的前期研究表明:这部小说是作家摆脱早期的"监禁状态"主题、开始扎根于现实的重要转折点。然而实际上,此种"定论"脱离了文本本身,特别是忽视了文中"监狱"的设置,割裂了它与早期作品"监禁状态"的紧密关联。本文试图通过对这部小说的文本分析,系统还原"监狱"的构造,重新解读它名为"共生"的监禁状态。

试析大江健三郎早期作品中的“徒劳”感——以《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为例

大江健三郎的早期作品中存在许多“徒劳”的角色和情节设定。《奇妙的工作》和《死者的奢华》均为大江早期作品的代表作,两部作品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均采用存在主义手法刻画20世纪60年代经济高速发展背景下的日本社会及日本青年,故事角色的处境均给人以徒劳的印象。本文试从萨特的存在主义,日本社会的政治、经济背景,以及大江的个人经历入手,分析大江创作这种“徒劳”的动机。

论大江健三郎《奇妙的工作》中“悲鸣”孕育的“大希望”

大江健三郎的散文体小说《奇妙的工作》以丰富的想象力描写,表达了“杀狗”事件和恐怖的“悲鸣”中蕴含的“大希望”,建构了作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叙事主题。通过运用“声音”的隐喻,分析文本中首尾呼应的“狗”的狂吠声及处于“监禁状态”下的“狗”之境遇,透视了“二战”后生活在美军占领下日本民众的生存状况及精神特质,批判了万世一系的“天皇制”。

声音隐喻中的两个不同世界——鲁迅与大江健三郎之比较研究

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既是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又是人类认知和建构世界的一种创新思维方式。在文学作品中,隐喻成为作家塑造个性化人物形象的重要手段,并借以表达作品的意义。鲁迅与大江健三郎虽然都善于通过隐喻来展示文本的情感世界,但又存在明显的差别,鲁迅站在时代前列,专注人性与国民性,他用隐喻塑造了一个个经典的人物形象,以唤醒“沉睡”中的国人,唤醒整个中华民族。大江健三郎将鲁迅的斗争精神内化为历史使命和社会责任感,在他所构建的文学世界中,巧用隐喻探寻了人的存在和现实世界的意义,帮助人们建构新的“精神家园”。同时,也对日本社会一度存在的精神崩塌现象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万延元年足球队》中“眼睛”的意象作用

大江健三郎的《万延元年足球队》讲述了一对兄弟试图挣脱人间地狱、追求新生的故事。先行研究一般认为,此部作品的主人公成功地踏上新生活之路,标志着大江已经彻底摆脱了早期的"监禁状态"主题。然而经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这仍然是一部深陷监禁状态无法自拔的小说,凭空出土的"历史真相"扑朔迷离,结局显得仓促而突兀。本文将从"眼睛"这一意象切入,结合"森林""非洲"等符号,剖析小说中监禁状态的实态。

唤起“危险的感觉”——试析大江健三郎早期文学中战后再启蒙意识

“监禁状态”构筑了大江健三郎的早期文学世界。本文通过探讨这个主题的获得、生成、衍变及其内在必然性,发现大江意在强调：战后日本社会是暧昧而执拗的“监禁状态”,而“我”、亦即“日本青年”已经失去了对这样时代的意识。既然渐渐失去敌意是“监禁状态”带来的最具杀伤力的恶果,那么就有必要像鲁迅要唤醒昏睡在铁屋子里的人们一样,唤起被封闭在其中的人们的“危险的感觉”。在人们身处危险境地却浑然不觉时,这种“唤起”正是大江战后再启蒙意识的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