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竞争、监管中性与高质量发展

文章从经济学说史角度阐述了竞争概念的演变过程,梳理了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决议、文件和法律法规中关于公平竞争概念的发展脉络。沿着竞争与监管这一研究路径,分析了公平竞争制度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制度,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提出监管中性的基础上,结合国内外监管理论与实践,构建了监管中性体系这一概念,并讨论了监管中性体系是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机制。最后,从公平竞争和监管中性的视角,探讨了它们与影响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创新与绿色发展的关系,得出结论:一是需要全社会共同奠定创新的基础,即快乐的教育、自由的空气、质疑的精神,由追逐套利转向追求创新;二是从公平竞争出发,协调市场、政府和伦理道德三种机制,并克服其失灵的缺陷,实现绿色发展;三是要营造包容、宽容、容错的环境,在创新过程中变革和完善监管规则来适应创新;四是绿色发展机制将由政府主导转为市场主导,而政府监管主要体现为政策引导和竞争性政府授权下的第三方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核查体系(MRV)建设。

食品安全集中性监管体系的理性重塑与优化

近年来频频出现的食品安全事件充分暴露了分段式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脆弱,对此必须进行理性重塑与优化。文章论述食品安全集中性监管体系的建立,要从深层次上将食品安全监管权相对集中于少数监管部门,从法律层面上赋予食品监管委员会更多的职权,同时在优化执法环节机制和流程中要特别做好食品安全信用体系建设和建立食品安全预警制度。

“金融创新”监管抑制的市场表现及其法律改进

“金融抑制”往往是发展中国家在赶超发达国家过程中所采用的金融政策和金融战略。过往40余年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跨越式发展中同样呈现出金融抑制的特点,其在监管方面的表现就是金融创新的需求以强监管的方式被人为压制,进而呈现出以政府为主导的强制性变迁路径特点,金融创新总体上呈现数量型而非质量型的增长。由于金融创新需求本身强大的内生动力,以表内资产转出、混业经营、通道业务等为目的的所谓金融创新又层出不穷,并由此不断挑战金融监管的界限与尺度。在此背景下,既不能把金融创新的效果予以神化,也不要把金融创新的后果予以妖魔化。对于金融创新的监管必须在尊重市场、尊重规律的前提下回归到信用风险控制为本质的适度监管,金融创新的监管不是如何创设更多的监管,而是需要更好的法律应对方法。

政府监管证券市场的伦理模式及其转换路径

经济伦理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存在互动关系。证券市场政府监管制度具有“制度”和“伦理”的双重属性。从经济伦理学视角来看，政府证券监管在价值取向上分为中性监管、准中性监管和自利监管三种伦理模式。10多年来，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的伦理模式为自利监管。由自利监管向准中性监管转换，是我国证券市场政府监管伦理模式必然的选择路径。

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中性监管的重新审视——基于现金股利不平稳动因的视角

本文从现金股利不平稳动因的视角,探究中国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中性监管的必要性、有效性问题。通过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分析师预测偏差、股票回报波动性正向显著影响上市公司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在非国有企业、现金流权与控制权分离程度较小的企业中上述影响更加明显,证监部门采取现金股利中性监管具有必要性;上市公司整体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在2008年之后加剧,但满足"再融资资格条件"上市公司的信息透明度得到提升,现金股利不平稳程度得到了显著降低,现金股利中性监管具有一定的有效性。

社会保险缴费与竞争中性偏离——对征收体制改革过渡期政策的思考

在回顾2018年社会保险费征收体制改革过程的基础上,文章对竞争中性原则进行了概念辨析,并运用竞争中性理论对企业参加社会保险的现状进行了分析。文章认为,社会保险存在“税收非中性”,主要表现为不同行业、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的实际缴费存在明显差异,其中,民营企业参保比例低、缴费水平低、对监管中性非常敏感。文章认为,国有企业可获得优惠价格生产要素,合规缴纳社会保险费,而民营企业则以较高的价格获得要素资源,只能以“低价”参加社会保险或不参保,这两个板块构成“竞争中性偏离”的二元生态结构。2018年征收体制改革相当于对民营企业参加社会保险实施“监管中性”,从而提高了民营企业成本预期,引起民营企业抱怨,这是中央做出征收体制改革暂缓的主要原因。文章建议,利用大幅降费的机遇,规范企业缴费行为,同时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对两个板块采取逐步向竞争中性收敛的政策。

The Effect of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n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in High-tech Enterprises of Jiangsu Province--Based on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gulatory Focus

With China＇s rapid economic developmen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plays greater impact on its direct stakeholder employees＇ organizational commitment （EOC）. A questionnaire survey was conducted on 426 employees of high-tech enterprises within Jiangsu Province. Multiple regression method was used to test the hypothesis based on the questionnaire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dimensions of CSR including employees responsibility, products responsibility, environment responsibility and charitable responsibility have positive effect on the affective commitment;while the continuance commitment might be more influenced by the environment and charitable responsibility. The regulatory focus plays a moderate effect between CSR and EOC. Promote regulatory focus have positive impact on affective commitment and negative impact on continuance commitment. Defense regulatory focus is just on the opposi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