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尔兰债务危机及主权信用监管问题研究

爱尔兰债务危机的爆发主要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使银行陷入困境,政府不断向其注资导致巨额财政赤字。危机爆发后,爱尔兰国内积极采取各种措施对危机进行治理,欧盟委员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向爱尔兰提供了援救。爱尔兰债务危机对本国经济以及整个欧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此次危机更显现出了国家主权信用监管的不足。本文以爱尔兰债务危机为基础,对国家主权信用监管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提出了如何在国家层面及区域经济联盟的层面对政府信用进行监管。

主权财富基金监管:重心、趋势与我国对策

近年来,随着世界经济的迅猛发展,各国主权财富基金的数量和资产规模都在不断扩大。鉴于主权财富基金具有浓厚的政府背景,再加上其投资活动缺乏透明度,投资接受国对其投资行为持谨慎态度。考虑到本国政治、经济安全,接受国纷纷开始加强对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活动的监管。在阐释全球主权财富基金监管的缘起、重心及其发展趋势基础上,提出了我国主权财富基金的应对策略。

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时代表征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对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进行比较,结合CPTPP的时代背景分析中国跨境数据流动规则的发展方向。[研究方法]分析CPTPP架构下数据跨境流动规则的理念与特征,提炼不同代表国家所形成的具体模式,为中国优化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提供借鉴。[研究结论]当前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可以归为四类,中国加入CPTPP的诉求强化了中国相关规则在数据安全与自由流动间寻求平衡的需求。未来可以通过全面提升数据跨境流动监管的透明度、健全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影响评估规则、合理界定数据跨境流动规则例外条款、构建数据分级分类的保护机制等方式回应前述需求。

外资法的选择:南非改革《投资保护法案》

国际投资体系正在遭遇危机,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质疑双边投资协定提供的投资者保护制度是否确实有益于增加投资的流动,全球多个国家正在审慎地进行外国投资法的改革.基于此,文章以南非的实践为现实起点,通过概述南非投资保护制度变革的缘由以及深入剖析《投资保护法案》的立法意图,阐明其以国内立法维护公共利益监管权力的法律选择,旨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为远赴南非的中国投资者提供法律风险的预判,揭示外资法变革对于中国投资者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于南非建立新的投资保护制度,其将面临的挑战是如何维持稳定、可预测的投资环境与实现投资保护改革的若干目标之间的平衡.

面向CPTPP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比较与中国因应

[研究目的]梳理、比较和分析CPTPP与中国业已加入的RCEP中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进而探索中国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应然方向。[研究方法]分析CPTPP和RCEP在数据跨境流动议题中的规则差异及其原因,讨论CPTPP高标准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对中国的潜在影响,进而基于中国立场,辩证探索中国完善跨境数据流动监管的合理路径。[研究结论] CPTPP高标准的数据跨境流动规则将潜在限制中国的国内监管自主权,挑战中国基于“安全”理念的数据跨境流动话语体系进而倒逼中国优化自身的数据跨境流动监管措施。对此,在坚守国内监管自主权的基础上,中国应积极顺应数据跨境流动的自由化趋势,以“良好监管实践”为指引优化数据跨境流动监管并以利益平衡为目标推动例外条款在数据跨境流动议题中的解释与适用。

全球自贸协定中的“监管一致性原则”与中国的因应

近年来,全球自贸协定中对于有关"监管一致性"原则的要求越来越突出,这是全球价值链扩展、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国际规制合作的必然要求。在经历了规制改革运动、WTO良好监管实践、双边和区域性规制合作与融合、APEC的规制合作等阶段后,21世纪的监管一致性原则呈现出整体性、操作性、持续性的特点。中国在参与国际规制合作的过程中,应该重视国际规则和国内规制间的良性互动、有序设立监管机构和监管影响评估,并注意监管主权与承担国际义务间的现实平衡。

美国主权债务危机的生成机理与法律应对

美国爆发的主权债务危机显示出美国在主权债务监管法制中的重大缺陷,危机产生和处置的整个过程中,主权债务监管法制并未发挥出应有的控制主权债务风险、维护投资者权益的作用。美国债务危机的法律成因是因为其《预算平衡法案》和《债务限额修正案》监管失灵导致的,并可能导致直接或隐性违约的现象产生。对于债务危机的应对美国主要采取财政平衡修正案以及债务负担的转移,但其应对效力是值得商榷的,其可能损害投资者权益。中国应该意识到美债危机可能对中国带来的风险,构建有效的应对机制,降低债务危机对中国造成的冲击。

WTO国民待遇原则在《TBT协定》适用中的新发展

由于《TBT协定》中缺少类似《GATT1994》第20条的一般例外规定,因此上诉机构对该协定第2条第1款国民待遇原则"不低于待遇"要求的判定适用了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以维护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根据该标准,如果技术法规对进口产品造成的不利影响完全源于合法监管区分,那么该法规就不构成对"不低于待遇"要求的违反。然而,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能否真正保障成员方的监管自主权值得怀疑,因为该标准不但本身存在模糊和矛盾之处,其与《GATT1994》第3条第4款和第20条的适用法理也不尽相同,从而会导致成员方就同一事项在不同条款下享有不同监管自主空间。我国宜在今后TBT案件的参与策略和技术法规的制定两方面着手应对合法监管区分例外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