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管介入上市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近年来,部分上市公司治理失效、管控失灵、运作失序等问题凸显,外部监管介入势在必行。研究发现,面对我国上市公司治理本土问题,在信息披露规制失灵的情况下,应当突破监管介入的法治困境,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中明确证监会的监管职责,并以回应性监管理论为指导,寻找公司自治与政府管制之间的平衡,强化上市公司治理内生动力,构建监管介入上市公司治理机制。本文建议制定《上市公司治理监督管理办法》,发挥证监会和证券交易所的监管合力,实施多层次监管、过程性监管和分类监管,为上市公司治理监管工作奠定制度基础。

期货市场操纵监管:权力配置与介入方式

期货市场的反操纵法律需要通过高效完善的监管体制来落实,且反操纵监管执法的成本不能超过操纵活动给社会带来的成本。期货市场操纵监管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涉及监管权配置、监管介入的方式和措施等方面的问题。在监管权配置方面,自律监管应当与政府监管相结合,并将自律监管定位为操纵监管的一线力量,政府监管则作为自律监管的重要补充与外部约束。在监管介入的方式与措施方面,则包括事后基于损害的惩罚型监管,事前通过制度设计实现的预防型监管,以及事中通过市场干预实现的干预型监管。惩罚型监管需要与预防型监管、干预型监管结合起来,才能实现对期货市场操纵的有效规制,其中特别强调干预型监管介入应当以一定的原则和限度为基础。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体制的司法介入制度初探

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体制的司法介入,是指司法机关在证券交易所拥有强大的自律监管职能时,如何通过诉讼程序干预证券交易所的一些不当的自律监管行为,以保护证券市场参与者合法权益的法律制度。在交易所发展史上,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管理,对其中的利益冲突衡量,是交易所自律管理制度演变的主要动力之一。但是,我国目前尚未建立具体的司法介入交易所自律监管的法律制度,这是我国证券监管制度改革中的一个立法空白。本文拟从最基础的层面对司法介入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体制的基本法律原则进行探讨,以期对我国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体制的司法介入制度的立法建设提出一些微薄的看法。

“介入式”监管:网络平台企业监管的新策略

“介入式”监管是监管部门利用平台企业提供的数据接口,秉持对企业经营“最小干预”的原则,对平台企业内部治理及平台之上各类商家的经营行为开展实时监管和有效干预的监管模式和监管策略。“介入式”监管的前提是对平台企业内部治理结构有效“穿透”,同时需要在监管强度、利益偏好及监管技术三方面达成平衡,以使得各类市场商事主体能够形成对于政府监管偏好的稳定预期。“介入式”监管的理想场景是监管部门与平台企业在彼此信赖的前提下实现平台的“开放性自治”,监管部门只在特定场景下才会主动介入到平台内部治理之中。

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组织法改革——以《公司法》修订为背景

如何有效完善上市公司治理监管一直以来都是资本市场聚焦的重点议题。从组织法角度来看,基于上市公司的公共性及股权结构特征,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等公众利益,应采取较为严格的治理机构立法,加强立法的强制性,进一步强化上市公司治理监管的外部约束机制。可考虑赋权第三方监管机构介入上市公司治理领域,突破监管介入的制度困境,推动提高上市公司质量。

司法划转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监管制度研究——基于不同标准的监管衔接

司法划转变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存在两种方式:一种是基于诉讼或者仲裁的司法划转;另一种是基于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或者股权公开拍卖的司法划转。两种方式的司法立场、目标追求以及相应的司法判断标准是不同的。不同的司法判断标准决定了如何进行监管衔接,前者应在尊重司法权的前提下采取适应性监管方式,后者可在协作理念下采取介入性监管方式。

期货公司破产法律问题初探

期货公司破产危害客户利益,可能破坏经济秩序、产生重大风险,立法应着重解决客户账户和客户资产处置问题,赋予监管机构必要的规则制定权、特殊情况下指定托管和接管权、听审和发表意见权。我国现行将证券公司破产处置规则适用于期货公司破产的做法是不可取的,应为期货公司破产制定专门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