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与地方关系的法治化——以中央与地方的监管分权为考察

文章从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土地管理及农地保护等方面入手,探讨了中央和地方监管权的分界。由于不同领域的性质各不相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界限也有所不同。总的来说,中央有必要将自己的权能限于必要的范围;中央和地方权限的具体划分则应根据效率原则,通过基本法律加以合理确定。

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利益衡平之下的监管分权和配套建制

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是我国证券市场深化体制改革的举措,检讨新股发行注册制改革的相关问题,挖掘成熟证券市场注册制改革的理念,探讨其配套建制的经验,可见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不是简单的"去管制",改革的实质是利益衡平之下的监管分权与配套建制。我国的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也应遵循这一改革逻辑,以股票发行市场效率化和投资者利益平衡保护为理念宗旨,根据本土化特色,推进股票发行监管权力结构性重整,并推进配套建制。

证券市场监管分权效果研究

行政监管是维护资本市场有效运行,保护投资者权益的重要力量。以证监会将案件调查权委托给交易所为契机,检验证券市场监管分权的效果。结果显示,政策推行后,证监会作出行政处罚的概率增加。市场预期上市公司将面临更高的监管风险,如果遭受处罚,将造成投资损失,因此短期内对该政策产生负面反应,尤其对违规可能性高的公司,负面反应更强烈。长期来看,由交易所负责部分案件的调查会产生威慑作用,从而促进公司提高质量,尤其是距离交易所更近的公司,面临更大的监管压力,质量更大程度上得到提升。研究结论表明,监管分权提高了执法效率,促进了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地方金融监管:探本·问诊·治策

地方金融监管是我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热点问题。本文从地方金融监管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变迁、形势变化与现状问题、改革路径与政策建议等方面展开了研究。研究发现,地方金融监管从基础逻辑、国际经验与制度变迁的角度上应该回归“监管”理性;由于地方金融监管面临金融科技新挑战、新兴金融新风险、监管调整新格局与风险处置新任务,存在监管法治建设滞后、监管基础设施落后、监管理念工具陈旧以及监管分权协同不足等问题,须从金融与实体、政府与市场、中央与地方、监管与创新四大关系和制度、技术、组织、方法、协同五个层面重新明确地方金融监管改革的方向与路径。因此,应遵循地方金融发展规律与监管改革方向路径,加快地方金融监管法治进程、完善地方金融监管基础设施、转变地方金融监管理念方式与建立地方金融监管协同机制。

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路径

“理性”经济人的概念是理论经济学的重要支撑,从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理性”实现视角,以监管权力的“理性”实现为切入点来探讨地方金融监管问题,把决策者描述为“理性行为主体”,运用经济学中“理性”视角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实现进行研究,契合我国全面深化金融监管改革进程中“旧未完破、新未全立”的情势。对地方金融监管权力的“理性”配置,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方法探寻其发展规律,并从主体自觉、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维度构建主体“理性”框架。在此基础上探讨主体“理性”实现路径,进一步提出重塑金融发展与实体经济、政府管理与市场调节、中央调控与地方监管的关系。

中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回顾、反思与展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金融体系发展经历了1978-1992年恢复与重建、1993-2002年多样化体系雏形显现、2003年至今逐步完善三个阶段。农村金融改革以增量改革为主,具有明显的政府外生推动的渐进性特征。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起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和合作性金融相互协调的农村金融体系。在进一步推进农村金融改革的过程中,所有制中性、激励不相容以及多目标冲突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农村金融改革,需要统筹考虑、整体推进,理顺农村信用社的产权关系、推进农村信用社和省联社改革,鼓励私人资本试水农村社区商业银行,优化农村金融机构布局,充分运用金融科技手段改善农村金融服务,放权地方金融监管,完善中央与地方监管协调机制。

电信监管模式的分析

分析了目前全球不同国家及地区所采用的不同监管模式,探讨了对我国电信监管转型可借鉴的监管模式和监管经验。

银行监管谁主导?

银行监管权最终花落谁家要看三个银行业法律的最后出台。无论如何,银行业内外希望建立起一个更加市场化的银行监管及调控体制,并能促进中国银行业乃至整体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

美国法上的IPO“注册制”:起源、构造与论争——兼论我国注册制改革的移植与创生

股票发行注册制的改革目标得到各界人士的一致肯定,但看似目标趋同的背后却存在着完全迥异的改革思路。鸟瞰美国法上的IPO注册制可以发现三个核心要素,即多元化的审核主体和分离的审核程序、嵌入实质审核的信息披露监管以及与注册制相配套的其他制度系统。此外,近来美国学界对高度依赖信息披露监管路径的批判也提醒我们需理性看待信息披露的功能。建议我国转向多元化的分权监管,强化信息披露的有效性但慎用基于价值判断的否决权,同时适当运用自由裁量权,避免僵化执法。

Institutional changes of China's drug regulation and improvement solutions

Drug regul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policy to ensure drug safety.In this article,we analyzed institutional changes and problems in China＇s drug regulation.In addition,suggestions were provided to enhance the capacity of drug regulation,including a clearer functional positioning for drug regulation,increased resource inputs in drug regulation at central level,a more rational allocation of vertical drug regulatory functions,and an improved supervision mechanism for regulatory departm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