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合所有制程度、环境监管强度与企业环保投入

混合所有制改革旨在提高中国国有企业的资本配置效率和治理水平,是中国国有企业当前改革的重点和关键。立足此背景,本文手工整理了企业环保数据,基于2008—2019年A股国有上市公司的样本,系统考察了混合所有制程度对环保投入的影响。研究发现: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即混合所有制多样性越大、融合度越高,环保投入越少;而政府环境监管强度起到了调节混合所有制程度与环保投入负向关系的作用。进一步的研究显示:混合所有制程度通过强化融资约束来抑制国有企业的环保投入;区分环保投入类型,混合所有制程度对不同类型环保投入均存在抑制作用;区分行业污染程度,混合所有制程度的抑制作用在重污染行业中更高;区分混合主体参股程度,外资、民营参股程度越高,环保投入越低;区分国有企业层级,混合所有制程度的影响在中央企业中较小。本文从环保投入的角度揭示了混合所有制改革可能引发的微观影响及其应对思路,并进一步为监管机构和投资者提供了有益启示。

监管强度预期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基于证监会随机抽查威慑作用的研究

有效的监管措施有助于提升信息披露质量,而监管政策的威慑效果一直是学界和业界关心的重要问题之一。本文通过手动获取2016-2020年间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双随机”抽查的相关数据,以企业预期抽查概率作为监管强度预期的度量,实证分析了“双随机”抽查制度对于上市公司盈余管理行为的威慑作用。研究发现:现场“双随机”抽查机制对上市公司应计盈余管理具有威慑作用,监管强度预期越高的企业,盈余管理行为越弱;企业所在地区市场化水平、法治化水平、企业产权性质以及公司治理水平能够强化这一威慑作用的影响;企业审计费用与监管强度预期呈负相关关系,而对被抽中进行现场检查的企业,审计师会要求更高的审计费用。上述研究结果为评估证监会上市公司现场检查“双随机”制度的效果及其影响提供一定的实证证据。

风险偏好、监管强度与金融监管有效性——基于委托代理理论的博弈分析

监管博弈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的风险偏好影响其有效性,对不同经营效率的金融机构监管的有效性也有差异。监管机构宜引入审核和惩罚等机制,提高监管强度,提升金融监管有效性。对高效率金融机构,监管机构宜采取原则导向的监管,给予更多的自主权,激发其竞争力和活力;对低效率金融机构,应采取规则导向的监管。同时,监管行为可更具灵活性,根据不同的风险偏好采取不同对策。

PPP项目政府监管强度对社会资本履约绩效影响研究

为明确政府监管强度对社会资本履约绩效影响的作用机理,通过识别政府监管内容,构建了一个有调节的结构方程模型,考察不同PPP项目类型下政府监管强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履约绩效影响。研究发现:政府监管中的准入监管、价格监管、信息监管、合同监管的加强对于社会资本履约绩效的提升有显著作用。其中准入监管中,经营性并不能对该路径效果起到调节作用;价格监管路径的效果随着经营性水平的提高起到明显的正作用调节;信息监管路径随着经营性水平的提高,对路径起到的是削弱的作用;合同监管路径调节效应也是随着经营水平提高而对路径效果削弱。研究结果为政府今后实施PPP监管提供了理论支持,同时可为社会资本选择项目时衡量当地政府监管提供参考,更好地实现PPP项目目标。

政府监管强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研究

本文以2012—2016年我国沪、深两市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基于合法性理论与信号传递理论,探索政府监管强度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作用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政府监管强度与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显著正相关,在“硬性”、“硬性-积极”披露上效果更为明显,并且这一效果是由于政府监管压力下企业内部控制发挥了中介作用。

提升监管强度具有风险抑制效应吗?——来自中国银行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的监管流程角度出发,运用我国71家商业银行2003年至2013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监管强度提升对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的影响。研究表明,相较于事中现场审查而言,银行业监管部门事前发布监管公文和事后违规惩戒措施实施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更为明显。监管强度提升的风险抑制效应对大银行和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作用普遍更强。但对于上市银行和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存在差异,其中,监管公文发布对上市银行风险承担的抑制效应要弱于非上市银行,而违规惩戒措施的效果与之相反,现场审查对上市、非上市银行的影响则不存在显著差异。

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监管强度与审计质量

本文以2001~2011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以审计师与上市公司之间的地理距离为基础构建了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变量,本文实证研究了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是否影响审计质量,以及监管强度对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与审计质量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提高了审计质量。此外,监管强度弱化了审计师-公司地理近邻性与审计质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本文的研究丰富了审计质量领域的研究,揭示了距离不仅是地理概念,而且具有一定信息内涵。

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影响——基于金融监管强度调节效应的分析

作为中国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金融机构一直承担着服务“三农”的重大任务。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稳定发展,会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产生何种影响?如何调整监管强度才能够更快实现数字金融与传统农村金融机构和谐发展?本文基于农村金融机构的特点梳理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的影响机制,并以全国范围内283家农村金融机构2011-2019年非平衡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存在倒U型影响,随着数字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先上升后下降。金融监管强度在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之间发挥调节作用,随着金融监管强度提高,数字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金融机构经营风险之间关系的曲线趋向平缓,同时两者之间关系的曲线拐点向左移动。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金融发展促进了农村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且这种促进作用存在边际效应递增的非线性特征。以上结论对今后推动普惠金融发展、优化政府角色定位、稳定农村金融市场具有启示意义。

互联网金融创新监管的多阶段博弈规律研究--基于平台异质性的市场反应分析

聚焦P2P行业监管发展历程的经验教训总结,重点关注行业监管政策阶段性调整对不同资本类型P2P平台市场表现的异质性影响,以探讨新兴金融创新模式监管政策体系建设的动态调整依据及规律。首先,基于监管政策演变及平台异质性特征构建“监管方—平台方”的多阶段动态演化博弈模型,分析了监管政策调整框架下不同资本类型平台的异质性市场反应路径。其次,通过对2014—2019年P2P平台真实市场表现数据的统计分析,验证了演化博弈模型的结果推论。最后,构建了“监管方—平台方”之间决策效用的动态优化推演模型,以进一步探索博弈双方决策效用的周期变动、强度迁移以及多层次治理规律,并据此从风险事前防范、事中管控、事后处置与分析角度为新兴金融创新模式发展的有效监管提出政策建议。

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政策最新进展

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是危机后国际金融监管改革的重要内容,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加强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方面有很多要求。积极推进系统重要性银行监管的研究,有助于加强对系统重要性银行的监管,提高系统重要性银行的风险抵御能力,确保银行的安全和稳健运行。

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沪深交易所财务报告问询函的证据

文章以2014-2016年收到财务报告问询函的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问询函监管显著增加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跟随,降低了分析师盈余预测误差及分歧度。进一步研究发现,当问询函监管强度越大、问询函内容涉及前瞻性问题时,问询函监管对分析师盈余预测行为的影响越显著。

理财业务监管路径探析: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理财业务作为银行吸收和运用资金的重要方式,是服务实体经济的重要渠道。而实体经济的平均收益率水平为我们观测理财产品实际收益率水平的合理区间提供了参考。本文在若干假想的基础上,通过实证研究证实了理财业务实际平均收益率可有效提示银行机构的整体风险水平,在分析其机理的基础上,提出了理财业务监管的两大主要路径。在当前利率市场化趋势增强的背景下,本文的研究对加强银行监管提供了参考价值,同时对观测市场利率风险和系统性风险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研究

基于数字金融赋能城市产业结构升级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6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双固定面板模型、空间杜宾模型等探究数字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效应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整体上数字金融显著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其中使用深度和覆盖广度影响更大;作用机制分析显示,数字金融可以通过提升区域创新创业水平促进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并且金融监管强度可以正向调节其促进作用;空间溢出效应表明数字金融对城市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正向溢出效应;分样本看,数字金融对中部、东部城市以及二、三线城市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作用更大。该研究为城市深化数字金融建设、优化创新创业环境、完善金融监管机制、统筹区域发展、因城制宜制定政策提供了建议参考。

“双循环”格局下我国平台企业合规风险与挑战

我国“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在构建过程中产生了不同影响力,同时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背景下,涉及外贸业务平台企业摆脱传统业态短板的约束而呈现出逆势发展的现象,并在发展中展现出虚拟性、合规责任多面性的新特征。“双循环”格局一方面刺激平台企业外贸与内销的市场活力;另一方面对其提出了更为严苛的管控要求。以欧盟为代表的域外数字治理和我国平台经济治理均呈现监管强度不断升级的趋势,平台企业适时调整合规策略以规避市场风险将成为其必要的战略选择。

异质性环境规制政策合力与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演化博弈分析

企业绿色技术创新是驱动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以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保障,但是创新活动的外部性特征往往导致企业创新的内在激励不足。本文研究旨在探索政府干预形成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两种政策合力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外部激励机制,为此,构建了一个居民环境保护参与行为的“搭便车”博弈模型,在引入政府激励机制基础上进一步构建了政府、企业和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研究发现,正式与非正式环境规制政策执行中也存在因规制成本高于收益导致的互相“搭便车”问题,造成规制失灵。政府提高公众参与环境保护行为的奖励力度以补偿公众成本是政策合力形成的关键,而政府规制执行中监管强度的差异则直接决定了政策合力促进企业创新效果的优劣,表现为严格监管时政策效果优于宽松监管。进一步对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的政策合力路径进行优化时发现,非正式环境规制力度增强和“减税降费”政策具有优化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强环境政策工具组合弹性的帕累托改进效果。

评级收费、评级监管与信用评级合理性——基于实验研究的证据

由于债券信用评级收费信息不公开,因此评级收费如何影响信用评级合理性一直是个谜。基于对信用评级收费和评级合理性的实验研究,本文发现:评级收费与过度评级之间呈倒U型关系,即较高的信用评级收费会诱导评级机构的过度评级,但是更高的评级收费可能导致评级机构更加谨慎,降低过度评级。监管能对过度评级现象起显著遏制作用:随着监管强度的提高,过度评级现象减少。而且,监管的加强会提高评级机构的违约成本,从而使得评级收费对评级合理性的影响拐点右移,即更高的评级收费才能弥补因监管加强增加的违约成本。也就是说,较严的监管不仅会直接遏制过度评级现象,也会造成评级机构更加关注预期损失,降低评级意见购买的可能。本文的研究为监管部门规范评级机构的信用评级收费及提高其信用评级合理性提供了参考和借鉴,评级收费的公开化和透明化有利于信用评级的合理性。

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

绿色技术创新已成为经济转型与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文基于2007一2019年全国城市层面的面板数据,系统考察了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的本地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并分析了结构优化与要素配置的影响机制以及政府环境监管的调节机制。研究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与能源效率之间存在非线性的动态关系,表现为低创新水平时的抑制作用和高创新水平时的促进作用。在空间效应方面,区域内整体绿色技术创新水平较低时会产生“虹吸效应”,当城市间创新水平普遍提升后,绿色技术创新能够对能源效率产生正向的空间溢出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技术创新主要通过结构优化效应和要素配置效应两种机制影响能源效率;适度的命令控制型环境监管有利于绿色技术创新对能源效率产生促进作用,监管强度过高时反而会有阻碍作用,而市场激励型环境监管方式越完善,所产生的监管效能越大。由此,本文从加强城际环境政策协调、增强绿色技术核心城市的创新策源能力、选择适当的环境监管手段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期为我国城市绿色协同发展提供经验参考和依据。

Reconciling Industry and Environment： Optimal Regulation Intensity for Industries

Constrained by the dual mission of supporting industrial growth and reducing emissions, China＇s tradi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oriented environmental policies unavoidably face a dilemma. Tak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s the exclusive indicator for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author calculated the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of China＇s industries under different pollutant disposability assumptions, while also consider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In addition, based on the assumption of industry heterogeneity, the author examined the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s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nd calculated the optimal regulation environment for industries. According to this study, when impact of undesirable outputs （pollutant emissions） is considered,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re positively correlated, which to some degree validates the Porter Hypothesis. At present,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clean production industries but shows a lag effect on pollution-intensive industries. The degree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and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show an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 and display three thresholds. It should be noted, however,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gulation and efficiency may vary across industries. These findings have clear policy implications： China should adjust its traditional emission reduction-oriented environmental polices by targeting environmental efficiency. At the same time, rather than continually increasing the level of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the government should establish standards for individual industries that emphasize flexibility.

内幕交易者的交易策略与最优监管研究

本文以Kyle(1985)及缪新琼和邹恒甫(2004)的单期模型为基础,通过假定内幕交易者的不完全信息以及市场对半强有效条件程度上的偏离,克服了缪新琼和邹恒甫(2004)的两个主要缺陷,同时,借鉴Jhinyong Shin(1996)提出的测量监管力度的指标,在有监管的情况下对内幕交易者的交易策略、最终收益以及监管机构的最优监管策略进行了分析。

中资银行国际化、金融监管与国际贸易

本文利用1998—2016年中资银行国际化事件和中国同174个经济体间的双边贸易往来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研究中资银行国际化对母国与东道国贸易地理分布的真实效应。结果表明:第一,中资银行国际化的空间结构和密度布局对母国与东道国的贸易往来产生正向影响。第二,对东道国金融监管水平的研究表明,东道国内部监管强度和外部治理强度对银行国际化与贸易往来的关系产生负向调节作用。第三,异质性检验显示,较之于中间品样本组,对信息融合需求更高的最终品样本组中,银行国际化促进贸易往来的效应更加显著。本文从理论上为全面理解中资银行国际化与国际贸易的互动机制提供经验证据,从实务上为当前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背景下利用金融机构国际化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提供政策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