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生态监管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研究

为了建立健全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的科学评估体系,本文介绍了基于生态监管的评估指标体系构建方法。该方法涵盖了基于生态监管的评估指标选择与计算、确定指标评价标准、综合评估打分,共三方面内容。研究结果表明,该评估指标体系能够全面、客观地反映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的实施成效,为相关决策提供科学依据。该研究对于促进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的持续改进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生态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研究

进入新时代,多元化格局和高速发展的经济给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带来了新的挑战,所以大力创新生态环境监管模式显得尤为必要。为提高治理能力,目前各大城市都相继推出了数字化环境监管方式,采用技术化、智慧化手段,服务生态环境监管,更好地提升了生态环境监管的实效性。基于此,分析生态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和生态环境数字化监管的具体应用,并结合现阶段生态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行之有效的生态环境监管数字化转型路径。

社会-生态综合视角下海岸带生态监管框架与应用——以深圳为例

海岸带作为海洋与陆地两大生态系统的连接与桥梁,既是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区域与战略中心,也是生态环境破坏和污染的热点区域。以往针对海岸带区域开展的城市化对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主要利用30 m空间分辨率的Landsat数据分析城市扩张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侵占,如自然用地减少、景观异质性降低、填海造陆速度变快等,而针对污染产业、人类活动等引起的河口水质污染、水温异常、自然岸线退化等复杂生态环境问题关注不足,难以满足陆海统筹管理、综合防治的需求。因此,研究围绕海岸带面临的主要问题,面向海岸带生态环境综合管制,构建了“问题识别-格局量化-地面调查-生态监管”的综合框架,通过明确生态环境问题,量化社会-生态格局,开展实地调查,制定生态监管目标和策略。通过融合高分影像、兴趣点、道路等多源异构数据并结合地面调查,准确识别影响生态环境的社会-生态格局因子,实现空间显性的生态监管。进一步以深圳为典型案例,探讨该概念框架的应用,将深圳市海岸带划分为了四类共980个生态监管单元,其中包括153个优先保护单元,主要为分布在海岸带东部的林地,7个生态风险较大的核心管控单元,597个几乎分布在海岸带西部的重点管控单元和223个涉及人类日常活动的一般管控单元,并分别提出了相应的生态监管策略,以期为陆海统筹的海岸带综合管理提供科学支撑。

基于生态监管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

生态监管是保障生态保护修复工程有效实施的重要途径,生态保护修复监督评估是我国当前维护生态环境安全的迫切需求和生态监管开展的有力抓手。在对国内外已有生态保护修复成效评估相关理论方法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围绕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目标,结合生态监管要求,统筹考虑“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理念、生态保护修复工程类型、指标可操作性和兼容性等因素,综合运用频度分析法、专家咨询法和层次分析法等方法,提出了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指标体系,构建了包括生态环境成效和工程管理成效的指标体系。其中,生态环境成效指标由共性指标和个性指标组成,共性指标包括生态系统格局、生态系统功能、生态干扰等方面的具体指标,个性指标包括森林保护修复工程、草原保护修复工程、湿地保护修复工程、矿山修复工程、防沙治沙工程、石漠化治理工程、水土流失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流域综合治理工程等不同工程类型的具体指标。工程管理成效指标主要包括工程绩效、工程实施及公众满意等方面的具体指标。在对各项指标评估的基础上,通过综合评估计算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进行评估。基于生态系统格局指数、生态系统功能指数、生态干扰指数、工程管理成效指数及不同工程类型的个性指标指数,得到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综合指数,在此基础上,对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进行分级,包括不合格、一般、良好和优秀4个等级,反映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状况。研究可为生态监管要求下的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实施成效评估提供指导方法和重要参考。

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 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的关键和前提。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对巩固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为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生态环境,非常重要且必要。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重心在城市,对于特殊性和差异性巨大的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还存在一定空白,普遍面临监管效率低、监管基础薄弱、监管对象复杂等诸多困难。因地制宜建立农村生态环境监管机构,通过厘清监管职责和内容、形成各方监管合力、夯实相关基础性工作等举措,对加强农村生态环境监管,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之路有重要意义。

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现状、特点与监管能力提升建议

生态保护红线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创新。生态保护红线占地面积大、涉及范围广、生态类型多,如何进行监管是建立生态保护红线长效管理机制的重要环节。为有效开展生态保护红线监管,我国于2018年10月启动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本文系统分析了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和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的必要性,分析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建设现状,概括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的技术特点、监管能力、运行模式和发展前景,提出了国家生态保护红线监管平台智慧监管能力的建议,为推动各省(区、市)提升生态保护红线监管能力,构建生态保护红线监管网络体系提供参考。

我国海水养殖污染状况及生态环境监管需求

本文对我国海水养殖总氮、总磷排放量进行了评估,并分析了我国海水养殖生态环境影响和存在的管理问题,提出了我国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需求。评估结果显示,全国海水增养殖总氮、总磷年排放量分别达到32.43万吨和10.75万吨。由此可见,海水养殖污染已成为我国近岸海域重要的污染源之一。除营养盐污染外,海水养殖还会产生药物、垃圾等污染,并对海洋生态产生一定的影响。针对我国海水养殖规模巨大、生态环境影响突出的问题,本文从明责任、转方式、严准入、控投喂、盯尾水、减废弃等角度提出了我国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需求,为有效解决海水养殖带来的生态环境问题提供管理建议。

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与强化对策建议

2023年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强调,要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切实加强生态保护修复监管。本文在分析国家生态保护修复监管重要意义的基础上,梳理了我国生态保护修复监管现状,从优化生态安全格局、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功能、确保实施生态保护修复工程取得成效、提升生态保护修复监测与预警能力、建立生态保护监管长效机制和发挥生态文明示范建设的引领带动作用的角度提出对策建议。

广东省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的设计与实现

为提高生态流量监管能力,推进小水电的绿色发展,针对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智能化、信息化不足等问题,围绕生态流量监管的关键环节及业务管理需求,提出感知层、网络传输层、数据存储层、支撑服务层和应用层的5层总体架构设计。基于物联网、人工智能及大数据技术,重点从组网方式和接入协议阐述物联网的接入架构,使用深度学习实现视频图像智能分析并进行下泄流量监测,使用大数据技术建立模型进行预警、预测。应用微服务架构、云服务、WebGIS等信息技术,构建具有生态流量监测、设备管理、地图控制、预警管理及数据可视化等功能的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平台,可有效监管小水电泄流行为特征,为流域、水系提供生态流量保障。

我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政策设计

海洋牧场作为传统渔业转型的新动力以及海洋资源开发和保护的新模式,能够有效兼顾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和渔业资源高效产出,已成为海洋生态经济健康持续发展的重要引擎。然而,由于对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方面的顶层设计缺位,其生态安全问题日益凸显。因此,在借鉴国外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经验的基础上,从我国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政策的顶层设计入手,具体阐释监管政策的目标以及政策总体思路,并基于行政监管、经济监管、社会监管、科技监管四个层面提出相应的监管政策,从而搭建起一套相对完整的海洋牧场生态安全监管政策体系。

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的生态环境损害与监管

我国西部地区是重要的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大规模的矿产资源开发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辨析矿山生态环境损害相关概念的基础上,阐述了西部12省(市、自治区)矿产资源概况与开发特点,剖析了矿山土地毁损、生态完整性破坏、水土流失/土地沙漠化和环境污染等主要生态环境损害问题与不利影响,并从严格执行矿山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政策,健全国家层面的矿山生态环境监管机制,制定西部地区矿山生态环境损害的监测、风险评估、保护与恢复治理的专项规划,以及落实地方各级政府和企业的矿山生态环境损害责任4个方面,提出了我国西部矿产资源开发生态环境监管的对策建议,以期为加强我国西部地区矿山生态环境保护与恢复治理以及促进区域可持续发展的生态安全屏障保护与建设提供决策参考。

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多元互动的生态型监管模式构建

现代生物技术效益与风险并存,为了防止转基因生物技术对环境造成的污染,在和谐社会理念下探讨转基因生物环境污染的监管法律制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转基因生物技术环境污染的实然特质进行考察,运用产权理论、交易成本理论、负外部性理论进行分析,并在整合现有监管资源的基础上构建了多元监管互动的生态型监管模式。

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指出要完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然而目前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相适应的生态环境监管制度仍存在法律体系尚不完备、监管体制不健全、监管制度不严密和监管执行力不足等问题,文章指出完善生态环境法律法规体系、健全环境监管体制、提高环境监管执行力、形成健全的生态环境监管机制是完善监管制度、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保障。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监管的问题及推进

非学科类培训机构的问题集中表现为忽视教育公益性、培训与管理质量参差不齐、存在规避监管的侥幸心理等。现有的监管存在维护教育公益性不力、分类监管推进不够、监管机制运转不畅等问题。非学科类培训是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为了规范其发展,推动其发挥培养学生兴趣特长、拓展学生综合素质的积极作用,下一步应当综合考虑非学科类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及现有监管的不足,按照突出监管重点、注重统筹兼顾、优化制度设计、做到疏堵结合的路径去推进监管。

我国海水养殖现状及生态环境监管分析

海水养殖业是我国重要的海洋支柱产业之一。我国沿海部分区域仍然存在海水养殖无序发展、尾水散乱直排、环保设施建设滞后、历史欠账多等现象,海水养殖污染严重威胁海洋生态环境安全。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海水养殖污染防治工作。本文系统梳理了海水养殖业的发展现状、污染现状以及主要的治理技术模式,对比分析了全国沿海11个省(区、市)制定的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并针对相关标准中的受纳水体划分方式及控制指标和限值进行了总结分析,归纳总结了我国加强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的相关政策文件,梳理了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严格环评管理和布局优化、加强海水养殖排污口排查和分类整治、强化监测监管和执法检查以及加强政策支持与技术示范等对策建议,以期为提升海水养殖生态环境监管水平提供支撑。

新时代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论纲

我国新时代生态环境监管体制面临着三大矛盾,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和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需求和法治创新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人民对美好法治创新的需求和法制与治理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从法治创新的视角切入,三大矛盾应分别向宪法上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现、行政法上环境事权的分配与再分配、环境法上领域法的系统作为进行转折。生态环境法制的完备化、执法的严格化、司法的专门化、守法的普遍化构成了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的总体谱系,而“生态环境监管委员会组织法”则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提供了具体承载,成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法治创新路径的最优选择。

我国生态环境监管规范体系化之疏失与完善

生态环境监管职能分散交叉、多头管理的体制性障碍是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效能不高的重要成因,这一体制性障碍可以进一步归因于构成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法律规范的体系化疏失:一方面,生态环境监管主体职责边界模糊的缺陷与相关法律表述模糊不清、表达不规范紧密相关;另一方面,在生态环境领域以要素为依据的分散式立法体系化程度不高的语境下,监管体制法律规范之间多有冲突、协调性不足,难以协同服务于监管制度的有效实施。因此,完善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可以法律规范的体系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包括从形式层面完善法律条款的立法表述以及从内容层面实现法律制度体系化这两个维度展开,促进立法内部不同监管主体之间沟通协调机制的形成,实现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系统化、综合化。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回顾与展望

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态环境的复杂变化,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也走过了40年的历程,对于防治环境污染和保护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2018年是我国改革开放40周年,国务院整合成立生态环境部,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对生态环境监管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必须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本文从提高政治站位、推进机构改革、拓宽监管主体、完善政策法规、提高监管费用和加强监管手段等方面全面回顾了40年来中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的内容,总结改革成果与经验,分析监管体制改革存在的问题诸如横向职能分散、纵向监管乏力和监管主体结构失衡等。最后,根据生态文明建设指导意见,从生态环境政策、监管网络、队伍建设和监管主体等方面对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改革进行了展望。

生态环境监管碎片化困境及整体性治理

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内的战略目标。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机制是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目标的必由之路。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监管存在着不同主体间难以协调、制度难成体系、信息数据不共享等碎片化问题,无法有效解决复杂的生态环境问题。整体性治理作为一种以整体性、系统性取向的治理范式,对于解决当下生态环境监管过程中出现的碎片化问题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分析当前生态环境监管中出现的碎片化表征和原因的基础上,从监管理念、监管制度、监管主体、监管技术方面提出我国生态环境监管整体性治理路径。

生态环境监管应由“碎片化”走向“系统化”

我国生态环境监管一直存在价值理念冲突、监管部门职能重叠、职责不清、各方利益争夺难以协调等问题,由此导致监管的"碎片化"。为有效解决这些问题,促成由"碎片化"向"系统化"的转变,需要政府强化生态监管理念,完善法律机制,整合部门职能,引导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生态环境监管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