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监会、法院与人大：如何监管证券市场？

证券监管的权力不能过于集中。一方面，可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的定期听证会对证监会进行平衡。另一方面，可在证券领域试点判例法，把一部分证券规则制定权转移到法院。

监管资源约束如何影响上市公司盈余质量?--以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为例

本文构建理论模型,探讨证券监管资源约束对上市公司盈余质量的异质性影响,并基于《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发布的政策冲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尽管受到监管资源约束,证券交易所一线监管仍然对利润虚增动机的公司有明显的盈余质量提升效应;但由于“虹吸作用”,利润虚减动机公司的盈余质量提升效果会被削弱。机制检验表明,尽管利润虚减动机公司的盈余质量提升效果欠佳,但只要提高监管力度,同样能提升其盈余质量。监管效果的公司间差异并非由于监管虏获造成,监管资源不足是其产生的主要原因。良好的内部控制质量、较高的市场关注度能够显著缓解监管资源约束导致的虹吸效应。在我国加强和完善现代金融监管背景下,研究监管资源约束如何异质性影响上市公司盈余质量对创新监管方式、提高监管效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证券监管的“降本增效”何以实现? 证券执法的守正与创新

考虑到在违规减持的处罚中,监管规范相对明晰、案涉事实比较简单、处罚流程较为迅速、市场反响普遍积极等因素,预计2024年与减持相关的处罚依然会保持严厉态势,而责令回购和高额罚款将成为今后证监会遏制违规减持的主要手段2023年,我国资本市场顺利完成全面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等重大改革,中国证监会平稳实施机构改革,继续依法全面加强监管,发挥打击欺诈发行、财务造假、内幕交易等乱象的作用,并有效防范化解了重点领域风险。

非创新专管部门监管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影响——以证券交易所问询为例

目前我国企业“重数量、轻质量”的策略性专利行为严重阻碍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如何解决这一问题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现有研究大多关注创新活动专管部门对专利行为的政策性监管,忽视了证券交易所作为非创新专管部门对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证券交易所对企业研发活动的监管问询通过“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抑制了企业的策略性专利行为。进一步研究发现,良好的治理环境和信息环境有助于“治理效应”和“信息效应”的发挥。本文拓展了企业策略性专利行为的研究视角,为非创新专管部门抑制策略性专利行为提供了经验证据与有效参考,有助于推动企业和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的理论基础研究——基于成本收益方法和监管比例原则的分析

证券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是对发行数额较小且受法定最高额度限制的证券公开发行免于注册或核准的法律制度,其创设旨在促进中小企业融资。深入剖析此项制度的理论基础,有利于为我国未来的制度构建提供理论支撑。从发行人及证券监管者视角看,经济学的成本收益理论、行政法中的比例原则均与该制度密切相关。本文依据成本收益理论对股票公开发行及上市费用进行的数据分析表明,此项制度设计具有经济合理性。由于证券监管权隶属于行政权,因此该制度行使受比例原则约束具有应然性。鉴于小额发行的额度较小,可适当降低监管强度。简化发行审核程序及信息披露等设计,既可便利中小企业的资本形成,又可给予投资者必要的保护,且避免了监管资源浪费,较好地均衡了各方利益,体现了比例原则的内核。本研究得出如下结论:成本收益理论、比例原则均可作为支持小额发行豁免制度得以产生的前提性理论基础,并可在证券法促进资本形成与保护投资者之间达成平衡的层面上,为小额发行豁免制度搭建理论框架。

A股市场改革必须“抓纲” 证券监管立场应回归本源

注册制改革的核心使命是什么?回答应当是:实现“监审分离”。其目的应当是释放监管部门手脚,使其监管立场回归本源——确实变成投资者合法权益的保护者。但我们做到了吗?现在看,至少在监管回归本源的问题上,广大投资者还不满意。这就是所谓“技与道”。原本,“道”是目标、是方向,而“技”应当围绕“道”的要求展开,为“道”的实现服务。但如果市场建设“重技轻道”,结果是:资本套利工具不断被推陈出新.

论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

随着行政任务的持续更新以及证券违法行为的日益复杂化,传统的高权证券监管模式难以实现对证券违法行为的有效治理。在提高证券监管效能、企业合规治理等政策术语的牵引下,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成为证券违法行为治理的新道路,蕴含着从高权行政到契约行政、从政府监管到内部治理、从片面威慑到激励监管的范式转变。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并非单个监管工具,而是由“标准制定”“过程监督”“效果反馈和验收”等内容构成的一整套制度体系,是企业自我规制与政府规制的统一。作为一种规制工具,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制度本身也是对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干预,证券监管和解合规协议必须从合规依据、适用范围和执行措施等方面置于行政法治的框架下加以控制。

如何提高中国证券投资基金监管政策的效力

合理选择和使用政策工具有助于实现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的政策目标。文章运用文本分析法,通过构建“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力度”的三维分析框架,对1997—2022年颁布的与证券投资基金监管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了量化分析。研究发现,我国以强制型政策工具使用为主,且各政策工具子类型主次分布明显,政策工具整体分布表现出“审慎”的监管态度;政策目标分布较均衡,政策工具分布结构受政策目标的影响,表现出“重强制、轻激励”的结构特征;政策总效力随着政策数量增加而不断提高,政策发布主体涉及较广泛,但以单部门发文为主,部门联合发文力度不够,部门间政策协同有待提升。综上,文章提出以下建议:适当调整政策工具使用结构,加强信息型和激励型政策工具的组合使用,不断增强政策拉力;提高政策工具与政策效力的契合性,从“协调性”“多元性”“长期性”三个层面实现政策工具、政策目标和政策力度的有机结合。

证券监管、公益性捐赠与审计费用——基于中国A股市场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中国2014—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分析了证券监管、公益性捐赠与审计费用三者的关系,结果表明:公益性捐赠与审计费用正相关;证券监管对公益性捐赠增加审计费用具有抑制作用;无论是战略性捐赠还是非战略性捐赠,证券监管对公益性捐赠与审计费用的正相关关系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在市场化水平分组中,市场化程度低的地区公益性捐赠对审计费用的影响更加显著;相较于内部控制质量水平低的企业,内部控制水平高的企业公益性捐赠越多,审计费用越高;“审计意见购买”假说在文中不成立,验证了主检验的稳健性。

宏观审慎监管与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测度研究

美国次贷危机后,宏观审慎监管成为全球共同的金融监管理念,引起各国金融监管框架和监管制度重大变化.本文研究宏观审慎监管框架下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结合市场危机发生的案例,分析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的发生机理。基于宏观审慎监管要求,分别从宏观经济、股票市场和证券机构三个维度选取客观性指标构建指标体系,采用综合指数法测度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研究显示,自2000年以来,我国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指数跌宕起伏,2006年以前系统性风险逐渐下降;2008年至今系统性风险呈增加趋势。实证分析表明,每次危机发生前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都会大幅增加。在测度系统性风险的基础上,本研究确定系统性风险指数预警值,运用Logit模型进行预警因素分析,检验预警值的有效性和可靠性。证券市场系统性风险预警是宏观审慎监管的重要环节和逆周期监管的实施依据,系统性风险达到或超过预警值,意味着应运用审慎监管工具进行逆周期调节,这对保持证券市场平稳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问题与出路:证券监管实践中一致行动人的判断——从亲属被推定为一致行动人之反证为切入

证券监管实践中推定一致行动人的“类案异判”现象折射出《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83条就一致行动人定义及其判断模式的局限性。在金融环境从严监管的态势下,原本“僵化”的推定一致行动人具体性规定模式,最终使一致行动人的判断趋于“形式化”。我国推定一致行动人的现行立法模式既偏离一致行动人的制度逻辑,亦难以适应证券市场的更新变化频速,因此具有显著的不正当性。一致行动人判断应采取“抽象性规定”立法模式,并明晰一致行动人现实诱因及“合理不法”双重属性,厘定符合比例原则之判断模式。准确理解和适用一致行动人,核心在于明晰一致行动人的实质在于“一致”及“行动”,并在此基础上考虑一致行动之客观一致表现、主观一致表示,以及形式及实质相反证据的提供情况。

利用证券监管规范推行ESG信息强制披露可行么?

通过证券监管实现ESG信息强制披露还为时过早。在没有充分证据支撑甚至缺乏合理概念论证支持的情况下,贸然实施ESG信息强制披露可能弊大于利利用证券监管规范来应对社会问题是近年来政策工具的一大创新。这一创新举措始于2010年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该法案规定了矿山劳动安全和冲突矿产披露制度。(译者注:该法案要求从事自然资源开采的公司在其年报中报告矿山事故,这一规定提高了受监管矿山公司的工人安全程度,表明信息披露能够促进社会责任。)如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出了一份要求强制披露气候变化信息的草案。直观来看,这些规范旨在保护投资者的权益,但实际上SEC的目标可能不限于此。

数字化时代证券市场信息披露优化研究

信息对证券市场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信息披露是企业向外部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因此,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监管成为证券市场的核心监管任务。企业通过实施数字化转型策略推进其高质量发展。同时,随着区块链、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技术在证券市场上的应用,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质量不断提升。在实体经济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的背景下,文章结合数字技术的发展以及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现状,分析证券市场信息披露存在的局限性和风险,并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管提出改进思路和建议。

吹哨人制度在我国证券市场中的应用问题研究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首次在立法层面确定了证券市场的吹哨人制度,随后《证券期货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工作暂行规定》在2020年的修订中对其进行了细化规定。即便如此,我国在证券市场上的吹哨人制度仍然存在一定的程序空白,总体呈现出不太成熟的态势。可在借鉴美国证券吹哨人制度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法律法规进行完善,特别是对举报信息筛查、奖金额度标准以及举报人保护等方面,从而促进我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

证券市场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随着全球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资本市场的日益成熟,公司治理结构逐渐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话题。在证券市场中,公司治理结构被认为是保护投资者利益、提高企业竞争力和促进市场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探讨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本文旨在探讨证券市场公司治理结构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通过对大量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对公司绩效具有积极影响。此外,证券市场的监管环境对公司治理结构的有效性具有重要影响。因此,为了提升公司绩效,上市公司应重视改善治理结构,同时证券监管部门应加强监管,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2024〕7号)

现公布《关于修订<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关于修订《关于加强上市证券公司监管的规定》的决定一、正文第一段修改为“上市证券公司具有证券公司与上市公司的双重属性,作为证券公司,要适用证券公司监管相关法规;作为上市公司,要适用上市、发行监管相关法规。为做好相关法律法规的协调和衔接,加强对上市证券公司的监管,督促上市证券公司端正经营理念,聚焦主责主业,把功能性放在首要位置,积极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作用,突出价值创造、股东回报和投资者保护,落实全面风险管理与全员合规管理要求,提升信息披露有效性,在规范公司治理等方面发挥标杆示范作用,现规定如下。”

政治关联能否屏蔽证券监管对于审计师的治理效力?——基于民营上市公司证券违规的情景考察

证券监管和独立审计都被视作上市公司重要的外部治理机制,但少有研究对二者作联合考察。本文以民营上市公司证券违规为场景,探讨这一事件对上市公司审计师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民营上市公司被证券监管机构披露违规以后,其审计师更容易出现变更,也更容易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但违规民营上市公司可以通过其政治关联削弱审计师变更的概率,并且减少被出具非标审计意见的可能。

试论我国证券监管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

文章基于传统证券监管理论面临各种现实困境的实际情况,对证券监管理论进行了分析与梳理,报告了我国证券监管理论面临的现实挑战。通过理论联系现实的方法,得出了证券监管理论中的公共利益论、监管俘获论、监管经济论、监管辩证论以及监管激励论的渊源与精髓;分析了我国证券监管理论面临的主要挑战:监管寻租挑战公共利益论,投资者权益受损挑战监管俘获论,监管力度不足挑战监管经济论,监管滞后挑战监管辩证论,吹哨人制度缺失挑战监管激励论。针对严峻现实问题,提出了加快证券监管转型步伐,健全中小投资者保护机制,加大证券执法力度,加速证券监管手段创新,适时引入吹哨人制度等政策建议,对提升我国证券监管效率提供重要的理论参考。

中国证券市场操纵及监管实践:评述与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是经济转轨过程中的新兴市场,一方面,监管机构的监管经验和水平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另一方面,证券市场操纵行为监管中需要应对的许多问题都是没有先例的新问题。因此,强化证券监管机构在反操纵体系中的主导作用,是完善我国证券市场反操纵体系的可行途径和方式。本文从理论研究和体系发展建设两个方面梳理并评析了我国证券市场操纵监管的实践,提出改善我国反操纵行动实施成效的若干建议,主张继续加强以经济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的反操纵理论研究,注重对操纵行为的实证分析,并加快反操纵制度体系的创新步伐。

瑞幸事件与中美跨境证券监管合作:回顾与展望

2020年4月2日,瑞幸咖啡自爆严重财务欺诈行为再次引发中美跨境证券监管问题的讨论,中国证监会(CSRC)、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PCAOB)分别做出严厉声明与系列反应.中美跨境证券监管合作受制于两国不同的社会制度、证券法律、监管模式和市场成熟度,目前尚未形成系统的、双边一致与标准化的法律依据及执行标准.文章首先较为系统地回顾了中国跨境证券监管合作的已有内容与模式;在此基础上,基于瑞幸事件初步分析并构建了中美跨境证券监管的合作框架,当前中美证券监管合作的潜在难点主要包括如何就中国籍高管开展惩戒合作、如何提高跨境调取审计工作底稿的便利性、缺乏针对其他相关方的监管合作等;最后,对中美证券监管合作框架的未来发展进行了展望,以期更好地维护中美证券市场的稳定与秩序,并保护中概股境内外投资者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