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研究

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地方金融监管要在中央统一事权的前提下强化各地风险处置责任,构建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是强化风险处置责任有效手段。我国目前除了根据中央纲领性文件确定了金稳会和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主体地位外还缺乏其他相关的问责机制设计。基于监管者问责的理念,问责机制作用的发挥需要一系列的制度设计进行配合,金融监管问责需要在明确监管主体的前提之下,确定监管目标,构建常态化的回应交流平台,实现事前、事中、事后的动态化问责,并通过出台相关法律为问责机制提供实体和程序上的保障,如此才能保障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在治理监管者、提高监管效率作用的有效发挥。

让薄弱学校改造监管问责有法可依

薄弱学校在硬件上主要表现为基础设施条件差，软件上主要表现为学校师资队伍弱、管理水平低、生源质量差、办学质量与效益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明确提出，“改造小学和初中薄弱学校，尽快使义务教育学校师资、教学仪器设备、图书、体育场地基本达标。”我国从2010年开始实施农村义务教育薄弱学校改造计划，工作力度大，

金融监管问责的理论逻辑及其构建路径探析

2017年7月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作出了强化金融监管问责的决策部署,但是真正落实监管问责,尚需进行一系列机制设计和法律制度安排。本文阐释了金融监管问责的内涵、理论来源及其实践价值,分析了我国金融监管问责现状,并在借鉴域外成熟经验做法的基础上,提出了构建我国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相关政策建议。

遏止“电梯吞人”须对监管问责

5月14日，湖北宜昌一家超市手扶电梯发生事故，导致一位老婆婆当场身亡。同一日，西安55岁的杜女士在电梯门打开后迈入，轿厢并未到达，从15层跌落，当场死亡。15日，深圳某医院实习生王某走出电梯时，电梯门关闭，王某被挤压身亡。16日，61岁老人坠入云南玉溪市一部电梯里死亡。

权力下放、多元参与、问责监管——英国教育走向现代治理的历程、特点及经验

从社会、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看,英国教育,特别是英格兰地区的教育从传统教育管理走向“扁平、分权、多元制衡”现代教育治理所经历的四个历史时期,即1940—1978年的“国有化”时期,1979—1996年的“市场化”时期,1998—2010年的“第三条道路”时期,以及2010年至今的“后金融危机”时期,可以发现,英国教育治理的显著特征是权力下放、鼓励多元群体参与、强化问责监管,由此,英国实现了教育治理的全面转型,不仅完善了相应的治理体系,而且有效提升了相应的治理能力。英国教育治理的基本经验包括:明确权力边界、深化治理体系建设,鼓励多元参与、不断提升治理能力,完善问责监管、持续激发学校活力等等。

谁的问责之手?——中国监管问责转型的动力机制分析

政府监管职能扩大使强化对官员监管问责成为必然要求,但对谁来推动监管问责,却存在认知差异。理论家们注意到集团、精英、国家以及意识形态对权责关系变革的作用,但存在来自具体时空叙事与宏大理论抱负之间张力的挑战,根源在于缺少对机制及机制间关系的阐释。文章以中国生产事故监管问责转型为线索,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的监管问责中,事故调查经历了从行政集权到公共治理的转型,课责惩戒也在政纪驱动和司法能动下走强。监管问责从弱到强的核心机制在于压力型体制下的行政推动力和回应型国家下的司法能动力,目的在于增强中央权威的控制力,根源在于党政结构所具有的强国家自主性。中国监管问责转型展现了党政体制调适国家权力结构以与发展理念相适配的中国经验,是统筹发展与安全的历史展现。

地方政府债务的问责监管与制度完善

问责制被运用于地方政府债务领域,对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监管、防范化解债务风险具有重要意义。从现行制度看,问责监管集中在隐性债务领域,显性债务领域存在问责缺位问题。由于显性债务规模急剧扩张、偿债压力日益显现、债务风险愈加现实,应当确立对隐性债务进行风险问责、对显性债务进行绩效问责的合并问责监管,同时积极推进问责监管的制度化、法治化,并确立穿透式监管原则。

金融监管者问责:意义及机制——兼论银监会的问责制

金融监管者问责制度,对于完善金融监管机构的监管,进一步提高监管效率,具有积极的作用。从金融监管问责的重要意义及机制的建立入手,结合《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履职问责试行办法》,分析其不足并提出改进的政策与建议。

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研究

构建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是强化金融风险处置责任的有效手段。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明确提出,地方金融监管应在中央统一事权的前提下强化各地风险处置责任。目前,我国地方金融监管体制仅确立了"金稳会"机构设置以及地方政府对地方金融监管机构的问责机制,尚缺乏他项问责机制的体系性设计。基于监管者问责理念,金融监管问责需要在明确监管主体前提下确定监管目标,构建常态化回应交流平台,实现事前、事中、事后动态化问责,并通过配套立法为问责机制提供实体性和程序性保障,以此发挥地方金融监管问责机制的监管者治理和提高监管效率的作用。

金融安全与监管问责

金融安全与稳定,关系着一国的经济体系的效率和风险。金融是血脉,是经济体资源配置的基本工具。金融存在外部性及风险可能外溢等特点,使得金融需要严监管。

建立健全问责机制切实推动履职尽责——深交所自律监管问责情况、主要问题与下一步工作打算

组织和监督证券交易，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证券交易所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赋予证券交易所的重要职责，切实履行好证券市场监管职责，既需要“监管者”牢固树立依法、从严、全面监管的理念，也需要加强对“监管者”自身的监督，以问责倒逼“监管者”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应推行监管者问责制

从去年至今，金融领域高频率地发生大案，决非偶然。一方面，问题的暴露在一定程度上是中国金融改革深化、加强对金融领域执法力度的结果；另一方面，表明我国银行自身体制、制度建设、内部管理及外部监督方面存在很大的问题。

我国公共服务外包过程中政府失责问题研究

文章基于责任政府理论视角,对于政府责任进行概念界定,结合我国政府公共服务合同外包过程中政府责任缺失的现状,分析我国由于政府角色界定错位、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问责机制不完善以及行政人员伦理道德意识浅薄导致我国政府失责现象。文章从政府市场关系、法制建设、供给主体多元化、监管问责机制以及职业伦理角度对政府失责现象进行路径改革。

证券监管的独立性与监管治理研究

金融监管治理直接关系到金融监管有效性的实现,其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和核心要求就是监管独立性。金融监管独立性这一议题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与研究,正在形成丰富的内涵和多元化的实现机制,可以为长期以来被忽视的证券监管治理提供有力的理论指导和支持。当前,我国证券监管独立性与监管治理在监管目标统筹协调、监管规则制定和透明度、监管资源和权力配给、监管问责和治理机制等方面仍有待进一步完善。未来我国应不断强化证券监管治理的独立与问责理念,从监管机构独立性、行业立规权独立性、行业监督权独立性和预算安排独立性四个方面加强有助于证券监管独立性的制度措施,同时进一步完善问责机制,以进一步提升我国证券监管的有效性。

建立分层次、递进式监管模式的思考

在管监分离、集中监管的原则下,建立分层次、递进式监管模式,必须调整监管指导思想和监管原则,全面了解被监管的对象,划分监管层次和重点。本文根据人民银行内部监管机构和职责的调整,结合工作实践,对分层次、递进式监管模式的具体实施问题提出自己的思路。

治理监管宽容的国际经验与启示

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监管宽容问题及其治理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国际监管组织和各国监管当局在强化监管履职、减少监管宽容等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本文在梳理分析银行监管宽容成因的基础上,对国际上治理监管宽容的实践经验进行了归纳总结。国际上的监管宽容治理主要包括三类:建立正式的监管干预制度,通过立法明确监管者在一定情境下必须采取监管行动;将早期监管干预机制嵌入日常监管流程,促使监管者更加主动地针对风险隐患进行早期监管干预;建立监管绩效考核框架,完善监管问责机制。对我国而言,可以从进一步完善前瞻性风险监测工具与手段、完善银行监管绩效评价机制、探索建立正式监管干预制度、完善问题银行处置和退出机制等方面,继续完善监管框架和流程,以进一步提高监管有效性和有效防范监管宽容。

论对我国证券市场监管者再监管的机制构建——以《证券法》的修订为视角

2015年股灾的发生使得《证券法》修订之路充满波折与变数。2015年《证券法(修订草案)》体现了IPO注册制、提高欺诈发行处罚力度、取消七类行政许可等众多亮点,但是关于对监管者监督与制约的相关条款却鲜有变化。股灾的发生与监管失灵有很大关系,而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则是由于对监管者再监管(1)的立法缺失。现有立法关于对监管者监督与制约的规定不完善、法律责任规定疲软、公众监督与救济渠道有限等均是引发监管失灵的重要因素。在全国第五次金融工作会议决定设立金融发展稳定委员会的良好契机下,建议《证券法》修订时考虑完善对监管者监督与制约的相关规定,严格追究监管不力的法律责任,拓宽公众利益受损后的监督与救济途径,实现对监管者再监管的立法保障。

对当前建筑工程安全监管工作的思考

本文就当前建筑工程安全监管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特别是对安全监管机构和安监人员的弱势地位的形成进行了深入探讨,并对如何提高安全监管效率提出了一些建议。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进展与关键问题

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已成为转变政府职能、完善公共服务供给以及优化社会治理的一种新型改革方式。基于CiteSpace.5.8.R3软件,对国内外有关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重要文献进行关键词、作者、国家以及发文机构等可视化呈现,从而分析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研究进展与关键问题。研究发现,国外主要以福利为中心对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进行探讨,而国内主要探讨政府、社会组织、公众三者之间的多元关系;从实操层面来看,购买的边界和范围、监管和问责以及运行机制构建是政府购买公共服务过程中的三大关键问题。本研究不仅提供了较为完善的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科学知识图谱,也为推进政府购买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思路和方向。

证券监管该向谁问责:机构VS个人——基于行政处罚IPO保荐违规行为的经验证据

完善对证券发行中介的监管制度,避免欺诈发行证券,是各国证券监管的重要内容,也是证券监管理论的核心问题。合理界定违规主体责任并对其进行处罚,有助于强化证券监管效力,促进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但现有文献却较少述及。本文利用中国IPO项目及保荐机构和保荐代表人的数据,首次考察了IPO违规责任界定和处罚对象合理性。研究发现:无论是项目层面还是保代层面,违规项目质量和违规保代承接项目质量均显著低于其他类别项目质量,违规行为在同一机构内并不普遍。进一步分析发现,违规保代承接项目中违规项目质量最差,但处罚后违规保代的执业质量显著提升;此外,当保荐机构为上市券商、IPO项目聘用十大事务所时,违规保代与其他保代执业质量的差距显著减小。本文结果说明,保代是违规行为的主要责任人,通过加强保荐机构内部质量控制和外部监督等事前机制,可以有效提高保代执业质量。本文发现有助于拓展券商作用和证券监管的文献,并为完善证券中介监管制度提供建议参考。